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概要： 宋庆龄致黎照寰函为我们揭示了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纪念孙中山时的真实思想、情感和活动。 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新中国的领导人，宋庆龄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事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并远远超过了它”。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实践活动是留给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并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还在并不重视孙中山研究的建国初期，宋庆龄即向周恩来建议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展对孙中山的研究。对于有悖于史实的说法，她特别强调“要尊重真理和事实”，“一定要真实地记录”。在举国高度重视孙中山纪念的氛围中，无论身处怎样的境遇，宋庆龄始终积极参与和尽力协助新中国对孙中山的纪念。 宋庆龄始终对孙中山怀着深深的爱恋与崇拜，孙中山去世后，她将真情与挚爱献给了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新中国成立后，她对孙中山的纪念更多的表露了对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的愿望。 关键词：宋庆龄 黎照寰 孙中山纪念 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对孙中山的纪念。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每年例行的孙中山纪念活动外，每逢十周年的孙中山诞辰、忌辰纪念日，必定举行大规模、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即使在极左的特殊年代也未有例外。 那么，在举国高度重视孙中山纪念的氛围中，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如何参与孙中山纪念的呢？在纪念孙中山时，她又有哪些想法和活动呢？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所藏的一批宋庆龄致原交大校长黎照寰[①]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这批刊载于《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的宋庆龄函共74封，写于1952—1966年，时间跨度15年，内容涉及工作、学习、生活等，其中三分之一强是对孙中山的纪念和回忆。由于宋庆龄与黎照寰的私交甚好，她在函中流露了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情感，甚至包括对某些敏感问题的看法。信函为我们揭示了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宋庆龄纪念孙中山时的思想和活动。 一、“我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决定要纪念孙博士的90周年。” 1956年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新中国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盛大的纪念活动。11月11日，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1600多人出席大会，40多位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的160多位来宾也应邀出席大会。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由朱德率领的中央谒陵代表团专程从北京赶到南京拜谒中山陵。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刊发了毛泽东高度评价孙中山历史功绩及其对后世影响的专文——《纪念孙中山先生》。然而，正当纪念活动隆重举行之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却早于一个月前由北京回到了上海，她没有出席北京的纪念大会。宋庆龄事后向黎照寰坦言她之所以未留京参加纪念大会的原因：“没有任何人同我商量过任何事情，实际上在我离开北京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决定要纪念孙博士的90周年。”[②] 宋庆龄的事先不知情令人颇为费解。她一生追求真理，正直高尚，不畏权势。孙中山逝世后，她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缔造人民的新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1949年10月1日，当礼炮齐鸣，雄壮的国歌声中，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兴奋地认为：“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③]作为新中国领导人，她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建设事业中，并为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新中国建立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宋庆龄真诚地投入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中，她在中国福利会认真贯彻执行。1951年，她就“保健医院修筑工程，数次翻工，造成很大浪费”的情况，指示：“如果这确是事实，在三反运动以后的今天，是不能容忍再有这种现象发生，应立即彻查原因与责任，进行严格处理。”[④]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左”的倾向也让她感到不安。1952年3月，她写信告诉德国友人王安娜，中福会正在开展“三反”运动，“现在他们遇到了麻烦，要交代自己的历史，还要‘坦白’。