内容摘要：宋庆龄作为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非常注重新闻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她对新闻媒体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有意识地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对于国内外进步媒体予以团结和最大限度的支持，对执政当局针对进步媒体的打压和迫害也予以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同时，宋庆龄还多次参与新闻实践活动，创办多种新闻媒体。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宋庆龄团结了斯诺、史沫莱特、斯特朗等很多国外新闻工作者，推动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

　　关键词：宋庆龄；新闻

　　宋庆龄是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还曾经担任新中国重要领导人。在她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她非常注重新闻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因此她传奇的一生也就和新闻有着不解之缘。本文通过相应的史实，抽丝剥茧，厘清宋庆龄新闻活动的基本内容、总体思想精神，以图对当下的新闻传播活动产生相应的启迪。

　　一、宋庆龄对新闻媒体功能的认识

　　宋庆龄作为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广泛地介入了国家和社会的诸多事务，并就此写了大量的文章，发表了大量的谈话。而这些大多数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刊播传布的。这体现了她对新闻媒体功能的充分认识。但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将新闻媒体（如报纸、广播等）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宋庆龄的言论不是被压制就是被歪曲或者断章取义。在这个情况下，宋庆龄就主动和国际新闻媒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她自己就曾说过：“虽然有些中文出版物有时也能利用，而在必要的时候或环境许可的时候，我也利用它们；但是当我的意见必须传播得越广越好的时候，我就只好依仗外国报刊和其他外国媒介了。”在《为新中国奋斗》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许多言论都是在境外媒体发表的。在境外媒体上公开发表言论，一方面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言论封锁，另一方面可以造成国际化影响，寻求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这样会对国民党当局钳制言论自由的举措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外围压力，从而迫使国民党当局控制的媒体有时候不得不刊载她的文字。

　　宋庆龄充分利用媒体，是得源于她对媒体功能的充分认识。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她发表了对新闻界的书面谈话，表达了这样一些思想理念：“新闻界同人和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们应当并肩站在一起，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因此，在这共同事业中，我们要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并且要忠诚地合作，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组织的宗旨在于争取为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换句话说，民权保障同盟是倡导和保卫出版自由的。因此新闻界为它自身的利益，应当热忱地赞助这一组织。”“我认为一个坚强而勇敢的新闻界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来在舆论方面兴起一个有利于自由和正义的潮流。”[①]正是因为她充分认识到媒体在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功能，才使得她传奇的一生和媒体有了不解之缘。宋庆龄一方面通过媒体发表大量文章，表达自己的政见；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她也通过媒体及时表达自己的态度，对于揭露事实的真相或者促成问题的解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及时通过《民国日报》表达自己的看法：“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②]在上海发生沈钧儒等人被国民党当局抓捕的“七君子事件”后，宋庆龄多次通过媒体发表声明，最终促使问题得到解决。

　　执政当局也意识到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因此对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媒体工作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打压和迫害。对于执政当局钳制舆论、迫害新闻工作者的丑恶行径，宋庆龄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例如《江声日报》总编刘煜生因为在报纸上刊登具有时代特征的进步文章而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逮捕后枪杀。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主席的宋庆龄闻知顾祝同如此践踏民权，非常震惊。她随即召集同盟紧急会议，并通知驻沪各新闻单位派记者参加旁听。既是同盟成员又是社会知名人士的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史量才等均到会。在会上，宋庆龄慷慨陈辞：“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以保障民权为己任，对镇江新闻记者刘煜生这样连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事件，我们岂能旁观。”同时，宋庆龄还倡议由上海新闻界发动罢市一日,以示态度之坚决。此倡议得到参会者的一致响应。[③]

　　对于国内进步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宋庆龄总是用最大能力予以团结。就是国外进步媒体，宋庆龄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肯定。“中国民权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的、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行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对于德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宋庆龄描述说：“报纸在法西斯的铁蹄下喘息着。整个工人阶级的报纸，甚至那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如《世界论坛报》和其他一些更温和的报纸全受到钳制，它们的编辑也被捕了。国外通讯稿在发出之前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她最终表态说：“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的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④]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西方媒体通过一些不实报道来攻击中国，宋庆龄也予以了及时有力的驳斥。对于媒体鲜明的态度立场，很明显体现了她爱憎分明的人格。

