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以宋庆龄“缔造未来”的战略思想和她要求家庭、学校、社会在培养少年儿童中应尽的责任来巡视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挑战。文中引述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如何鼓吹美国的“民主、自由、个人至上”的意识形态，促使在前苏联于１９９1年“不战而胜”，成功地实现了“和平改变”，以及他对中美关系受到“政治哲学格格不入”的限制，合作关系随时都可能变化的前瞻。鉴于后尼克松的美国对华政策，把中国看作“潜在的敌人”，把中美关系定格在“竞争关系”上，并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环境，力图使中国青年变为没有信念、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沉迷于花天酒地的一代，从而实现自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寄希望于我国第三第四代，实现他们“不战而胜”的黄粱美梦；同时，也列举了一些目前国内不利于少年儿童成长的社会现象，希冀全党全国上下“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荡涤那些污染儿童心灵的污泥浊水，强化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抵御西方霸权大国在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的道路，树立为最终消灭剥削、压迫和战争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关键词：信念、民主、公平、公正、法治、德治——培养接班人

　　宋庆龄于1981年的5月，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忍受着身患重病的极度痛苦，仍撰写了《更好地为下一代着想》、《我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致“六一”儿童节报告会的贺信》、《愿小树苗健康成长》等三篇语重心长的文章，她在文中呼吁家庭、学校、社会要不断地关心和培养年轻一代成长，不断地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培养和教育他们，使他们成长得挺拔、旺盛，经得起任何暴风雨和病虫害的考验，使之成长为栋梁之才，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以期把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的火炬接过来，传下去，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她在垂危中想象着葱绿的大地和鲜艳的红领巾将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多姿，更加欣欣向荣。

　　但她也不无忧伤地回忆起文革十年浩劫时，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亿万少年儿童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她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一想到年轻一代的遭遇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忧虑。”

　　她虽然离我们而去已经整整30年了，但她这颗挚爱少年儿童的心仿佛仍在跳动，她那殷切的教导言犹在耳。30年来，我国的国际国内坏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一面，也有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一面。须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以宋庆龄的少年儿童教育观来巡视一下时下的社会坏境，也就不能不有所忧虑了。

　　一．宋庆龄把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提高到我国和人类的未来的战略高度

　　发表在1963年《中国建设》杂志第6期的《缔造未来》一文，可以说是宋庆龄的儿童教育思想体系战略性的高度概括。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因为未来是属于新一代的。”她在不同的文章和场合中都提到“少年儿童是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她把缔造未来的任务视为老一辈不可推卸的责任。她说：“老一辈人的使命不仅是在他们那个时代为争取社会进步而进行胜利的斗争，而且还要使下一代人能够在新的条件下把这场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她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历史赋予人类以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一代一代地把希望的火炬传下去，以不息的奋斗去创造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我们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美好。”

　　如何去缔造未来？缔造未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她指出：“在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应该毫无例外地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然而重要得多的是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要使他们的生活有目的，这个目的应是把个人的前途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要使他们具有正确的世界观，确立明辨是和非、正义和非正义、真理和谬误的标准。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从人类克服一切艰难障碍而长期进行的斗争中吸取教训，这场斗争是为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消灭剥削、压迫和战争。”

　　宋庆龄的这一战略思想是基于自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等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人和她自己以及无数革命志士、广大人民群众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进行的不屈不饶的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是基于她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比热情和信心；是基于她对世界和平之渴望；是基于她对天下为公和共产主义理想之憧憬。当然，也基于自她那个时代起，直至现在，从西方的列强到如今的霸权主义者企图通过热战、冷战、和平演变等手段，极力阻止中国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富强的现实。

　　正是由于这个现实的存在，才更突显我们对年青一代教育之重要、急迫和忧虑。

　　二．西方大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第四代的身上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东方和西方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大规模的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意识到，通过炮舰政策的“热战”不但难以挫败社会主义国家，其代价也是西方国家所难以承受的。朝鲜战争、越南战场的较量就是惨痛的明证。于是以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霸权主义者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他们企图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三第四代年青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逐渐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与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于1988年出版了一本《1999——不战而胜》的书，他自称这本书是他“一生从事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和工作实践的结晶”，是他花了40年的时间才写就的。他在书中概述了美国200多年前的立国之本，极力宣扬美国个人之上的“民主和自由”，总结了20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竞争的经验和教训，以祖师爷的口吻指点着后继的美国总统们，如何在1999年世纪之交时使美国在美苏较量中不战而胜，如何迎接21世纪的挑战以及美国如何在争夺第三世界中创建一个领导全世界的新美国。