我们都被发动起来了，大家既忙碌又紧张……”而对其中被查出所谓有问题的埃迪，她说：“我一直对他很有信心，从不怀疑他会做什么坏事。但我想，这就是在评价一个人时人们所认为的‘右倾思想’吧。”[⑤]继“三反”、“五反”后，1953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兴起。1955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宣布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直至1956年底，包括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内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实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身为新中国的领导人，宋庆龄曾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告诉海外的朋友们，热情地邀请工商业界的朋友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提前结束，让她甚感困惑。1955年11月，“草案”出台时，在京出席人大会议的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⑦]当然，这样的意见不会有任何结果，1956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草案”作个别的修改后，追认为正式决议。 宋庆龄在信发出后即赴云南视察，随后又赴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访问，2月回国后便在京沪二地参与政务、忙于外事接待。病体稍愈后，8月，她又赴印度尼西亚访问。回国后，整个9月她都在北京，并且列席了中共八大，还在会上发了言，直到10月初方回上海。就在宋庆龄回沪后不久，10月22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任，包括宋庆龄在内的87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然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庆龄在离京之前却对之毫不知情。 对此，北京方面是希望有所弥补的。11月2日，与宋庆龄关系亲近的廖梦醒受命专程到宋寓所晤谈，希望她能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公开发表广播演讲。第二天，宋庆龄向黎照寰透露了这一消息，表示自己还未想好，她说自己“实在是筋疲力尽”。[⑧] 宋庆龄没有发表广播演讲，但在上海，她仍然不顾病体，尽力协助各方的纪念筹备工作。 从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宋庆龄在上海家中分三批整理出孙中山的文物和文献，提供北京、上海两地举办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之用…… 与此同时，她在头疼失眠的状态中，完成了《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的纪念文章。虽然疲倦，但她仍力求文章的完美，包括用词的准确。她曾向黎照寰求助：“如你所知道的，我是用英语思考的，因此，写作时我不会去考虑中文翻译会是什么样的。在我的纪念文章中我曾经提到，孙博士对华侨和其他人士提出的口号（为宣传革命）‘勿敬朝廷’，然后我又提到，他喜欢‘事实胜于虚荣’。我不知道如何翻译成准确的汉语原文，因为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了。你能不能现在就帮我考虑一下这两个句子的最简短又最准确的翻译，请立刻告诉我，因为我要把它发电报到北京。”[⑨] 协助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深深地牵动了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回忆，同孙中山的婚姻是在她心中“留下最深切感受”[⑩]的事情。但是，回忆对宋庆龄而言意味着再次经受失去爱人的痛苦。11月3日，她致函黎照寰道“关于我和孙博士的关系，那是我至死也不会忘却的，我们日复一日地一起工作，亲密无间。回忆这些事，就意味着要重新经历这些事，它深深地影响了我。”[11]她反复表示：“每当我试图去回忆我和孙博士在一起的日子，我的伤口就被撕开。为这个原因，我不打算参与任何类似的纪念会议。每当人家纪念这样的日子，我却是在经历痛苦。”因此，她恳求黎照寰：“告诉那些询问关于我与孙博士共同生活情况的人，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要求”。[12] 即使伤口一再被撕开，宋庆龄依然十分关注外界对孙中山史实的叙述和评价是否客观真实。针对某些对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的不实叙述，宋庆龄也在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11月8日，她请黎照寰“细读”随函所附的一份材料，并评论道：“对有人竟头脑简单地推测，孙博士的反帝等活动是会见李大钊和瞿秋白以后的结果，我觉得很好笑。”她希望黎在12日的发言时，“记得要强调，事实上，孙博士在见到共产党人之前，早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英国威胁炮轰广州等等）就已经开始从事这样的活动了。”同时声明：“我不是要贬低他们的贡献，而仅仅是因为我们要尊重真理和事实，我们一定要真实地记录这些事情，即使这些事实是某些人不希望看到的。”[13] 鉴于当时并不重视孙中山研究的状况，宋庆龄认为必须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活动进行有组织的研究。[14] 11月23日，宋庆龄向黎照寰透露：“已经给周总理寄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建立革命史研究所，包括研究孙博士的著作和活动。我们需要有组织的和有系统的研究，而不是毫无计划的。这样一个机构可以担任编著全部中国革命史的工作，同时可以一些简短的专册、调查资料、专题论文等。这种工作不仅可以保存我们的革命遗训，在国际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宋庆龄还透露，已向周恩来建议请“一位最好的编剧编制”拍一部关于孙中山故事的电影。