　　二、宋庆龄的新闻活动实践

　　宋庆龄深知媒体在政治斗争和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她除了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表达政见、进行政治斗争外，还结合具体情况用实际行动参与到新闻实践中来。

　　1938年6月，宋庆龄发起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他们积极参加了争取民族生存尖锐的斗争，积极参加了国际上反对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的斗争。在宋庆龄的关怀与支持下，他们办起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China Defense League News letter)，真实地向海外报道中国人民如何组织起来，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人士的支援。

　　《新闻通讯》开始篇幅很小，是油印的英文印刷品。后来改用用铅印，半月出刊一次。为了便于华侨阅读，它还出了中文版。它发布很广，是一个站在中国人民立场上，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刊物。

　　在宋庆龄的领导下，《新闻通讯》影响越来越大。她一方面亲自为刊物撰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政见，另一方面明确支持刊物的进步倾向，刊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活动，同时也经常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逆潮流而动的罪恶行径。例如“皖南事变”的事实真相，就是由《新闻通讯》率先向全世界进行披露的。这种做法使得国内外进步人士进一步认清进步和反动的两极，从而进一步壮大了进步力量。对于国际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新闻通讯》也给予了及时的通报。这些做法使得《新闻通讯》在进步势力中影响越来越大。

　　在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了中国福利会主席的职务。为了反映新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并展现人民的新生活，宋庆龄以中国福利会为依托创办了《中国建设》刊物。“这个刊物从创刊伊始，就一直致力于描述我国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成就，并且通过具体事实和形象化的报道来阐明人民政府的政策。”[⑤]在创刊号上，她发表了《福利工作与世界和平》的文章。在《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之际，宋庆龄又发表了《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在文章中，她写道：“十年来，在我们祖国出现了一幅壮丽的图景。我们的人民改变了自己的状况，改变了祖国辽阔的土地的面貌，也改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月复一月，我们的杂志力求用文字和图片，把这些变化如实地反映给许多国家的日益增多的读者。”宋庆龄认为“真实报道”是《中国建设》的根本出发点。直到1979年，宋庆龄还撰写文章说要“更好地完成已故周恩来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即“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团结。”[⑥]可以说，自从《中国建设》创刊，一直到宋庆龄逝世，她一直非常关心这个由她倡导创办的刊物，通过这个刊物让我们很大程度上了解宋庆龄的新闻思想。

　　除了亲自领导和参与《新闻通讯》和《中国建设》等刊物外，对于其他期刊，宋庆龄也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例如由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创办的《儿童时代》，宋庆龄专门题词祝贺并表达自己的希望：“《儿童时代》的刊行，便是在给儿童指示正确的道路，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光明灿烂的境地。”[⑦]十多年后，在《儿童时代》创刊三百期的时候，宋庆龄又特地撰文表示祝贺。文革结束后，《儿童时代》得以复刊，宋庆龄再次撰文表示祝贺，体现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关心。其他如《中国妇女》等杂志，她也予以适时的关心。

　　宋庆龄亲自参与新闻实践，一方面进一步体现了她对新闻媒体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她的新闻思想。宋庆龄虽然关于新闻的纯粹性理论文章不多，但是通过她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到她的新闻思想。

　　三、宋庆龄和外国新闻友人

　　因为宋庆龄社会活动频繁并经常和新闻媒体打交道，所以和许多新闻工作者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这些友人外，除了国内诸多新闻工作者外，最值得提及的是不少外国新闻工作者也成为她的至交，并且在她的帮助下成为报道中国情况的著名记者。甚至可以说，当时中国对外形象的展示很多时候就是通过这些记者得以体现的。这是宋庆龄的又一历史功绩。