　　纵观20余年来的美国的对外政策，虽然总统换了一届又一届，但他们的基本对外扩张政策，乃至其具体的方针、策略都没有脱离尼克松所总结的轨迹。他在书中的论述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咄咄逼人地与前苏联对抗的主线。今天看来，在前苏联已经解体的情况下，他的后继者也用同样的策略与中国展开竞争。尼克松在书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竞争，但是美苏对抗的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的。苏联要扩大共产主义的范围，破坏自由；而美国要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扩大自由的范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不幸的是，尼克松的不战而胜的预言在不到他预测的新旧世纪交替的1999年的1991年就在苏联东欧实现了。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根据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长期研究和实地考察而写成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的观点，主要是在苏联共产党内部，数十万左右占据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企图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换句话说，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其既得和攫取更大的利益而选择了最能保护私人资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科茨教授以翔实的历史数据证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苏联解体的必然原因。相反，苏联解体之前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证明它比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也曾实现过社会最大的公正。苏联大多数人也是不愿意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的。当然，科茨教授也认为外国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的意识形态在上层知识分子中的渗透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正是尼克松所说的“美苏对抗的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新中国何尝不是如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西方大国极尽其军事包围、战争威胁、封锁、禁运、颠覆乃至核威胁之能事，力图把新中国扼杀在襁褓之中。到上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联华抗苏”之需要，才有尼克松叩开中国大门之举。但至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解体以后，世界由原来两霸称雄，变为一霸独秀以后，而中国却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国力也因之有所增长。可是正因为中国仍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西方大国担心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会扩大至西方的“自由世界”。这样，就把中国列为“潜在的敌人”，“中国威胁论”也由此产生。于是就把促使苏联东欧解体的“经验”用之于中国，中国便成为“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国。

　　其实马克思、列宁早就指出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防止“和平演变”保持着警惕。早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的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到从民主革命能否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时就说过：“如果国家，主要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他在代表中央作的报告中说到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入城市后，我们“必须学会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959年11月，他针对杜勒斯的言论，又说：杜勒斯所说的和平演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从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6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为了不使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中国显灵，毛泽东和中共其他的领导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如：

　　（一）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

　　（二）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因此，他强调党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必须联系群众，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三）必须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怎样培养，他提出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第四条，有事要同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

　　这些思想和主张在今天仍有其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也无须讳言，毛泽东在他自己后期的革命实践中，在作出诸多重大决策时违背了他自己的这些原则。

　　三．西方大国是如何推行他们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的

　　我们不妨还是引述一点尼克松在那本书中的话。他谈到要充分利用美国经济援助的优势与莫斯科进行竞争时说，“我们援助的目的必须是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我们决不可单纯将我们的金钱倾注到讨好别国的全球性政治分肥计划上。我们的援助不仅要符合我们的利益，也要符合我们所寻求的被援助国家的利益（即要支持亲美的受援国政权——作者注）”。“我们的援助在防止共产主义扩张方面做了10倍以上于军事所能做的事”。“我们必须趁莫斯科的经济实力萎靡不振之机，来巩固我们在全世界的竞争地位，使我们的朋友更加稳固，并与那些我们希望其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国家改善关系。我们必须继续与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强国中心，如西欧、日本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应该帮助那些正在为防止共产主义胜利和推翻共产主义胜利而战的人们”。“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发展也有他的限度。我们不是盟国。．．．．．．我们两国处于对共同利益的冷静考虑，今天成了新朋友。但这些利益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友谊也可能会随之改变。在变化着的国际现实中，我们两国缺乏那种把我们连在一起的共同经历、斗争和理想。除非中国发生重大的政治变革，否则我们两国的政治哲学仍将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的竞争将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在下一个世纪，采取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将高昂，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号召力将成为决定因素。”尼克松是个反共老手，他极力主张扩展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平”。他针对当时美国新保守主义抬头的倾向，说：“如果我们退缩不前，我们将把无可争议的领导角色拱手让给莫斯科。．．．．．．如果我们畏缩不前，我们最终将发现我们成了红色大海上的一个孤岛”。“只有我们促使苏联集团内部发生和平的变化，我们才能在美苏冲突中带来一个真正的紧张局势缓和。只有在那时，真正的和平才成为可能”。