因为，孙中山的“无私和刚毅造就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动人的事迹”，这一事迹可以教育青年一代，并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一些曾与孙中山共事还健在的人，“可以为搜集有关孙博士一生中各种阶段的个性和气质的资料提供巨大的帮助”。[15] 1956年，以毛泽东的专文——《纪念孙中山先生》和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全国兴起了孙中山研究的热潮。 二、“一篇切合时事”的孙中山诞辰纪念回忆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为纪念孙中山诞辰曾撰写过4篇纪念文章，其中1962年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是在中苏关系即将破裂的背景下撰写的，体现了宋庆龄在以“中苏团结为重”的前提下，为缓和中苏关系所作的努力。 1962年3月，宋庆龄赴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7月28日，已回到上海的宋庆龄致函黎照寰，告诉他在回上海之前，周恩来要求她“准备一篇孙博士周年纪念的回忆文章，是关于孙博士如何开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宋庆龄认为：“这确实是一篇切合时事的文章，因为历史意义的原因，必须要写。”她回忆40年前：“孙博士在那里会见某个苏联朋友，时间是在1922年4月底，就在陈炯明叛变之前。”“自那时起，世界确实实现了很大的跨越。现在，苏联和中国是同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伟大国家。同时，帝国主义者们现在正在企望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分裂，妄图看到我们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崩离析。”[16] 在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上，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作了很大的努力。然而40年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和苏联却已到了分裂的边缘。宋庆龄函中所指的“时事”正是濒于破裂的中苏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在对斯大林的评价、苏联在中国设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产生分歧，并且裂痕愈来愈深。1960年，中苏两党、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年底，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根据毛泽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指示，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赴会并在会后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中，刘少奇劝告赫鲁晓夫，一切以中苏团结为重，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由此，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缓和期。期间，中国方面为缓和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而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重提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无疑是向苏联示好的表现。 宋庆龄对苏联有着特殊的感情。在追随孙中山革命期间，她多次陪同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会谈。孙中山逝世后，她出走红都莫斯科。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会长。面对中苏关系出现的裂痕，她曾担心地说：“（中苏）关系上出现的曲折将是长期的、痛苦的。赫鲁晓夫肯定不会对我们置之不理，他把事情搞得多糟。”[17]但即使这样，她仍强调中苏两国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她曾写信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急切地想听听他的“国外见闻，特别是在莫斯科”[18]，以了解中苏关系的状况。她是十分愿意为缓和中苏关系做努力的。 正因为此，宋庆龄认为撰写《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必须要写”。同时，她也希望黎照寰能够“提供一些可以结合我文章主题的事例或材料，譬如为什么孙博士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19] 从8月开始，宋庆龄每天早上3点起床工作，于9月完成了“关于孙博士同共产党合作的文章”[20]，并发给周恩来审查。她告诉黎照寰，周恩来“来电告诉我，他打算在11月12日孙博士诞辰日出版这部回忆录”。[21] 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96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宋庆龄的纪念文章——《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这期间，中苏关系再度恶化，第二年，终于爆发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公开大论战。 三、“我们将纪念孙博士百年诞辰。” 相对于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的不知情，宋庆龄早于几年前就得知将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举办纪念，并积极参与筹备。1963年9月11日，她在致黎照寰的函中透露：“1966年，我们将纪念孙博士百年诞辰。我已经将你的名字列为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22]从宋庆龄的口气来看是十分欣慰的，因为这里的主办方已是“我们”，而不是1956年时的“他们”了。 