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民国创建以后，由于很快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政权，致使民国规定的国民权利与女权条款被取消，许多知识女性从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的双重立场出发，纷纷加入革命的阵营。宋庆龄就是其中典型的实例。 【关键词】：民初政局 宋庆龄 女性主体意识 革命化 民国伊始，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诸多民主政治制度，许多曾经为创建民国而投入革命的女性开始积极投入合法的女权运动之中。但随着在政治上和平争取女权合法运动的受挫，尤其是袁世凯篡权民国政权之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已名存实亡，于是，更多的具有民主政治意识的知识女性秉承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的宗旨，纷纷投入反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革命阵营之中。宋庆龄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改变过去的政治改良思想，从而积极投身革命的典型个例。本文主要借助宋庆龄书信、文集以及她最信任并嘱咐为之写传的爱泼斯坦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所提供的史料，对其早年革命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作一个历史的梳理，以求教于众方家。 一 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1月的上海，在其少年成长阶段中，正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之时，民族危机异常严峻。面对这种强烈的冲击，尤其受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刺激，国内各阶级的先进人士纷纷探求中国的独立自强之路。从师夷长技转变为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模式，逐渐成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自强之路的主旋律。至于通过何种途径去实现，改良还是革命，又是摆在国人面前不得不正视的现实，虽然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群体潜流暗涌，渐成气候，但毕竟处于秘密状态，至少在20世纪初的前十年，以改良方式实现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仍是社会主流。 在上海，宋庆龄从小就能直接切身感受到民族的危机和各种救国强国的思潮，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她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希望中国亦能走上一条类似欧美或日本政治模式的强国之路。她的这种民主政治意识，最主要来自于她家庭教育的影响与熏陶。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于1866年出生，9岁时就往爪哇国当学徒谋生，12岁来到美国波士顿帮堂舅经商，不久后到海上当过船员，1881与1883年先后在美国杜克大学与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学习，188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886年初被选派回上海协助在华美人从事传教工作。宋耀如在美国近十年，深刻地感受到中美两国之间国力与经济上的差距，尤其是海外华人地位的低下让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却又崇拜美利坚共和国据以建立的那些基本的民主价值观。这两股思潮既给他注入希望，又使他为失望所打击”[①]，民族的尊严促使他去为国奋斗，西方的教养模式为他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他内心非常渴盼中国能像西方列强一样去实现独立富强。1892年，宋耀如决心改行从商，逐渐从最初印刷厂发展到面粉厂及机器行业，试图以此帮助实现自己的强国之梦。 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乃明代著名学者、礼部尚书徐光启之后，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上海基督徒家庭，从小受过西式教育，信教虔诚，没有经历封建的缠足之苦，在社会上经常致力于慈善事业，乐于帮助别人。1887年她与宋耀如结婚，是一个“严格的、品德好的、自奉简朴而又不屈不挠的模范妻子”，先后生育子女六人，她“教养子女的标准是使他们有文化、靠自己，做有用、有德的人”。[②]难得可贵的是，她们对女儿的教育完全与儿子平等，没有半点性别歧视，完全摒弃了中国传统所谓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模式，采取西方民主的教育模式，结合中西的国情比较，培育她们的民族主义与社会责任感，“宋耀如决心要让女儿们受教育并且还要送她们出国留学，这在当时的中国家庭中是罕见的”，“他把女儿们作为智力上完全与男子平等的家庭成员来对待。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夫人倪桂珍同他是完全一致的。”[③] 在这个家庭的社会关系方面，与她们来往密切的多是那些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或基督徒，如宋庆龄的两位姑父牛尚周和温秉忠就是其父在美国波士顿结识的好友，而且在社会上地位比较高。他们皆学谙中西，有很强的民族情绪，希望中国能借助西方的民主政治实现强国之路。宋家的这种社会关系对宋庆龄影响也是很大的，通过他们，宋庆龄在少年时就能强烈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距，感受到一种振兴中华的责任感，无形中在心上培养了一种对民主政治的敏感与关注。 在与宋家的交往中，有一个人是绝对不能不提的，那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宋耀如与孙中山相识于1894年或更早一些，两人是同年出生、同在美国求过学、同学习过医并有共同的强烈爱国抱负的广东同乡。宋耀如被孙中山的爱国激情与革命精神所感动，决心通过兴办实业来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但两人的关系在对外是极其秘密的。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孙中山在1894年至1900年都曾来过宋家。据此，很多学者在写宋庆龄传记或论文时，都曾认定宋庆龄此时就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其中一些还生动地对她们的谈话进行了细致地描述。