　　苏联内部发生的“和平变化”已有20年了。这20年也正是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2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20年。在西方大国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他们促使中国内部“发生和平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的和平崛起则刺激了西方大国“主宰世界”的神经。他们的称霸哲学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请看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在最近中国领导人刚访美归来之际，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去年年初，中国对美国在台湾（指奥巴马访华回去后即向台湾出售了65亿美元的进攻性武器）、互联网自由和西藏等问题上多年来的政策做出了严厉刺耳的回应。２０１０年７月针对国务卿希拉里为解决南中国海问题提出的增进互信的创新性多边创议，中国外长的回应是以尖刻的语言警告东南亚邻国，不要跟外部强国协作，处理与北京的领土争端。甚至在日本迫于中方压力释放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相撞的中国渔船船长之后，北京还要求东京道歉和赔偿。．．．．．中国官员两度警告美国和韩国勿在邻近的国际水域举行海军演习。中国的这些做法令许多国家对之疏远，尤其是韩国、日本和美国。”他作为美国国务院一个不大的中层官员竟以威胁的口吻说：“华盛顿及其伙伴必须一以贯之地让中国在应对朝鲜和伊朗等问题的多边合作努力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是，他们（指华盛顿及其伙伴）也必须强调指出，尽管他们很希望得到中国的合作，但无论中国是否合作，他们都会对挑衅做出回应，如果中国阻碍这些努力，或者哪怕只是袖手旁观，中国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这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只能容忍美国违反中美三个公报，在两岸关系空前缓和的情况下，反要增加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只能容忍互联网上的毒害青少年的黄毒泛滥和政治性的煽动；只能容忍他们干涉我国内政，长期出钱出力干涉支持藏独等分裂分子；只能容忍他们为了他们的利益插手我们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问题；只能无视他们组织第一、第二岛链的包围圈和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以及要恪守“美台关系法”等宣示，而不许我们表示一点维护我国主权的尊严。这正是不折不扣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

　　我们还是举一两个例子，来看看西方大国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我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如何认真而细致地影响我们年青一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寄“和平演变”之希望于他们的身上。远的且不说，就在我们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忠实执行国家政策的西方大国的权力部门就秘密制定了一项政策：要尽可能多地吸收中国的学生到他们国家去留学。他们确信，中国年青的学生在他们的国度里经过几年的学习和耳濡目染，定会对他们的“自由、民主”社会和生活方式产生新的印象，学成回国以后，必将影响周围的人群和他们以后的经历。于是他们利用从中国大学出去的个别教师拿着大笔有关部门的“奖学金”回到国内，向“目标家庭”送上“奖学金”，以解决他们出国留学的费用。学生入学以后，对个别家庭背景感兴趣的学生还给以特殊的照顾，在食宿上提供放便，在学习上进行“个别辅导”。他们的政府部门还制定了一个“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免费邀请数十位不等的中国青年干部、学者去访问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访问的日程根据访问者的情况精心设计，甚至细到个性化的程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在于尽力宣扬访问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可为人人铺平自我发展的“光明大道”，而且还很讲究宣传方式。他们的国务院的一本期刊中是这么说的：不要直截了当地宣传他们国家如何黄金遍地，懒汉也有光明前途，而是要宣传不分民族肤色，不分宗教信仰，有时甚至还存在某种种族歧视等缺陷，但只要经过自我奋斗，甚至磨难，最终还是可以到达幸福彼岸的。这种“访问计划”的往访者最初是以自由报名的方式招纳的。后来觉得效果不理想，改为由他们驻华使馆推荐保送，推荐的对象主要是他们选择的中央机关和主要省市机关中的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职务已是司局级的干部。他们认为这一年龄段的中层干部，经过几年的努力，很快就能进入到中国高层的决策部门，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访问中要多方了解访问者的反应，访问结束时要与访问者进行总结，访问者回国后，还要随访后续效应等等，就如同一家负责任的医院对患者进行精心治疗出院后还要不断进行随访一样。后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两国间交流合作既广泛又深入，这种访问计划也就逐渐淡出。近年来，该国权力部门的意图就更加露骨了，他们制定了针对我国青年的工作计划，明目张胆地要改变中国青年一代的人生价值观，要使他们失去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信仰；要使他们享乐至上，沉迷于花天酒地和色情之中；要使他们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只顾个人利益，羡慕西方“自由世界”而毫无信念的人，……。更不用说他们长期以来在境外支持藏独、疆独、台独和形形色色的“不同政见者”，时时窥视着可乘之机，兴风作浪。他们如此卖力地鼓吹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样的信仰呢？我们还是听听尼克松在那本书中的解释，也许兼听则明，从而坚定我们自己的信仰。尼克松说：“我们信仰个人至上，苏联信仰国家至上。我们信奉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他们信奉一个极权的体制，其中所有权力都掌握在政党和国家手中。我们的制度注定要给予个人以最广泛的行动自由，当然这种自由必须是不与公共秩序和他人权利相抵触的。我们从不禁锢个人的创造能力，而苏联则对大多数具有创造性的个人进行压制。我们创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体制（人们最欣赏的是它的自由，而不是它的成果），而苏联则建立起一个由于官僚主义盛行而处于停滞的社会。”

