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宋庆龄的青年时代在美国度过，在民主传统的熏染下，她勇于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和婚姻，把爱情和理想结合，冲破重重阻挠嫁给孙中山。在家庭生活中，宋庆龄既是孙中山的妻子，也是他的学生、助手和战友，她为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宋庆龄认为妇女在家庭中要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但她并没有盲从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模式，而是肯定了妇女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并提倡把“小家庭”置身于国家的“大家庭”中，从而承担社会责任。宋庆龄一生忠诚于孙中山，她为孙中山未竟的理想和事业而不懈奋斗，同时也实现着自己的理想。

　　关键词：宋庆龄　婚恋观　中西文化

　　婚恋观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婚恋问题上的集中体现，是对婚姻和恋爱所持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宋庆龄作为二十世纪的杰出女性，她对婚恋的看法既深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具有代表性意义；又由于她特殊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具有独特的一面。本文主要以宋庆龄的论著和书信为依据，并结合时人对她的回忆以及宋庆龄自身的经历，对宋庆龄的婚恋观作一些浅显的探讨，从中窥视婚恋观对其一生的影响。

　　一

　　宋庆龄特有的家庭环境使她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接受的是西式的家庭和学校教育。1909年，宋庆龄考入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直接受到了是美国民主传统的熏染，她乐于接受并适应了这种民主的文化：“它已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于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1]

　　从1909年到1913年，宋庆龄的青年黄金时期便是在威斯里安女子学校的校园里度过。她和周围的所有大学女生一样，怀有浪漫的幻想和对爱情的憧憬，她会和同学一起谈论男生，给男孩子写信，并和密友分享男孩子的来信。而这些行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国内是难以想象的。正是这种民主环境的熏陶，使她勇于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和婚姻，并最终给她带来了能够冲破种种阻扰毅然嫁给孙中山的勇气。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开始频繁与孙中山接触，并于1914年10月正式接替姐姐宋蔼龄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在工作中，宋庆龄和孙中山逐渐被对方所吸引。宋庆龄对孙中山由崇拜而产生爱，她在后来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是他充实的崇拜者”[2]，和孙中山在一起，宋庆龄感到愉快和幸福，“自己的理想得以作为人类的理想而实现，随之幸福必将到来”[3]。尽管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重重艰难险阻：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年龄整整相差二十七岁；他们的结合受到了他们政敌及传教士们的责备；当然，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宋庆龄的父母：“出于宗教信仰，他们绝不会赞同我嫁给一个离了婚的人。”[4]但是，这些都没能阻挡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爱，当她获知孙中山已与原配夫人卢慕贞协议离婚后，接受了未经父母同意而结婚的意见，毅然从上海的家里离家出走。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终于在日本喜结连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追求的是稳定而不是质量，婚姻的好坏以是否符合伦理道德为评判标准；而在西方文化中，婚姻更注重的是个人的内心体验，以追求爱情为基础。

　　宋庆龄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婚姻的抉择中，也曾有过胆怯，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告诉你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我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5]宋庆龄最终选择了爱情至上，迈出了她人生中的重要一步。

　　宋庆龄认为，婚姻是爱情与理想的结合。“真正的幸福来自有了选择配偶自由的民主婚姻”[6]，“既无同志谊又无同情心的婚姻生活是毫无意义的”[7]。她赞扬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等志同道合式的婚姻生活。同时，她与孙中山的十年婚姻生活无疑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情和理想结合的婚姻生活典范。

　　二

　　宋庆龄既是孙中山的妻子，也是他的学生、助手和战友。在家庭中，她默默的担当着贤内助的角色，照顾孙中山的日常生活；在社会中，她无怨无悔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为了他们共同的革命理想而奋斗终生。

　　宋庆龄认为，妇女在家庭中要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但她并没有盲从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模式，而是肯定了妇女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并提倡把“小家庭”置身于国家的“大家庭”中，从而承担社会责任。

　　关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宋庆龄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一文中论述道：