针对这些对于宋庆龄从小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并立志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奋斗之类的观点，爱泼斯坦根据自己与宋庆龄交往的感受中认为，“那时，她不见得知道孙中山同她父亲正在进行冒险的革命事业”，“庆龄在那个时候已知道孙是宋家至交并把他看作英雄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但这样的谈话，如同关于伟大人物的故事一样，常常添枝加叶，成了传奇。”[④] 的确，无论从当时的历史语境，还是从人之常情来看，宋庆龄此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熏陶之论很难成立。革命者的处境总是很危险的，随时都有可能被统治者逮捕杀害。为了避免祸及家人，他们很多都是瞒着亲人，从众多革命者的遗书中，我们很能感觉到他们为理想不怕牺牲的豪情与难以舍弃的亲情。从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来看，他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尤其是经济方面慷慨相助。但这种行动是极其秘密的，他不擅长政治运动，而更热衷于实业。1905年8月，孙中山等人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后，有鉴于党内缺少精通于西方民主共和体制的人才，特别邀请宋耀如去同盟会担任领导要职，宋耀如婉拒了他。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曾评价宋耀如参加革命“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引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⑤]从孙中山来分析，在至交好友宋耀如家中，他也不便张扬自己的身份，一旦暴露不仅连累朋友全家，而且对革命理想负面影响亦大。尤其自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的家庭受到牵连，幸亏靠朋友帮助与金钱打点，才免遭被捕之苦，但他母亲、妻子与年幼的儿女不得不离开广东往檀香山避难。对于这种连累亲人之痛，孙中山感受肯定是很深的，他不可能把这种心头之痛转接到朋友温馨和睦的家中，尤其如前面所指的对不到十岁的宋庆龄大谈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暴力革命道理，他最多把自己的理想告诉宋庆龄，对她讲一些鼓励的话，如希望中国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度更能适合中国的独立富强，而不应该是现在的帝制。 可见，受家庭文化的熏陶，少年时候的宋庆龄显然已经有了民主政治的思想萌芽，而且具备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家庭的新式教育为她提供了良好的起点，1900年，宋庆龄被送进由美国人创办的贵族教会学校——中西女塾上学，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美式初步教育。在这里，宋庆龄学习了由美国人编写的语文、英文、历史、地理及宗教等诸多新式课程，由于皆用英语教学，她很快学会了一口较为流利的英语。在这里，由于是上海的中心地段，她也在开始思考中国的处境问题，为什么外国人在中国能趾高气扬，而受欺压受苦的总是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整天劳累而衣食仍然堪忧的下层中国百姓，要怎样才能实现基督教中所宣扬的民主、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呢？为此，她甚至开始怀疑基督教。1907年夏，从中西女塾刚刚毕业的宋庆龄，在父母的支持下，由其在清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夫温秉忠护送，去美国开始留学生活。 二 从1907年到1913年夏天，宋庆龄在美国度过了整整七年。在这里，她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强大与民主政治的密切关系，她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也能像美国一样进行彻底改革，去实现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普遍幸福。正如她后来所说的，“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于我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⑥] 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的五年，是宋庆龄逐渐接触、接受民主政治精神熏陶的重要时光。她于1908年9月进入该学校学习，后来担任过该校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在《威斯里安》校刊上，宋庆龄开始用自己的民主精神之笔来描述自己理想中的祖国前途。她关注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物，在她理想的国度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关爱，如她所写的《四小点》、《阿妈》等文，皆体现了她纯朴的平等、博爱之观念。 1911年10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新的阶段。10月10日晚，武昌首义取得胜利，并在接连的三天中光复了汉口、汉阳，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而且，革命的烈火很快遍及全国各地，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此时段间，远在美国的宋庆龄是如何回应国内的革命，爱泼斯坦先生曾指出，“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⑦]但是，这观点不是太确切的，任何人在完全接受改良、革命抑或其他任何思想都需要一个转变的历史过程，对当时只有18岁的宋庆龄来说亦是如此。 武昌起义后的国内革命形势，美国媒体都进行过相应报道，宋庆龄或许不知道，或许已经知道，她也很难从媒体中分辨出此革命的本质及发展走向，她还需要更多的信息渠道来帮助了解，因此她此时的思想还是按照以前的民主政治路径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1911年11月，《威斯里安》校刊上发表了宋庆龄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论述了中国早期留学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方面对自己国家的良好影响，她认为，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家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祖国的复兴与强大必须通过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才能达到，他们将带头废除中国女性缠足、男性留辫子等社会陋习，消除国内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从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此时的她，仍然流露出对清政府宣扬的要建立议院制度承诺的信任与希望，把中国政府的腐败归源于官吏选拔的不当，渴望能通过改革教育与政治制度来解决社会问题。