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宋庆龄打算编撰孙中山的回忆录，她告诉黎照寰，回忆录主要依靠那些还健在的经历过“坎坷年代”的老人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者进行编写，可以请一些居住在海外“熟悉孙博士1911年之前活动情况的人”，“把他们了解的事情写下来，因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他们应该不会拒绝合作。”她向黎打听孙科的联系方式，希望请孙科“写点关于他所知道的他父亲的活动情况”，“因为他自己本身就积极参与了当时国民党的活动，他了解许多许多事实”。[23] 请孙科为大陆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撰写文章，只不过是宋庆龄自己的设想。当时，孙科虽客居美国，但一直抱着返台愿望。1965年10月，孙科偕夫人陈淑英、长子孙治平夫妇由美返台，旋出任“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院长”等职。1966年11月12日，孙科出席在台北举行的“全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大会”并发表演讲。 在筹备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时，宋庆龄也没忘记孙中山的女儿孙琬。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琬随丈夫戴恩赛偕女儿移居澳门，1955年，戴恩赛病逝后孙琬与女儿戴成功相依为命，深居简出，生活清苦。宋庆龄在1965年5月19日致黎照寰函中透露：“最近，我国政府给孙中山的女儿阿琬（格雷丝?戴）送去了一大笔钱（美元），作为她的生活费，这意味着她将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了。”当时，宋庆龄与孙琬联系后，孙只给了“她家邮局的地址”，后来“她寄了些孙博士的旧衣服、照片和一些留声机唱片，其中有一张是孙博士的演讲唱片，回赠给政府，作为纪念品”。[24]一年后“文革”开始，大陆政府不可能对孙琬再有任何关心的表示。1968年初，蒋介石派员前往澳门劝孙琬移居台湾安度晚年，当时孙以自己年老体病，移居困难为由加以拒绝，蒋最后只好在澳门就地赠金建屋。 1965年10月，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被正式排上议事日程，全国政协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由271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宋庆龄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紧接着，筹备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通过了纪念方案。11月10日，宋庆龄高兴地告诉黎照寰：“想必你已经知道刘主席为明年孙博士百年诞辰纪念而召开的筹备会议。廖承志担任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你是委员之一。”“这期间孙哲生夫妇和阿平夫妇会到达台北，出席在那里举行的活动。”[25]显然，她已了解到孙科已到达台湾，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正在为百周年大作筹备”[26]的情况。 为了筹备孙中山百年诞辰纪念，宋庆龄从1965年9月1日赴北京，一直住在北京未回上海的家。次年2月5日，她在致黎照寰的函中表示：“我很想家，但是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去做，所以我不能回去。实际上，我正在准备一篇关于孙博士的文章，因为即使在百年之后人们还是要阅读这篇文章的，所以（撰写它）需要作许多阅读和思考。从这个角度看，我一定要写。”[27] 宋庆龄准备的“关于孙博士的文章”即是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长篇演讲——《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撰写这篇文章，她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在内容的取舍上有过很多的考虑，做过多次修改，也得到爱泼斯坦等人的帮助，定稿后还送交周恩来审阅。2月23日，她致函爱泼斯坦：“请帮我一个大忙！我一直在用心写我那篇为孙中山纪念用的文章，但感到需要你的大力帮助。……我把它提早给你，因为我想把它包括在我那本将要出版的集子里边。”[28] 宋庆龄将要出版的“集子”即1966年版的《宋庆龄选集》。筹委会首次会议决定，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时出版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朱执信、柳亚子、何香凝等人的选集。然而，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政治形势风云突变。矗立于南京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成了“四旧”，宋庆龄的寓所也差点受到红卫兵的冲击。8月30日，周恩来借毛泽东对红卫兵抄章士钊家之事的批示为时机，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宋庆龄名列第一位。9月1日，针对红卫兵要捣毁孙中山铜像和冲击宋庆龄寓所的过激言论，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讲话时进行劝阻，并强调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宋庆龄得以幸免冲击，但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已不像原先筹划的那样进行了，在“文革”打倒一切的狂热中，出版孙中山、宋庆龄等人的选集遭到了红卫兵的阻挠。10月16日，周恩来就人民出版社红卫兵以不能出版资产阶级的东西为由，提出不出版孙中山、宋庆龄等人的选集事批示：我同意在孙中山百岁纪念日前只出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两种，其他以后再印或到其他出版社去印。[29]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宋庆龄题名的《孙中山选集》和由周恩来题名的《宋庆龄选集》。