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宋庆龄1919年加入国民党成为正式党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在党内的作用和地位逐渐显现，但随着蒋汪的相继分共，她决定暂时隐退，并参与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然而，邓演达和杨杏佛的相继遇害，使她认识到与国民党谈政治之不可为，遂置身于党外。宋庆龄与中共的正式联系始于1926年底，并于出访苏联后被共产国际秘密发展为地下党员，但国际方面没有知会中共，这一身份至1933年才为中共方面得知。宋庆龄与中共之间一直存在理性的合作，进入1935年后更为密切，直至为统一抗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时接受共产党建议重返国民党。随着宋庆龄对中共的理解加深，她几次提出入党请求，却由于工作需要未被批准。宋庆龄名义上是国民党，却不站在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立场为其效力；她直到临终前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却长期为共产党在国际上募捐支援，并在政治舆论上予以坚实的支持。相对于国共双方来说，宋庆龄都是事实上的“党外之党员”，只不过一个是从否定的层面来看待，一个是从肯定的层面来诠释。宋庆龄的这种复杂的党员身份，看似矛盾，实际上恰真切体现了她的政治信仰和人生选择。

　　关键词：宋庆龄　国民党　共产党　党员身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毋庸置疑，宋庆龄是个具有特殊身份的政治人物，她既是国民党的元老，又与共产党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本文将宋庆龄的从政生涯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虑，通过考察其政治信仰和人生选择的发展演变，试图探析她作为国共两党的“党外之党员”[①]的独特历史作用。

　　一

　　宋庆龄1915年成为国父孙中山的夫人，1919年加入国民党，但工作内容仍以辅助孙中山为主，较少有机会在党内独立发挥作用。1925年12月31日，妇女部长何香凝提名、广东省党部选举大会投票通过，宋庆龄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②]，这是宋庆龄在国民党的第一个重要身份。大会于1926年1月1日在广州开幕，宋庆龄从上海抵达时，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并在当日下午的会议上，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提议担任主席团主席，全体一致鼓掌通过[③]。次日，宋庆龄正式出席代表大会，发表演说，抱歉“不能早日来此，参与盛会”，希望革命党人“团结坚固……先生的主义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④]。16日，宋庆龄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249张有效票中得245张[⑤]。接着在1月22－23日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宋庆龄仍不接受妇女部长之职，被推选为特派驻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⑥]。

　　1927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汉口召开，一致认为，“为应付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非从速增加不可”，于是宋庆龄等5人被增选为政治委员[⑦]。3月7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宋庆龄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她极力谦让，提出不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彭泽民、吴玉章劝说“已推定，不必告辞”[⑧]。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所表现出的竭力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政策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深得与会者的信任和尊敬”，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⑨]。并在3月20日，与新当选委员集体宣誓就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宋庆龄进入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虽没有任实职，但政治地位迅速提升。

　　蒋、汪相继分共后，宋庆龄公开表示辞去中央委员职务，并拒绝担任国民党任何工作。1929年3月26日，宋庆龄被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她还在国外，并未出席[⑩]。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6月9日，宋美龄专程赶赴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南京参加全会，被宋庆龄拒绝[11]。1931年12月下旬，她又被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这都是国民党在宋庆龄没有出席的情况下授予的任命，她并没有接受。1932年9月7日，宋美龄从武汉来沪看望宋庆龄，其真实目的是奉蒋介石令，劝宋庆龄赴南京居住并在政府任职，遭到拒绝[13]。事实上，宋庆龄秘密赴苏访问回沪后，主要投身民权事宜，基本不参加国民党的组织活动，尽管国民党一直保留她的席位。直到1937年2月，为了促成国共合作，宋庆龄才出席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

　　此后，宋庆龄在国民党内有一系列的任职，但大多是虚衔，她也从不到任，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上。1939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任宋庆龄为国民政府委员。1942年11月12日，宋庆龄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14]，但其动机仅在于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77周年活动。1943年10月4日，宋庆龄被国民党中央第239次常务会议增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5]。1945年5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宋庆龄未出席会议，但在预备会上被蒋介石提名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20日，宋庆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6]。1946年3月16日，宋庆龄被国民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7]，她同样未出席会议。1947年4月18日，她被国民政府聘为政府顾问。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政治上对宋庆龄是十分重视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尤其在日本全面侵华、全国抗战爆发后。究其根本原因，显然是为谋夺政权合法性及争取更多民众支持的政治需要。