文中充满了宋庆龄的爱国改良思想，这在当时亦是符合中国现代化民主政治进程中的进步思潮，虽然未提及革命，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也许是此文遗憾未能选入《宋庆龄选集》的重要原因。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为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临时政府，颁布了各项符合民主政治的法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符合广大爱国人士的强国愿望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宋耀如夫妇参加了这次盛典，并坐在显耀的位置上，这意味着其秘密的革命身份公开化，他们准备为新政权的民主建设而努力奋斗。他们及时地向宋庆龄写信告诉国内的巨大变化，并寄去了一面共和国的新国旗。宋庆龄非常兴奋于国内民主政体的确立，她立即踩上凳子扯掉了学校墙壁上悬挂的清朝龙旗，而代之以民国的五色旗，她把龙旗扔到了地上，用脚去踏，并高兴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⑧] 不过，很显然的是，宋庆龄虽然恨透了腐败的满清王朝，一直渴盼着成立一个和平而又强大的中国，但到底如何才能实现呢？这对未曾涉足暴力革命的十余岁的她来说，革命的途径很难去想象成功实现，在她心中，革命亦不是一种最佳的方式，毕竟革命充斥着流血与暴力，对社会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亦是巨大的。但辛亥革命胜利了，而且还创建了中华民国，宋庆龄热泪盈眶，这是她“五个月以前，我们无论怎么放任不羁地梦想也不可能想到会成立一个共和国”。她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推翻满清政府就是铲除了一个充斥着野蛮习俗的、道德败坏的朝廷”，尤其在这个朝廷统治之下，人民毫无自由与幸福可言，其“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于极度贫困。”[⑨]所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的而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⑩]在宋庆龄此时的眼中，辛亥革命看似“不幸”，而其结果实属“大幸”，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她欢呼辛亥革命，倒不如说其更多在高歌民主的共和国，她不再希望革命，而是希望在和平中去加强建设，因为她已经将自己的民主理想与共和国的强大之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民国成立了，政府正在逐渐推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教育方面的改革，并“已经取得了光辉成果”。宋庆龄美好地憧憬着祖国的未来，辛亥革命成功了，暴力革命也将过去，一切会在和平的改革方式中将国家引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之中。“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有效地、明智地处理这些问题，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完善和繁荣。”[11]她非常自豪而乐观地认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世界上还远未实现的“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因为中国历来是一个崇文轻武、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真正的本质意义上的热爱——将作为和平的化身站出来。它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12] 在女权建设方面，远在美国的宋庆龄对初创的民国政府亦是充满信心与乐观。她认为：“当今中国的妇女，如同其他文明国家的妇女一样，都享有同样多的自由。尤其是城市妇女，她们都和男人一样平等。”[13]宋庆龄委婉地批评了中国传统的女性社会角色，没有很多的社会自由，“除了接触近亲中的男人外，她们生活在一种封闭的脱离男性社会的状态之中。”但现在随着教育对女性的推及，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是贵族女性，而且平民女性也能享受教育，不仅只在国内接受教育，而且也能出国留学。“这些留学生学成归来，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她们积极行动，配合政府取缔不良风俗习惯，破除各种迷信。”[14]在政治上，女性享有了充分的民主权利，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政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平等普选权”正在有序地进行，中国将不断出现类似西方女权运动如潘克赫尔斯特与贝尔蒙特似的女性英雄人物，尤其“中国正在鼓励办好女子高等教育，我们深信，用不着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15] 三 但是，远在海外的宋庆龄不能详知的是，成立的民国命运多舛，根本不是她所想象的那么乐观。袁世凯很快就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疯狂排挤和屠杀革命者，高度压制民主运动，并一步步地走向专制独裁。1913年8月，正当宋庆龄离美回国之际，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迫流亡日本，重新集结革命力量进行讨袁斗争。宋庆龄父母及其姐宋霭龄也随同流亡到日本，协助孙中山继续进行革命运动。虽然“目前在中国处境危险”，但到达日本的宋庆龄与亲人们团聚，心情“很愉快”。[16] 初到日本时的一段时间里，宋庆龄也并没有马上融入革命的气氛之中，她仍然处在一种悠闲的心境中。在1913年10月7日给她在美国北卡罗来纳一起求学时很要好的朋友阿莉的信中能感觉到那种轻松的心境，“我离开旧金山后作了多次旅行，参观了许多名胜地方”，现在“有许多地方还要去”，“目前的生活非常有意思”，并且热情邀请阿莉来东方参观游玩。[17] 但在这同一时期，宋庆龄从父亲与孙中山先生的那里“得悉我们的民国处于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推翻它”，“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这种“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我决定美国攻读新闻学，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18]但由于父亲的病情，宋庆龄不得不中断了去美国攻读的计划。