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形势下，11月12日，首都北京万人集会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由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主持，他在致词中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引述了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作了高度评价。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长篇演讲，她在演讲中详述孙中山的革命业绩，指出孙中山“40年的忘我斗争”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性和坚韧性经常鼓舞着我们”，“他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们心中”。 就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之时，国家主席、筹委会主任刘少奇已受到错误批判，他虽未被排斥在纪念大会之外，但也仅仅是出席大会而已…… 四、“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嫁给了流亡中的孙中山。对宋庆龄而言，与孙中山结婚是她生命中的第一次选择，也是最美丽的选择，她曾将结婚这一天喻为“比自己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然而，孙宋婚姻一开始就受到孙中山政敌的攻击，他们造谣说孙中山在1914年还未与卢慕珍离婚时就与宋庆龄结婚，说他们在结婚前就同居。此后，还是因为政治的原因，针对宋庆龄的谣言和诽谤一直不断。 1956年11月3日，宋庆龄在致黎照寰的函中起笔就问：“是谁在谣传我们1914年在横滨？孙博士自从袁世凯试图收买他的下属来刺杀他而逃离那里以后，就不曾离开过东京，我从来没有和孙博士一起到过那里。”她在信中详细说明了自己与孙中山结婚的时间、地点和证人等有关情况，并说明有一些文件资料可以证明：“我们是1915年10月25日在东京结的婚，由和田瑞、头山满、梅屋夫妇、朱卓文、朱慕菲等作为见证人，而且我们的婚姻在东京有登记。当时，有那么多的敌人试图制造谣言和风言风语，但是，NCDNews当天有关于此事的报道。不幸的是，在陈炯明袭击我们的时候，它连同其他文件一起被烧毁了。被烧毁的还有，他和孙科的母亲在1915年4月的离婚书（他们自1913年就分开了），还有我们的结婚证书，上有几个朋友的签名，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文件。”[30] 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私人手中征集到孙中山宋庆龄结婚誓约书（即孙中山宋庆龄结婚证书），他们将誓约书拍成照片请宋庆龄鉴定真伪。宋庆龄看后确认是真件，她十分高兴地告诉朋友们，可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孙宋结婚的“原始证明”。当时一些同盟会会员，包括黎照寰的朋友前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但他们并未看到孙宋“结婚证书”。1965年2月，宋庆龄为此特地嘱秘书致函中国历史博物馆，询问“结婚证书”未陈列的原因，3月5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函表示：“结婚证书”“将拟於明年组织举办孙中山先生诞生百周年展览时陈列，在未陈列期间，予作为珍品保藏，如有欲看者可经过联系，前来阅览。”[31]与此同时，宋庆龄还致函廖梦醒“要她找出博物馆不能展出”“结婚证书”的原因，廖为此还“专程去找了博物馆馆长”，并将“结婚证书”复印下来寄给了宋庆龄。宋庆龄于3月6日致函黎照寰说明情况：“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历史博物馆在你的朋友去参观时并没有展出我的结婚证书了。从今以后谁想去看原件，向我们申请一张卡片（就像博物馆和廖梦醒建议的那样）后就可以看了。”[32]3月10日的函中，宋庆龄附上了“结婚证书”的复印件请黎阅览，她认为：“那些恶意中伤我的人，在明年看到这份原始证明时，其好奇心就会得到满足了。我们的婚姻也在东京市政厅由我们的律师和田瑞进行了登记。孙博士在1915年4月（当时我仍在上海）与他的（孙科的）母亲经双方协议离婚后曾写信告诉他儿子。孙科可能还保留着那封信。”[33]而在3月的另一封信函中，宋庆龄则说：“对于某些老顽固提出的怀疑和问题，我想声明，现有的任何法律都没有规定人们结婚要得到那些恶毒的诽谤者的同意。拉丁谚语曰：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所以让这些狗去叫吧。”[34] 孙宋结婚誓约书的出现，并未阻止关于孙宋婚姻的流言蜚语。对此，宋庆龄甚为愤慨，她在1966年4月10日致黎照寰函中愤怒地表示：“我知道总是有人会诽谤我，甚至当着你的面。如果他们再这样做的话，你可以掴他们耳光！”[35]事实上，直至晚年，宋庆龄仍在不断驳斥这些恶意中伤的谣言。 宋庆龄“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嫁给了“能够拯救中国”的孙中山，“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孙中山赠予宋庆龄的联句是他们爱情的真实写照。尽管宋庆龄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仅十年，但此后终其一生，她始终对孙中山怀着深深的爱恋与崇拜，并将真情与挚爱献给了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她为孙中山“四十年的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孙中山的理想，“并远远超过了它”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号召人们学习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对革命事业的不息的热诚”，去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她对孙中山的纪念更多的表露了对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的愿望。无论顺境或逆境，她对真理的追求和热爱始终如一。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 张洁明 [①]黎照寰（1888—1968），字曜生，广东南海人，曾在孙中山身边工作。