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伟大女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过程中，宋庆龄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陈赓、粟裕、陶铸、丁玲等一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深厚友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共同推动国共合作，揭露国民党的背叛和反动统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中国的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前后，他们共同致力于恢复经济，改革政治，推动社会事业。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他们共同商讨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开展国际交往，为世界和平积极奔走。宋庆龄一贯高度关注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这一群体和其革命、建设事业的真诚支持者、真挚合作者、真情关怀者，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人际交往的典范，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关键词：宋庆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交往；典范　

　　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伟大女性。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陈赓、粟裕、陶铸、丁玲等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则是党的事业的重要领导者、探索者。在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宋庆龄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深厚友谊。她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事业的真诚支持者、真挚合作者、真情关怀者，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人际交往的典范，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一　

　　宋庆龄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过程中，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她与共产党内的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夏曦等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密配合，引导斗争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当蒋介石、汪精卫等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时，她便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共合作破裂后，宋庆龄依然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事业给予高度关注，支持有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对此，宋庆龄、毛泽东、林伯渠等于22日联合发表讨蒋通电。他们历数蒋介石“反抗中央，自立中央”，反共反人民以博取帝国主义欢心的罪行，并发出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介石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①]。在他们的倡导下，全国许多地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

　　汪精卫叛变前夕，宋庆龄、毛泽东等一直坚持争取与批判的策略，她本人曾经回忆：我和“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和他斗得很厉害”[②]。后来，宁汉合流，局势更加紧张。8月1日，宋庆龄与毛泽东、林伯渠、夏曦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在《民国日报》发表《中央委员会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已经成为新军阀的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是总理之罪人，民国之罪人，并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意志奋斗到底”。

　　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毛泽东、贺龙、任弼时、彭德怀、罗荣桓、粟裕、萧克等纷纷依照党的指示，开始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8月以来，他们分别组织领导参与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引起了宋庆龄的关注。她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中高兴地指出：“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③]

　　起义遭受挫折以后，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等人开辟了井冈山、湘赣、湘鄂赣、湘鄂西苏区，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及各级苏维埃政权，宋庆龄表示，我们“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④]。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1936年初，宋庆龄受托向中共中央写信，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号。为慎重起见，她特意嘱咐董健吾将信送到陕北瓦窑堡，面交毛泽东。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等联名签署复电：“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等条件[⑤]。董安全返回后，立即向宋庆龄汇报陕北之行，还递上毛泽东赠送给宋庆龄作纪念的三枚边区铸造的银币和一套布币。可以说，宋庆龄和湘籍共产党人一道，最先在国共两党之间搭起了再次合作的桥梁。为此，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称：“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⑥]为使国际社会更加深入了解毛泽东等领导的共产党及其抗战事业，宋庆龄通过各种关系护送埃德加·斯诺去陕北。斯诺见到了毛泽东等人，写出了《红星照中国》的著作，对宣传毛泽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

　　同年9月，潘汉年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来到上海，携带了毛泽东希望宋庆龄提供帮助的信件：“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⑦]本来，宋庆龄曾经声明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但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为配合共产党的积极让步政策，还是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提出“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⑧]由于宋庆龄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原则上被大会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宋庆龄发表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等文章，以实际行动支持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抗战期间，宋庆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利用“保盟”向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输送急需的物资、设备。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的刘少奇派沈其震秘密会见宋庆龄，以释惦念。她饱含关切的问道：“我们的损失这么大，还有力量吗？”沈详细转述了刘少奇的问候，同时也提出了需要帮助的要求。于是，宋庆龄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新四军募集了一批医药器材、物资，通过多种渠道运到新四军驻地，刘少奇等深感高兴。此外，她还在陕北建立了国际和平医院，许多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受益。1944年9月，陈赓等在和平医院住院的184人在白绢上给宋庆龄书写感谢信，“先生继总理之遗志，鹤立堪风，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敬先生者，爱先生者，固不仅我全院工休人员全体也。”[⑨]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宋庆龄与之相见，两人愉快交谈。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⑩]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开始组织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为此，毛泽东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之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将告实现。至祁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祈。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11]1949年2月20日，宋庆龄复函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12]同时表示，由于身体不适，不能赴约。6月1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宋庆龄，再次发出真诚邀请：“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13] 8月26日，宋庆龄欣然赴京，受到了毛泽东、林伯渠等人的热烈欢迎。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庆龄、刘少奇等人当选为副主席。随后，宋庆龄与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共同奋斗。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李富春、陶铸等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积极参与政务活动，支持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诸多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刘少奇为首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就国内外重大问题同她交换看法，每逢重大外事活动，常请其陪同出席。