　　据信，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即向宋庆龄求婚，宋庆龄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断然拒绝[18]。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宋庆龄在武汉坚决抵制，她一周内连续参加重要会议，如7月13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15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8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政变后的有关问题，通过惩治蒋介石的决议[19]，表示与之决裂。接着，汪精卫步蒋后尘分共，宋庆龄对国民党非常失望，宣布暂时引退，8月底出访苏联。

　　事实上，在大革命失败、三民主义道路因蒋汪背叛而中断后，宋庆龄在政治上已开始逐渐远离国民党。1927年11月，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等在莫斯科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表明她作为一个正式的政治力量，走上与蒋对立的历史舞台。回国后，宋庆龄并没马上参与政治活动。邓演达被难后，宋庆龄在《申报》发表了《宋庆龄宣言》[20]，表达了最深沉的悲痛和愤怒。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陈翰笙也参与组织[21]，宋庆龄任主席，宗旨是“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22]。但不久，总干事杨杏佛又遭刺杀，宋庆龄始知与国民党谈政治之不可为，思想上有了很大震动。

　　国民党曾用美男计接近宋庆龄的女佣，伺机暗害宋庆龄，但很快被识破而未得逞。西安事变后，宋庆龄收到一封恐吓信，附有两颗子弹，内容大意是：你勾结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委员长，如果蒋委员长发生意外，这些子弹是不认人的[23]。特务还打算用制造“车祸”的办法，将宋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给她造成长期住院，这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了。最后蒋介石担心难以摆脱追查，才决定取消计划[24]。庆龄是宋氏家族中的一个成员，蒋不可能与宋氏家族完全决裂，他对宋庆龄采取高姿态，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而与此同时上海的帮会流氓对她进行毫不客气的威胁，并不时采取一些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但宋庆龄既不受国民党名利的诱惑，也不惧对其个人生命安全的威胁。爱泼斯坦对她作过这样的评述：“宋庆龄本人在世界上‘超前的反法西斯’行列中早就赢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她的反法西斯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她的这一立场甚至在德国纳粹掌权之前很久就很明确。她不但在日本，也在蒋介石的亲信和杀手组织‘蓝衣社’身上，闻到了同纳粹一脉相通的气息”[25]。在华记者埃贡·埃尔文·基希描述说，“恪守孙逸仙的理想的孙逸仙夫人，不得不住在上海的外国租界，被列强的14个暗探机关侦察着。如果她要走进中国地界，她很可能遭受那自称是她丈夫的党的那个党的狙击”[26]。

　　但国民党一旦陷入僵局时，总是会想到宋庆龄的作用。如为与中共商谈联合抗日，国民党派出几路人马探寻各种可能的渠道，但都因没有双方一致认可的方式而放弃或作罢[27]。最终，还是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由宋庆龄派董健吾赴苏区才接通联系。西安事变后，蒋表示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宋庆龄出席了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词。这是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蒋介石发动政变、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与政策，拒绝担任国民党任何工作近十年来第一次、也是她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标志着宋庆龄由与蒋完全对立到在对抗中求合作的转变。对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宋庆龄联合何香凝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并向国民党提出切实的建议[28]。

　　二

　　自孙中山决定联共后，宋庆龄与中共也开始有了接触，但并无深度交往。宋庆龄与中共最早的正式联系，始自1926年底。12月23日，宋庆龄与于右任、吴稚晖、蔡元培、柏文蔚、王正廷等一同被聘为中共组织的中国济难会的名誉董事，“参与规划，共理会务”[29]。这是宋庆龄与中共在救济事业上合作的开端。蒋汪相继政变后，宋庆龄仍坚持孙中山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处于同一战线，并在南昌起义通电上署名。