　　“从前女子教育的目的，在造成贤母良妻。现在我们知道女子在社会上的责任，不仅是在家庭里面做一个贤母良妻，他同时要为国家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总理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8]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不同，宋庆龄其实并没有简单否定传统女性在家庭中“贤母良妻”的角色。相反，她钦佩的是女性通情达理，质朴，忍耐性，以及对重大牺牲的承受力这些品质。在宋庆龄的公开讲话中，她多次引用这句谚语：“教育一个男人，只是教育了一个人；但是，当你教育了一个妇女，就教育了全家。”她认为“培育下一代，是每一个妇女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妇女和儿童是分不开的，母亲和孩子是血肉相连的。”[9]宋庆龄一生没有自己的子女，但她始终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

　　尽管宋庆龄承认妇女的家庭责任，但是，她并不主张妇女单方面的承受家庭劳务的负担，认为妇女如果家庭负担过于繁重，“拿家庭做了终身的归宿，把丈夫儿子看作最后的寄托”，[10]就会“每天被牺牲在千百件微小的琐碎事务上”[11]，“不仅使她们无法参加生产，甚至阻碍了她们的发展，使她们既不能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又不能依照社会对于公民的要求来使自己前进”[12]。所以，宋庆龄主张要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要把妇女从旧日家庭的劳苦工作和对男子的依赖中逐渐地解放出来”[13]。针对如何减轻妇女的负担，她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法，比如：“男女平等，合理分担家务劳动”[14]；“提供更多的产科医院、托儿所、学校等设备，以便逐步地把妇女从家庭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15]。

　　那么，在冲破“小家庭”的束缚后，现在妇女怎样扮演在社会“大家庭”中的角色？在这一点上，宋庆龄自身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新式女性的典范。在与孙中山十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生活中，她不但担当起了家庭重担，同时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在协助孙中山工作的同时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尽管宋庆龄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她的内心深处还是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内敛性格，违背父母的意愿与孙中山结合恐怕是她一生中最为大胆的决定了。因此，宋庆龄起初并不擅长出入于公共场合，她曾对朋友说：“我讨厌出头露面。但结婚之后我要参与许多我本来不愿意参与的活动。……实际上我完全是为环境所迫，才从‘我的壳’里被拉出来的。”[16]但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孙中山的事业，她不得不努力克服自己的害羞心理，以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我们看到，在孙中山出席各种场合时，宋庆龄都是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助手和追随丈夫的妻子的双重角色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宋庆龄十分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时人对她的印象是：“态度慈祥，仪表端庄，令人肃然起敬。”[17]宋庆龄和孙中山居住的寓所也是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当孙中山在寓所会见重要客人时，宋庆龄总是娴静的谛听他们的谈话，用打字机记录谈话内容，据时人回忆：“她并没有以中山先生的夫人身份参加我们的讨论，这种稳重谦虚的风度，令人敬佩，赞叹不已。”[18]

　　革命的道路充满的艰辛与坎坷。宋庆龄勇于和孙中山一起承担革命的风险，她在1916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他是现在这个可怕时期中唯一能拯救中国使它免遭灭亡的人。因此，我也必须为国家的利益和解放事业担当风险。”[19]在危难面前，为了孙中山的安危，宋庆龄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1922年6月，在陈炯明炮击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广州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时，为了孙中山的安全，她拒绝先行撤离，并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撤离险境，才在卫士掩护下正面突破火线，身体受到无法补偿的摧残[20]。

　　宋庆龄的努力和付出换来了世人的尊敬和爱戴，她被尊称为“孙夫人”，在世界享有盛誉[21]。她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融合了中西文化、被世人所乐于接受、让人肃然起敬的新女性形象。

　　三

　　宋庆龄曾说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对孙中山的忠诚。宋庆龄既是孙中山的忠诚伴侣，也是孙中山思想和原则的忠实继承者。