　　建国之初，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部署、领导了中国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宋庆龄在谈到三大运动时指出，土地改革的彻底和迅速实现是一个伟大的胜利；镇压反革命一举完成了几个重要的任务，中国人民政权有了保证，对于世界和平的安全，再度作了贡献；通过抗美援朝，志愿军告诉侵略者，在朝鲜的疯狂破坏是要负责任的。以上工作的规模、范围和成就都是中国的悠久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它使共和国从一次成就走到另一次成就，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未来的进展准备了条件。这些成就的取得归结为“首先是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的结果[14]。

　　1952年底，宋庆龄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前往莫斯科访问。当时，刘少奇也在这里，为了让宋庆龄得到比较好的照应，他将招待国宾的地方让出来请其居住。当宋庆龄表达了想拜访斯大林的意愿时，刘少奇便向斯大林特别介绍了宋庆龄对共产党的巨大贡献，并提议接见她，斯大林表示同意。次年1月13日，两人进行了亲切会谈。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制订宪法工作。12月，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来到杭州，商讨起草事宜。后来，刘少奇、李维汉也参与了部分工作。翌年6月14日，宋庆龄在中央人民政府第30次委员会议上高兴表示：通过四年多的事实，“总结各方面的宝贵经验来制定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宪法，这是空前的、伟大的、非常光荣的一件大事”，“宪法更将保证把我们国家建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15]

　　1956年3月，宋庆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的报告，刘少奇以主持人的身份说：“她到这些国家去，做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不久以后，刘少奇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对宋庆龄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宋副委员长到国外去访问，可以调动积极因素”，“有些积极因素，我们共产党调不动，宋副委员长可以调动，各民主党派可以调动”[16]。

　　同年9月，宋庆龄应毛泽东、刘少奇之邀出席党的八大，她在大会发言时表达了激动的与会心情，“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受到很大鼓舞”[17]。她对中国在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高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党派，建立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府”，还“运用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18]

　　1957年4月，宋庆龄与刘少奇谈起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刘少奇说：我们号召群众帮助我们整风，目的是使我们的党更好。宋庆龄感到很振奋人心：“党中央采取的这个态度很好，我相信党一定会越来越好。”[19]事实证明，宋庆龄对整风运动一直全力支持，先后发表的《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陷入奴隶的地位》、《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都表明了这种态度：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绝不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或它的领导地位，“在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事业。为此需要集合一切的力量和每一个人的知识。每一个政党、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所贡献。”她进一步阐释说，“党派的‘共存’与‘互相监督’、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科学上的‘百家争鸣’，这一切都意味着各种不同的因素为了国家利益进行真诚合作和有效配合。”[20]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站在一起的”[21]。

　　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他特意邀请非党的宋庆龄作为正式成员前往，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期间，宋庆龄坐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格外引人注目，她还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作了题为《全人类将选择社会主义》的讲话。毛泽东在签署中苏友好宣言时，请宋庆龄坐在自己旁边。除了这次重要活动以外，宋庆龄还于1957年与毛泽东接待捷克政府代表团、阿富汗首相达乌得、苏联各界代表团及各国政府代表团；1959年与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960年与刘少奇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主席哈奇·列希；1962年与刘少奇接见朝鲜最高人民团。

　　1965年12月，宋庆龄在《解放十六年》的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了概括，认为旧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战胜自然、以坚定的步伐走向繁荣、生气勃勃的中国正在出现；旧政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屹立于世界各国之间。十六年里，国家从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走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国还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友好关系。总体上看，在探索中国当前有关政治的、生产的或其他任何事物的实质中，“毛泽东主席著作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22]。

　　1966年11月12日，刘少奇、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宋庆龄登上讲台，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演讲，她引证了毛泽东对孙中山评价：“毛主席曾说，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主席对孙中山的贡献作了精确估价，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23]　　

　　三

　　在革命生涯中，宋庆龄一直高度关注、关怀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与发展。当这一群体中的人员遭遇不幸，尤其是严重挫折时，宋庆龄就会深深忧虑，并尽最大可能，提供最热情的帮助；当其取得成就时，宋庆龄真心感到高兴。他们的友谊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日积月累的沉积中，愈发醇厚，仅从她与陈赓、邓中夏、丁玲、刘少奇、毛泽东的交往中就可窥见一斑。