在与亲人们一起并肩工作的过程中，尤其在与孙中山的交往中，宋庆龄改造中国的思想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那就是革命！只有继续革命，才能恢复与捍卫共和国的民主政治！正如她后来所指出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与中华民国的建立，本是“世界史上进步的一个碑石”，“但是，因为真正和绝对的民主政治还没有实现，所以我们的革命还不能认为成功。清廷退位之后，并不能建立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政府，而且革命党的势力，横受著名的军阀和官僚的袁世凯所摧残。袁氏外得帝国主义的援助，尤得日本的欢迎，内则实行军力统治，不顾民意，暗杀党人，腐败至极。”[19]“中华民国的宣布成立，只不过是争取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斗争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结束。政府的形式是改变了，但是政权实际仍旧掌握在旧人手中，而生活依然如故。”尤其如妇女权利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当两位国民党女领袖，唐群英和张昭汉，在民国首次成立的国会中提出男女平等的议案时，反动派所操纵的多数轻而易举地把这提案否决了。”[20] 1914年是宋庆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一方面是袁世凯专制独裁、复辟帝制的趋势更为明显，这令宋庆龄非常愤慨；一方面是宋庆龄与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接触更加频繁，越来越理解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并日益为其革命精神所感动与振奋，正如她所说的，“辛亥革命时期与辛亥革命之后，我国革命的最大弱点，即不能了解孙中山先生为民族求独立的思想，和不能代表全国真正的意志。”[21]9月，由于姐姐宋霭龄准备结婚，所以宋庆龄代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一起工作。孙中山对宋庆龄非常信任，托付给她的不仅有日常事务，而且还有他的秘密通讯与文件。他经常对她讲解世界的形势与中国的政局，使她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增强了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心与积极热情。11月，宋庆龄曾致信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22]也正是由于宋庆龄对欧美民主政治的谙习、流利的英文水平以及高效率的办事能力，孙中山逐渐在工作上已经离不开这位“贤内助”，两人在为实现中国的现代民主政治而革命的共同理想上已经形成了“孙不离宋，宋不离孙”的默契的工作境界。 1914年11月下旬，宋庆龄不得不离开东京往上海去侍候因病先已回国的父母，孙中山工作更显忙碌与劳累，他不时致信宋庆龄表示问候，并希望她能早日来东京一起从事革命事务。1915年3月17日，宋庆龄返回东京与孙中山见面，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两人讨论了结婚的计划。为了表示对爱的忠贞，此月间孙中山派秘书朱卓文到澳门去争取他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同意离婚，6月正式签写了离婚协议。在6月21日宋庆龄又回上海之后，孙中山分别致信给宋耀如及宋庆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遭到宋耀如家庭的强烈反对。 宋庆龄全家信奉基督教，她与孙中山的结合，遭到基督教会的反对，并动员她父亲去反对这门婚事。她的父母反对，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毕竟很不情愿把女儿嫁给一个大她二十六岁的自己的同龄人。但宋庆龄决心已定，在10月下旬偷偷离开家时，留下一份信告诉她父母，“我决心已下，我要帮助孙逸仙并同他结婚，因为他在三月份已同他的原来的妻子离异。”[23]“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24]24日，宋庆龄到达日本，次日与孙中山登记结婚。在亲情与爱人之间，在基督信仰与革命之间，宋庆龄毅然选择了革命，选择了爱人，并将革命与爱人融为一体，一定要为国家的独立自强与民主政治而奋斗终生。至此，宋庆龄已经完全成为一名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奋斗的革命者。正如1915年11月18日，结婚不久的宋庆龄再次致信美国的好友阿莉时，告诉了自己结婚的感受，“我很担心、很幸福也很高兴，我勇敢地克服了我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了”，虽然现在非常非常忙，但“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并且轻松地说：“当你在蒙特利特（北卡罗来纳）见到我时，你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25] 四 在到底如何实现自己理想中的民主政治的路径上，文静、善良甚至柔弱的宋庆龄逐渐放弃了过去知识女性纯朴的改良意识，毅然毫无畏惧地投入到暴力革命的行列之中。这似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语境影响下的必然，综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了民族主义的高扬，宋庆龄在认识社会性别解放的同时开始注意世界变化与民族命运。在宋庆龄的青少年成长期间，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的知识分子震动很大，他们许多在思考与探索中国的强国之路。这对于出生在上海的宋庆龄，应该感受更深。在各种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她非常渴盼中国能像其他世界强国一样奋发图强。“求学时代，圣女贞德的事迹使她深受感动”，“她把自己和她认为是在被压迫的中国的真正解放力量联系在一起”。[26]1913年宋庆龄从美国求学归来，强国意志更加坚定，但“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使我很悲伤，但我坚信真理永存，并且坚信我们终究会看到中国重新得到和平与繁荣，为人类做出她自己的贡献。”[27] 其次，国内民主运动的呼声促进了国家政局的突变，宋庆龄深刻认识到国家的强大首先必须实现民主政治。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知识界逐渐从学习列强们的器物转变到必须学习它们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他们的强烈呼吁下，清政府也不得不许诺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民主改革。