　　斯诺是一个对中国影响很大，很多中国人都知道的国际性记者。他曾经采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等佳作，第一次在世界人民面前客观展现了红军的形象。人们都很赞赏斯诺的这部作品，但是很少有人考究他是如何秘密去陕北采访的。根据后来披露的史料，我们可以说，斯诺走向成功，首先得源于结识宋庆龄。1972年在斯诺逝世后，宋庆龄撰写文章吊唁，并说：“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⑧]这是对他们两人交往的高度概括。

　　1928年，斯诺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并在不久的家信中“暗示他对共产党人的兴趣”[⑨]。30年代初，斯诺认识了宋庆龄并对她进行了专访，并先后《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上专文介绍宋庆龄，并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孙夫人这样可以信任和爱戴的人。”[⑩]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到达陕北，拜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斯诺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兴奋地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在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内地小城市，军号声冲破宁静山谷，我难以想象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要我讲话，我也很难表达出我的激动心情。”[11]后来斯诺写出了影响世界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访问中国，他每次都要拜访曾经热忱帮助过他的老朋友宋庆龄。1960年的那一次，宋庆龄因为病重卧床没有能够面见斯诺，但是却给斯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有这样的话语：“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悠久的，历史肯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向着人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道路前进的，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曾帮助人民寻找这条道路。”[12]在后来宋庆龄撰写的纪念斯诺的文章中，她还深情地评价说：“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因为他留下了供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遗产。”[13]

　　史沫莱特是宋庆龄的又一个外国新闻界朋友。她在二十年代末通过苏联到达中国东北并很快南下到达上海，结识了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并一度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在《宋庆龄文集》中收录有一篇1931年宋庆龄和史沫莱特的谈话。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宋庆龄认识到创办一份进步的英文报纸的必要性，这个想法通过史沫莱特传递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后来在他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呼声》的刊物。

　　路易斯·斯特朗也是一个对中国有极大贡献的外国新闻工作者，毛泽东的“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通过她首先得到传播的。斯特朗到达中国后，经过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介绍认识宋庆龄，并曾和宋庆龄住在一起。她后来还撰文表达对宋庆龄的印象：“孙逸仙夫人宋庆龄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和最高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条，穿着清洁的亚麻布旗袍。举止谦和端庄，和粗暴的革命似不相称。现在她年轻居孀，却仍然为实现孙中山的夙愿而奋斗。虽然她外表文雅乃至柔弱，但她有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我看到她顶住家庭与社会的一切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14]斯特朗就是在宋庆龄的感染下逐步认清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

　　其他还有路易·艾黎、爱泼斯坦等外国新闻工作者也都是宋庆龄的挚友。他们在中国得到宋庆龄的大量帮助，同时也为宋庆龄参加各种革命工作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从另外一个层次上讲，这些外国新闻工作者因为多次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作者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新闻传播学和海南历史文化研究）

　　地址：571158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曾庆江

　　电话：13648618584

　　邮箱：fengzhiying131@126.com

　　[①]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上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宋庆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②]宋庆龄：《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原载《民国日报》1925年6月9日，见《宋庆龄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页。

　　[③]刘晓滇、刘小清：《〈江声日报〉事件与记者节》，《炎黄春秋》2005年1期。

　　[④]宋庆龄：《对德国迫害进步人士和犹太人民的抗议书》，《宋庆龄选集》（上），第120—123页。

　　[⑤]宋庆龄：《真实报道的传统》，《宋庆龄选集》（下）第378页。

　　[⑥]宋庆龄：《致〈中国建设〉读者》，《宋庆龄选集》（下）第594页。

　　[⑦]宋庆龄：《〈儿童时代〉创刊题词》，《宋庆龄选集》（上）第518页。

　　[⑧]宋庆龄：《吊唁埃德加·斯诺》，《宋庆龄选集》（下）第504页。

　　[⑨] [美]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沈永华、许文霞译，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⑩]《埃德加·斯诺传》第45页。

　　[11]《埃德加·斯诺传》72页。

　　[12]宋庆龄：《致埃德加·斯诺》，《宋庆龄选集》（下）第361页。

　　[13]宋庆龄：《纪念埃德加·斯诺》，《宋庆龄选集》（下）第511页。

　　[14]李辉：《在历史现场：换一个角度的叙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