　　此后，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回国后被共产国际发展为地下党员，为共产国际工作且帮助中共，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并不知情。直到1932年发生震惊中外的“牛兰事件”[30]，共产国际因牛兰是重要领导成员，多方设法解救，让宋庆龄也利用个人关系呼吁，这就与中共方面不可避免地直接打交道。这时，中共特工潘汉年等才有所了解，但很疑惑：“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会把第三国际的关系交给孙夫人！？[31]”1932至1933年，宋庆龄与中共之间开始秘密联系，由董健吾的13岁的女儿担任地下小交通，负责为宋庆龄与中共传递信件，直到1936年底[32]。中共确知宋庆龄的共产国际身份，应该是在1933年，陈赓、廖承志等被捕，而中共无法出面营救。4月5日，宋庆龄巧借视察监狱之机，将党组织给狱中同志指示的纸条扔在地上，接通了狱中陈赓与党组织的联系[33]。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向国民党交涉，廖承志才得以释放。后宋庆龄秘密来到廖家，向廖承志明示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让他汇报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情况并写出叛徒名单，由宋庆龄转交中共[34]。

　　1933年，宋庆龄与中共合作，联合30多个团体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宋庆龄任会长，在3月8日的筹备大会上，她向当局提出发动中国抗战的四项要求，还着重宣传了中共提出的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35]。有一次，需要从沪东去取一箱枪支弹药运送给红军，尽管巡捕检查得很严，宋庆龄竟把武器放在乘坐的黄包车车座下，顺利透过租界上的重重哨卡[36]。但由于共产党利用御侮会大力购买武器、鼓吹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因此御侮会总会被租界捕房搜查。宋庆龄不尽赞同共产党的“左”倾行动，4月23日，她致函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辞去该会主席职务，表示“此后仍当以会员一份子之地位，……努力御侮工作”，“庆龄对一切事业，向来量力负责，不作虚伪谦让”[37]。这是她自感无力纠正御侮会“左”倾错误而作的消极抵制。在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历史上，宋庆龄承担领导职务旋即辞去，唯有这一次。然而御侮会没有从活动受挫、宋庆龄辞职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左”倾错误在随后的“五一”游行和“飞行集会”中再次升级，最终总分会都被国民党市政府查封，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及成员60余人被捕，御侮会就此瓦解。

　　1934年，中共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是由上海地下党召集会议，宋庆龄任会长，向参加会议的英、法、比等国领导人以及其他代表宣读六大纲领，并由宋庆龄签名公布[38]。可见，像宋庆龄经常说的那样，她不是中共党员，但她是中国革命的一员，并显然与中共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是年夏，因江西苏区遭围剿而形势困难，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书记盛忠亮约宋庆龄会谈，请求她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起运动，以减轻国民党对苏区的压力。宋庆龄答应竭尽全力来帮助[39]。当然，宋庆龄对中共的支持并不表明她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她看到了中共当时的左倾错误，对一些严酷的事实决非视而不见。据伊罗生回忆，当他同共产党人意见不合向她告别时，宋庆龄给他的最后一个警告是小心。“我想她的意思是要我小心国民党的恶棍，但不是这样。她说她指的是我们的共产党朋友。我吃惊地看着她，她重复说，‘是的，要小心，你不完全了解这些人，他们任何事情都干得出’。[40]”不过，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宋庆龄所指的是共产党中的一些极端分子。斯诺这样描写她说：她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党的路线。有一次当我对托洛茨基提出一些批评时，她忽然微笑着走到书架旁，取出托洛茨基新出的《革命被出卖了》一书，她把书递给我说：‘这里有很多真理，读一读吧’”[41]。