　　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遭到逮捕。宋庆龄立即召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商讨营救办法。4月1日，宋庆龄发表《告中国人民》声明称，陈赓等人“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我“号召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他们，要求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如果我们容许这些革命战士们被逮捕、被监禁，甚至被害，那就是容许了可恶的反动势力摧残中国民族生命的根苗”[24]。2日，宋庆龄致电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指出，陈赓等人的“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务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刑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5日，宋庆龄亲自赴国民党监狱对陈赓表示慰问，接通了他与党的关系。后来，宋庆龄还直接找蒋介石理论。最后，陈赓终于脱险。从此以后，两人的友谊历久弥坚。1952年，陈赓从朝鲜战场归来。为表示欢迎和庆祝，宋庆龄亲自到饭店订制点心，到果园买回葡萄，邀请陈赓夫妇来家中做客。谈话中，宋庆龄对部队的英雄模范表现出极大兴趣。回家后，陈赓便派人给她送来了几十枚各种各样的纪念章，宋庆龄非常愉快地收下了。1961年3月，陈赓心脏病复发病逝。19日，宋庆龄怀着极大的悲痛写道：我们的好同志和伟大的朋友陈赓突然去世……这个打击真是太大了，使我悲伤至极。

　　1933年5月，丁玲被捕。宋庆龄公开发表了营救的电报，由于她的努力，国民党未敢加害。后来，丁玲准备奔赴延安，但她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宋庆龄得知情况后，通过冯雪峰送去350元钱。丁玲写道：“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三百五十元所代表的对我政治上的信任，却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怎能不引起我由衷的感激之情呢？感谢你，敬爱的孙夫人，永生不忘你，敬爱的宋庆龄。”[25]当丁玲在解放区做出一些成绩后，宋庆龄便在许多地方加以赞许：“丁玲所领导的西北妇女战地服务团是所有战地服务组织中活动范围最广的”，“这个战地服务团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为战地服务组织树立了榜样。”[26]

　　同年5月，邓中夏被捕后，宋庆龄非常重视，立即派人请史良律师讨论营救办法。史良回忆说：一天晚上，有个陌生人来到我家里，要会见我，见到以后，那人拿出一张名片，上面写的是我敬慕的宋庆龄女士的名字。这个陌生人转达了宋大姐的意思之后，我就在第二天到她家里，“她告诉我，要积极营救一位革命志士，他的名字叫施义（也就是邓中夏）。”[27]史良深感责任重大，遂请了自己的老师、著名律师董康共同承办。当时，党组织花费了大量金钱营救邓中夏。宋庆龄得知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后，便亲自与何香凝等人帮助募捐。由于她的艰辛努力，法院已在考虑让其外出治病，只是后来发生了逆转，宋庆龄每当想起邓中夏的牺牲事情就会很难过。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爆发，刘少奇陷入灾难深渊，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帽子，宋庆龄仍然一如既往的关心他，没有丝毫疏远之意。岁末，宋庆龄派秘书给刘少奇和王光美送去了刚出版的《宋庆龄选集》，她在信封上亲笔写下“敬爱的刘少奇、王光美同志收”的字句，并在扉页上题写：“请刘少奇、王光美同志审阅指正。”当时，刘少奇已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宋庆龄敢于这样做，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其实，宋庆龄一直关注刘少奇的处境，始终坚持认为，少奇是很好的同志，“不是坏人”，“对革命有功”。

　　宋庆龄与毛泽东的情谊更是深厚、绵长，她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客厅里，除了悬挂孙中山的照片外，还有就是毛泽东的生活照。1952年，宋庆龄将刚出版的著作《为新中国奋斗》赠予毛泽东，他马上致函答谢。1956年初，毛泽东亲切地称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还以特有的轻松幽默告诉她：“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字里行间体现着浓浓的情谊[28]。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听到这一噩耗时，顿时浑身颤抖，泪流满面。次年2月27日，宋庆龄信中忧伤地说：“在遭遇一年内失去三个最好的朋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极度悲痛经历后，我的健康情况恶化。”3月12日，她致信杨孟东，再一次写道：毛主席“就像我的兄弟”。

　　总之，宋庆龄一生阅人无数，但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情有独钟、厚爱有加。她提供的无私指导、支持、帮助与合作，使其能够顺利成长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报以尊重、感激、关爱和礼遇，使其能够继续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女性。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真挚的、永恒的，也必将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

　　作者简介：

　　饶怀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霍修勇，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中央委员联名讨蒋》，《民国日报》（汉口）1927年4月22日。

　　[②]任云：《浴血以求光明奋斗以求真理》，《湖北日报》1981年6月3日。

　　[③]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④]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⑤]郑灿辉等著：《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

　　[⑥]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⑦]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⑧]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⑨]上海宋庆龄故居编：《宋庆龄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⑩]刘家泉：《宋庆龄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11]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12]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8页。

　　[13]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页。

　　[14]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2页。

　　[15]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页。

　　[17]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18]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9]《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

　　[20] 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21] 《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188页。

　　[22]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页。

　　[23]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页。

　　[24]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25]丁玲：《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

　　[26]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

　　[27]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28]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