1930年至1944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将交大执信西斋提供给宋庆龄作“国民伤兵医院”之用。是年末，参与宋庆龄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一至第四届委员、副主席，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8年9月16日去世。 [②]宋庆龄1956年11月20日致黎照寰函，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③]《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页。 [④]原件，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96－297页。 [⑥]宋庆龄以后又帮助这些朋友再次出国。参见高醇芳：《我家与宋庆龄的关系》，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 [⑦]吴江著：《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⑧]宋庆龄1956年11月3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37页。该函原无年份。函中提到孙中山宋庆龄结婚证书等文件在陈炯明叛乱时被毁，并未提及中国革命博物馆在1962年征集到的孙宋结婚誓约书，说明该函写于1962年之前。又，函中提到北京方面派廖梦醒邀请宋庆龄进行广播演讲事，从接下来宋描述孙中山的情节来看，广播演讲应是为纪念孙中山的诞辰。为纪念孙中山诞辰进行广播演讲，其纪念活动的规模应该是较大的，新中国成立后至1961年的时间里，只有1956年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再者，函中有“几周来，我为了完成几篇文章，加之晚上失眠，感觉非常疲倦”的描写，也与宋庆龄在1956年11月份的情况相吻合。故可以推断该函写于1956年11月3日。 [⑨]宋庆龄1956年10月31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196-197页。 [⑩]宋庆龄1956年11月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37页。 [11]宋庆龄1956年11月3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37页。 [12]宋庆龄1956年11月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199页。 [13]宋庆龄1956年11月8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31页。 [14]宋庆龄1956年11月27日致走恩来函，《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14—515页。 [15]宋庆龄1956年11月23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198页。 [16]宋庆龄1962年7月28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08—209页。 [17]宋庆龄1961年11月10日致爱泼斯坦函，《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14－615页。 [18]宋庆龄1962年9月12日致金仲华函，上海市档案馆藏。金仲华曾于1962年7月29日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出席国际记者协会第五次会议并顺访莫斯科。 [19]宋庆龄1962年7月28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09页。 [20]即宋庆龄1962年11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21]宋庆龄1962年10月5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11页。 [22]宋庆龄1963年9月11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15页。 [23]宋庆龄1963年9月11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15—216页。 [24]宋庆龄1965年5月19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22—223页。 [25]宋庆龄1965年11月10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24页。 [26]宋庆龄1965年7月9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23页。 [27]宋庆龄1966年2月15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24页。 [28]宋庆龄1966年2月23日致爱泼斯坦函，《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649－650页。 [2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 [30]宋庆龄1956年11月3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36-237页。 [31]赵金敏：《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姻誓约书鉴定始末》，载“千龙新闻网”。 [32]宋庆龄1965年3月6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20页。 [33]宋庆龄1965年3月10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21页。 [34]宋庆龄1965年3月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21页。 [35]宋庆龄1966年4月10日致黎照寰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第227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