　　宋庆龄对中共的贡献，还在其它很多方面得到体现。1935年8月，宋庆龄委托马海德护送陈云等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42]。11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邱吉夫被特务绑架，他是负责电台的，因此上海与中央失去联系，后由当时任交通的汉光召集徐强、董健吾商量，决定去陕北找党中央，去陕北的通行证与路费都是宋庆龄帮助解决的[43]。同时，宋庆龄还想方设法给予帮助，使上海地下组织在1936年又恢复了电台工作，保持了同党中央的及时联系[44]。一二·九时，北京的地下党组织同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北京地下党派邹鲁风去联系，邹到上海将信面交鲁迅，后者转给宋庆龄，宋庆龄交给上海地下党。如此这般，“电工”就把“电线”接通了[45]，鲁迅曾在日记中有含蓄记载。

　　1935年后，宋庆龄与中共的合作进入了更为亲密的新时期。毛泽东曾写信给她，请求帮助提供资金，宋庆龄即筹集汇寄了一笔5万美元的款项[46]。1936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致函宋庆龄，请她挑选一名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去考察。宋庆龄毫不犹豫地选中了斯诺和马海德，并对后者说，“你到苏区要特别详细了解一下那里缺医少药的情况，我们好设法支援”[47]。随后，宋庆龄向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提出要求：希望中共派一位共产党员给她，以便联系。她说：党要找我容易，但是我有事情要找党商量，就有困难了[48]。

　　毛泽东对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深切的理解，当日本侵略战火迅速蔓延、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毛致函宋，请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49]，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宋庆龄对1927年以来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放弃总理三大政策，共产党提出推翻国民政府的口号，以至损失无数宝贵的精力从事内争，致令国家民族的真正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的局面显然是痛心疾首的。她马上将信息传达于国民党中央，并介绍潘汉年与国民党要员吴稚晖、宋子文、孔祥熙等会见，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架起了桥梁。她还接受毛的建议，为敦促国民党改变政策、联共抗日，向当局大声疾呼：“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50]。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国共两党恢复了中枢间的直接联系，她的帮助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51]。宋庆龄以国民党中执委的特殊身份，凭借她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努力推动国共再度合作、团结抗日。

　　宋庆龄之所以能接通国共上层中断了近10年的关系、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可能，主要是因为她对国共合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及其重要性、广泛性，以及对统一战线中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对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等主要方面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一致。西安事变中，她在周恩来和宋子文、宋美龄之间充当联系人，在为和平解决事变做出特定贡献的同时，也显示出她在政治上独特的作用。1937年7月下旬，宋庆龄在寓所会见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等，听周恩来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她表示支持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52]。9月，经过宋庆龄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这为宋庆龄开展募捐救济工作提供了政治基础。

　　三

　　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宋庆龄要做的每件事都遭到了挫折”[53]。事实上，面临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宋庆龄在“反蒋”和“抗日”两方面，都已处于难以有所作为的困境[54]，她的存在只是一面象征的旗帜，给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鼓舞。宋庆龄曾表示要在战后脱身，“我不要卷到又一个1927年——我个人的感情不能听从任何人的命令”[55]。虽然她没说明是脱身中国还是脱身中国政治，但是，时局政事让她难以放弃自己的责任。日本全面侵华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对国民党更寄予厚望，没有给中共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和武器弹药，对在周恩来建议下、宋庆龄在香港创立的保盟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帮助。甚至，后来宋庆龄将国际捐助的医药供应品经铁路线穿越俄国，然后转运兰州、西安和华北八路军地区的请求都未获苏方允许。宋庆龄根据当时国际的反法西斯形势，得以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新的对外联系，保盟在这一时期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重庆时期的工作比在香港更加困难，如果没有宋庆龄的威信和她积极、无畏、有创造性和勤奋的领导的话，取得这些成果，是不可能的[56]。

　　宋庆龄身为国民党员，但在孙中山逝世后，却并没有为国民党的利益做出更多贡献。甚至有人认为，“直到1949年中共占领中国大陆为止，宋庆龄一直扮演反对国民党的角色，和她的么妹公然大唱反调。这种以政治信仰和理想超越亲情的例子，世界甚为少见”[57]。相反，她的“国母”身份倒是给了她开展社会救济福利及支援中共边区的便利，为了阻止国民党扣押募集物资，她常以“孙夫人”的名义亲自在寄运的物品上签字[58]。当时，很多珍贵药物就是这样运送过去的。宋庆龄对中共在舆论上和经济上的援助，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她是中共党员，包括她的很多好朋友在内，甚至斯诺也有过类似的怀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但我倾向于认为她不是。她对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问题有透彻的了解，也深谙马克思主义。然而，如果是共产党，即使有生命危险，也很难相信她会不予公开承认，因为她的性格就是如此”[59]。