少年的宋庆龄，不论在家中还是在美国人创办的贵族教会学校，都感受到一种切实的民主熏陶。到了美国后，她更加能感觉到民主政治与大国崛起的直接关系，在她此时段所写的文章中，时时体现出对祖国民主政治的渴盼。中华民国的成立，她激动得热泪盈眶，为中国已经告别革命、走入民主政治建设而热情欢呼。但回国后看到专制依旧、共和国徒有空名而气愤，她感慨这种“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28] 最后，革命家庭的亲情纽带是宋庆龄积极投入革命以实现民主政治的直接动因，而后来与孙中山的并肩作战则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宋耀如的革命活动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对外是极其机密的，当时的宋庆龄也不见得知道父亲的革命情况，但家庭对其进行改变当前国内的专制以实现民主政治的教育是无形且深刻的。当宋庆龄在美国得知父亲传来建立共和国的消息时，很自然地接受了革命给国家带来的巨大进步的念头。留学归来时在日本与亲人们一起革命时，亲情的影响激发了宋庆龄对袁世凯专制政治的极大愤怒。在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后，宋庆龄感觉到孙中山“是现在这个可怕时期中唯一能拯救中国使它免遭灭亡的人。因此，我也必须为国家和解放事业担当风险。”[29]因而她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同孙中山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这对一个名门闺秀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不仅违背了孝道，也违背了基本的家教和国法”，当后来面对美国记者斯诺的提问时，宋庆龄坦诚相告，“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30]后来成为好友的德国人王安娜也赞同宋庆龄结婚“这一行动，初次显示出她具有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她认为是对的，就有勇气坚持到底”，“年青的一代都是深为感动的”，她“成了新的自由和理想的化身，成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先驱”[31]，同时也成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女性先驱。 嫁给革命的中国 作者简介：周锦涛（1975—），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博士，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 联系方式：0731-58298137，13789306997； Email: jintaozhou@163.com [①]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11页 [②]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24页 [③]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26页 [④]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28页 [⑤]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342页 [⑥]《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08页 [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4页 [⑧]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4页 [⑨]《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页 [⑩]《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页 [11]《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页 [12]《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3-4页 [13]《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6-7页 [14]《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6页 [15]《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7页 [16]《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0页 [17]《宋庆龄书信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9页 [18]《宋庆龄书信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25-26页 [19]《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95页 [20]《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349页 [21]《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95页 [2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43页 [23]《宋庆龄书信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903页 [24]《宋庆龄书信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904页 [25]《宋庆龄书信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1页 [26] (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07页 [27]《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1页 [28]《宋庆龄书信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25-26页 [29]《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1页 [30] (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04页 [31]（德）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三联出版社，1978年，第17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