　　尽管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生活只有短短十年，但是这十年中的点点滴滴一直铭刻在宋庆龄的心中。在宋庆龄写给友人的多封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她始终维护着自己婚姻的合法性，强调她嫁给孙中山是在孙中山与前妻卢慕贞离婚后，他们是在日本东京正式登记并留有结婚誓约书。面对政敌们无数次对宋庆龄私人生活的谣言和诽谤，宋庆龄总是感到十分痛心和难过并及时予以澄清。

　　从1925年孙中山逝世到1986年宋庆龄逝世长达五十六年的时间里，宋庆龄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孙中山：“每当我试图去回忆我和孙博士在一起的日子，我的伤口就被撕开。……每当人家纪念这样的日子，我却是在经历痛苦。”[22]她把这份痛苦深深的埋在心里，也使她对孙中山的爱更为深沉。“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人生在世，总不免一死。这残酷的现实谁都不得不面对，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正像你所说，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23]

　　宋庆龄对孙中山情感上的这种无限忠诚，使她在许多人眼中成为了一名“贞节的遗孀”[24]，这也无意中契合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女子“守节”的要求。但是，终生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奔走的宋庆龄显然不是在固守封建思想。她忠诚于孙中山，一方面是出于对孙中山深深的爱恋；另一方面，作为伟人的妻子，她勇于挑起重担，甘愿牺牲自己，为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事业而奋斗。

　　如前所述，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是出于爱情和理想的结合。在与孙中山的十年婚姻生活中，她跟随孙中山一同在革命中成长，世界观得到了升华，这使她更坚定了一生为人类的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忠诚突破了个人情感的小圈子，上升到甘愿献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度：“我试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我一定要自己尽力并鼓励他人继续我丈夫的事业！”[25]她是孙中山思想和原则的忠实继承者和勇敢捍卫者，“有些激烈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主张不够彻底。宋庆龄同志当场予以驳斥，并嘲讽他们换了左倾幼稚病。”[26]她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积极奔走：“‘孙夫人’的称号在亿万人民群众中，在国外广大华侨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为了阻止国民党扣押募集的物资，她常以“孙夫人”名义亲自在寄送的物品上签字。”[27]

　　宋庆龄乐于为继续孙中山的事业而奉献终身，她并不计较名利，无怨无悔的付出。但是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的新时代女性，宋庆龄也希望：“有一天妇女将不再以伟人的妻子与暱友身份，而凭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参加国家的活动。”[28]历史证明，宋庆龄的这一愿望已经实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受到中外各界人士的尊敬与肯定，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结语

　　宋庆龄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同时也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的融合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使她具有了超出时代的远见卓识，这些都深深影响着宋庆龄的婚姻观，从而影响了她的一生。

　　宋庆龄认为，完美的婚姻是爱情和理想的结合。青年时期的宋庆龄对孙中山由崇拜而产生爱，由此产生了与孙中山一起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共同奋斗的理想。为了这份爱和理想，宋庆龄决定冲破世俗的眼光和家庭的阻扰嫁给孙中山。宋庆龄从小接受的西方民主文化的熏陶给她带来了做出这个决定勇气，这个决定也改变了她的一生。

　　在与孙中山的十年婚姻生活中，宋庆龄不但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孙中山，更在革命事业上成为了孙中山不可或缺的有力助手，她很好的诠释了新式女性怎样在家庭和社会中担任双重角色：既是“小家庭”中的贤妻良母，又承担起社会“大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她的这一形象被世人所接受，“孙夫人”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在情感和事业上继续忠实于孙中山，因为孙中山的理想也正是她自己的理想。对孙中山的忠诚和对自己理想的执着，也使她最终摆脱了“伟人妻子”的樊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忠诚于爱情和事业的新时代成功女性的典范。

　　[1]《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

　　[2]《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3]《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4]《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5]《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6]《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7]《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8]《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9]《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2-563页。

　　[10]《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

　　[11]《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5页。

　　[12]《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3]《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14]《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6页。

　　[15]《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6]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17]《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6页。

　　[18]《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19]《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20]《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21]《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22]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99页。

　　[23]《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8页。

　　[24]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25]《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26]《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

　　[27]《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165页。

　　[28]《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