　　斯诺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实上，宋庆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她大概在1932年前后秘密加入了共产国际。这是从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中国的远东局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中得知的：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60]。共产国际中国组的地下秘密电台，就是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设在她的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上海市愚园路1315弄4号寓所楼房顶层[61]，宋庆龄通过它来了解中共苏区和共产国际的最新情况。由于宋庆龄加入共产国际是机密的，为保密起见，国际方面没有特别知会中共，因此，中共方面在很长时间内都并不清楚宋庆龄的这一特殊身份，也没有她入党的任何记录。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宋庆龄实际上失去了组织关系，不过，这时她在重庆与周恩来及中共办事处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联络体系，直到抗战胜利。

　　宋庆龄同中共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主要发展趋向是汇合。在中共采取了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目标是抗日，并在抗日斗争中奠定新中国的基础——之后，这一汇合就最后完成了[62]。1945年底，宋庆龄及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上海地下党在第一时间与她取得联系，开始新的合作，协助中福会为解放区运送药品、医疗器械及其它物资[63]。上海地下党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宋庆龄的很多帮助。据张执一回忆，“一次，她让廖梦醒同志亲手交我3万美元，我随即交到刘晓、刘长胜同志处，以备党的需要”[64]。上海解放前夕，宋庆龄十分关心潜伏在中福会内的中共干部的安全，暗示他们必要时可以离开中国福利基金会，找地方隐蔽起来[65]。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讲话：“欢迎我们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66]。可见，共同战斗的友谊，使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宋庆龄应邀赴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中共高层及著名民主人士等50多人前往车站欢迎[67]。列车进站刚停稳，毛便登上车厢亲自迎接，这么高的礼遇毛泽东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过[68]。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中共结成的亲密关系，不仅使她自己在中共执政后进入上层领导核心，同时也使中福会组织本身能够存续下去。1958年，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宋庆龄在讲话中表示，“中国福利会当初成立并为之奋斗的目的：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由人民治理国家的理想已经实现了。我们的成就应该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中国福利会从创立的那天起，就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将来也是这样”。[69]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对中共的援助，在国民党停止对中共军队供饷、后来甚至恶化到封锁解放区的情形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改名后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和医疗保障。中共的成功，可以说有宋庆龄及保盟—中福会的相当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曾经说过，对宋庆龄怎么评价都不过分[70]。

　　四

　　在中国的政治中，人们并不长久地保持成为一个业余爱好者而仍然头脑冷静。此后的岁月里，宋庆龄“力促实行一项相当直截了当的路线，而这个路线后来证明是一项正确的路线”。“中产阶级的中国人，其主要特点是机会主义、动摇和走极端，因此，孙夫人没有这方面的行为就更是了不起”[71]。宋庆龄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更多的是考虑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为抗战大局可以让步，但在原则性问题上毫不妥协。她对一切事物的反对或拥护都是以救国救民为标准，“她关心的……是我们习称的四万万人民的利益”[72]。这也正是她在孙中山逝世后与国民党渐行渐远，而走近中共的原因之一。

　　在与国民党进行的很多有关民权民主的斗争中，宋庆龄同中共已有不少成功的合作，逐渐对中共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遂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早在1937年，宋庆龄就曾对中共地下联络员李云提出自己算不算党员的问题，李向地下党负责人请示应该如何答复，潘汉年表示：“孙夫人……的入党问题，必须中央来考虑。”他又说：“明天你对夫人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这样的回答比较妥帖，冯雪峰也同意[73]。宋庆龄听了李云的回答后很高兴。潘汉年的意见很具代表性。当时，由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秘密工作屡遭破坏，开展起来难度不小。宋庆龄身份特殊，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而且愿意献出一切，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就是一个明证。如爱泼斯坦所指出：“孙夫人可以做公开工作，还可以做地下工作，她还可以同时做两个工作”，“她的地位也是唯一的，别人再巧妙也无法代替”[74]。但是，她一旦成为党员，就可能失去其特有的价值。共产国际后来也认为，“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75]。幸运的是，宋庆龄一直没有暴露共产国际的党员身份，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

　　1957年4月，宋庆龄诚恳地向来看望的刘少奇提出希望参加共产党。刘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报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和周恩来到上海看望宋庆龄。刘少奇诚恳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76]。宋庆龄点了点头表示理解。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在病床上最后一次提出入党要求。她接连重复了三遍，明确表示坚决要求入党。邓颖超和彭真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随即，宋的入党要求直接报告给了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由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77]。长期以来，宋庆龄一直支持中共，她是“非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者，以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78]”。刘少奇曾说过：“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79]。

　　斯诺认为，“也许，她是根据共产党的原则行事的，但又留在党外，因为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首先对他负有义务。她觉得，她留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可以体现两党之间的兄弟合作，孙中山晚年曾明确强调这种合作”[80]。如此一来，宋庆龄就在事实上成为“党外之党员”。她名义上是国民党，却不愿站在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立场为其效力；她直到临终前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为共产党在国际上募捐支援，并在政治舆论上予以坚实有力的支持。相对于国共双方来说，宋庆龄都是事实上的“党外之党员”，只不过一个是从否定的层面来看待，一个是从肯定的层面来诠释。宋庆龄这种复杂的党员身份，看似矛盾，实际上恰真切体现了她的政治信仰和人生选择。宋庆龄虽身在国民党外，却并没有背离该党肇建时的初衷和最高宗旨，她虽临终前才加入中共，却一直与共产党的利益相始终，并与中共一起成为逐鹿中原的最大赢家，而她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化社会中的独特历史作用也由此得以体现。

　　作者简介：徐锋华，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地址：200235，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610号国际社科创新基地8楼历史所。

　　邮箱：xufenhua@126.com，手机：13764077129。
　　

　　[①]毛泽东说，“还是党外有党好！”见高建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此处借用是想提出一种新视角，与原意不尽相同。

　　[②]《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日。

　　[③]《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8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三日第六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

　　[④]《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9日。

　　[⑤]《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7日；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211页。

　　[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23、25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第456-457页。

　　[⑦]《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申报》，1927年3月10日。

　　[⑧]《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8日；江苏省公安局档案处档案，第1-12-17号。

　　[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1－18日；《申报》，1927年3月14日。

　　[⑩]《民国日报》，1929年3月27日、4月2日。

　　[11]《民国日报》，1929年6月10日。

　　[12]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129页。

　　[13]《申报》，1932年9月10日。

　　[14]《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3日。

　　[15]《新华日报》，1943年10月5日。

　　[16]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955、979页。

　　[17]《新华日报》，1946年3月18日。

　　[18]康群：《与魏明伦论“雌雄论”书——为宋庆龄、许广平一辩》，《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4期；张戎、[英]乔恩·哈利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传略》，傅伍仪、张爱荣译，季风校，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19]《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第1057-1058、930、1062页。

　　[20]史夫：《浩气冲霄》，本书编写组：《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44-145页。

　　[21]任舜：《高风亮节青山常在——革命老人陈翰笙谈宋庆龄》，《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1991年第7期。

　　[22]陈漱渝、陶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

　　[23]李云：《回忆宋庆龄》，《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24]沈醉：《蒋介石阴谋暗害宋庆龄》，《文史精华》1996年第4期，第25-27页。

　　[25]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

　　[26] [德]基希：《秘密的中国》，周立波译，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166页。

　　[27]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第71辑。

　　[28]《新中华报》，1938年4月14日。

　　[29]《申报》，1926年12月25日。

　　[30]详见杨奎松：《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www.yangkuisong.net/ztlw/rwyj/000176.htm

　　[31]李云：《回忆宋庆龄（一）》，《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1年第1期。

　　[32]董惠芳：《终生难忘的“二阿姨”——宋庆龄》，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上海人物史料》，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年版，第1-7页。

　　[33]陈廷：《宋庆龄与宋氏家庭的分裂》，《新闻信息报》，2006年5月27日，第15版。

　　[34]廖承志：《我的回忆之二》，《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第4版。

　　[35]《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7日。

　　[36]路易·艾黎研究室：《艾黎自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路易·艾黎：《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工人日报》，1981年5月30日。

　　[37]《宋庆龄致御侮会总会的信》，《申报》1933年4月24日。

　　[38]张钰：《“老人节”回忆宋庆龄》，《红旗飘飘》27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7页。

　　[39]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奚博铨、丁则勤译，陈庆华校，东方出版社，第155页；盛永华：《宋庆龄年谱（1893-1981）》，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40]张戎、[英]乔恩·哈利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传略》，第57页。

　　[41] [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2页。

　　[4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3]李云：《回忆宋庆龄（一）》，《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1年第1期。

　　[44]李云：《三十年代在庆龄同志身边两年》，《解放日报》1981年5月23日。

　　[45]曹靖华：《点滴记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第8版。

　　[46]邵雍：《1937年宋庆龄给王明信函解读》，《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8年第2期。

　　[47]苏平、苏菲：《马海德》，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第38页。

　　[48]李云：《护送宋庆龄去香港》，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8年第3期，第12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50]《救亡情报》，1936年11月12日。

　　[51]刘家泉：《宋庆龄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09页。

　　[52]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页；李云：《我护送宋庆龄去香港》，《孙中山宋庆龄研究信息资料》1998年第3期。

　　[53]司马春秋：《三姐妹参与国是》，《宋美龄侧写》，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54]唐宝林：《论宋庆龄的反蒋抗日主张及其与中共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第82页。

　　[55]盛永华：《宋庆龄年谱（1893-1981）》，第790页。

　　[56]爱泼斯坦：《我所了解的宋庆龄》，《人民日报》1993年1月17日，第5版。

　　[57]董怀：《宋家姐妹风云五十年》，《宋美龄侧写》，第199页。

　　[58]新华社：《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发表谈话赞颂宋庆龄是中国伟大的革命者》，《人民日报》1981年6月1日，第2版。

　　[59] [美]埃德加·斯诺：《她为中国的民众而战》，原载《纽约先驱论坛报》1933年8月6日，译文载《世界博览》，1985年第2期，第4-8页。

　　[60]青石：《宋庆龄30年代初曾加入共产党》，《党史博览》2000年第4期，第47页；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2，卷宗号224。转见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年第4期。

　　[61]中国福利会研究室：《宋庆龄与路易·艾黎》，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第2期，1990年4月14日，第4页。

　　[6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324页。

　　2新华社：《她的名字早已同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上海人民深切悼念宋庆龄名誉主席》，《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第4版。

　　[64]张执一：《“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记宋庆龄同志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给解放区募捐物资的情况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6月5日，第3版。

　　[65]陈维博、钱行健：《宋庆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中国福利会编：《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第2期，1989年8月14日，第7页。

　　[66]《宋庆龄祝词》，《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第1版。

　　[67]新华社：《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昨抵平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均往车站欢迎》，《人民日报》1949年8月29日，第1版。

　　[68]李湄：《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256页。

　　[69]《人民日报》，1958年6月15日；《解放日报》，1958年6月14日；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57-160页；《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27-329页。

　　[70]李湄：《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第200页。

　　[71]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

　　[72] [美]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9页。

　　[73]李云：《回忆宋庆龄（二）》，《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

　　[74]刘家泉：《宋庆龄在香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75]青石：《宋庆龄30年代初曾加入共产党》，《党史博览》2000年第4期；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年第4期。

　　[76]王光美：《永恒的纪念》，《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第3版。

　　[77]邓颖超：《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人民日报》1981年5月29日，第1版。

　　[78]陆定一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题词，1982年10月28日。

　　[79]王光美：《永恒的纪念》，《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第3版。

　　[80]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1卷，宋久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