　　究竟是“个人至上”还是“国家至上”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汉语中的＂国家＂两字就足以说明国与家的辩证关系，有家才有国，说明家庭是组成国家的成员，有国才有家，说明没有国家，何来幸福的家庭和尊严的个人，皮之不在，毛将焉附。我们这一辈人都是体验过河山半壁，奋起抗日的悲壮岁月。如果“个人至上”，那么岂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了吗？政府的权力也不在于大和小，而在于权力为谁所用。如果为垄断财团所用，权力再小，也不是广大老百姓的政府，民主的选举也只能在代表不同垄断财团利益的党派之间进行选择；反之，权力再大，倘为人民所用，那么集中国力办大事，也许更能奏效。因此，我们的信仰，不是“个人至上”，也不是“极权政府”，而是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天下为公”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最终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的新世界，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倡导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和政府及其干部（公务员）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的信仰，这无疑是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的最好的信仰。

　　四．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培养出一代代使霸权主义者失望的接班人让我们按照宋庆龄的要求，为我们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坏境。

　　（一）宋庆龄要求我国的青少年有正确的生活目的，有正确的世界观。

　　今年是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我们应该借此机会用优秀的中国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大力宣传党的奋斗目标和革命先烈、老一辈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无私无畏的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有了推翻“三座大山”，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坚强信念，才使他们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西方不是说，中国，特别在中青年中，存在着信仰危机吗？这是值得我们警惕或反思的。他们利用苏联东欧的解体，大肆宣传共产主义是“乌托邦运动”，诋毁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造成的“平均主义的贫困”。宣扬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带来的“不平均的富裕”。在国内，人们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种种说法，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半封建资本主义”、“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等等。因此，理论界有责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论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在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有什么本质相同和区别之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什么本质区别和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那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和必须坚持的，那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或不适用了，并且对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贪污腐败之风之盛行、一切“向钱看”的倾向、社会诚信之缺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犯罪率尤其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上升和本已消失了的娼妓、赌博、吸毒等社会沉渣又重新泛起等社会现象作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进而掀起一个全民学习运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明辨是非，首先从党内、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等系统内统一认识，如同1979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辩论，为我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那样，新的一次大学习或大辩论必将加速21世纪中国的大发展。这样才有助于培养出有信念的新一代。须知没有信念和自信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尼克松作为一个主张向外扩张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眼看美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批评国内新保守主义抬头时，尚且强调一个国家要有信仰和精神。他说：“当我们重视物质需要与政治问题时，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即需要考虑到人类的精神方面。”“一个已不再信仰自己的理想的国家，不能希望它的理想对别人还有吸引力。”“两个世纪以前，美国军事力量弱小，经济上贫困。但这个国家却发生了轰动世界的革命。我们的吸引力并非来自于我们的富有和强大，而来自于我们的理想。今天，我们总是过分强调军事和经济实力，尽管在我们特定的日子里表示要恪守我们的建国原则，但是我们的日常话题却往往被实利主义的信条统治了。”我们相信具有几千年文明史和一百余年的民主革命史的中国，以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优秀的革命传统定能唤起民族的自信，培养出一代代使霸权主义者失望的接班人！

　　（二）宋庆龄要求各界为儿童树立榜样，自觉地成为孩子的范。

　　我们应该下大力气来整顿和改善我们的党风、政风和民风。我们都还记得，1948至1949那个历史转折时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直捣黄龙。由于国民党的反宣传，许多新解放区的广大老百姓对共产党心存疑虑。但是，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不仅秋毫不犯，而且处处为老百姓做好事，严格做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与欺压人民的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百姓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由恐惧改为欢迎。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做到平易近人，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严格按照我党“三大法宝”，即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群众、统一战线行事。因此，迅即形成了全民大团结，迸发出排山倒海，无坚不摧，震惊世界的伟大力量。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声的号召，是教育青少年最好的教材。反之，如果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又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年青人，逐渐失去民心也就成为必然。

　　我们还必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大多强调人治，着重以德治国，这方面有丰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与古训。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尤其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依法治国就成为突出的问题。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必将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放荡不羁。因此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保证司法公正高效，保障公民权利，坚决制止政权机关中滥用权力，权钱交易，违法行政的现象。但是，没有相应的道德建设，同样不能完善市场经济。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道德建设就是要树立起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光荣与耻辱的判断标准。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制，如果没有相应的商业道德、行政道德作为思想基础，其法制也难以有效贯彻执行。没有信用就不会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没有大公无私的行政道德也就不会有健全的法治。

　　西方大国热衷于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是由他们的目的的。他们认为，“经济自由能够引起政治自由的欲望。”这话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也不无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自由化，也就会导致政治的自由化。美国至今没有承认我们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也就是说，我们还不够“自由化”。为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且高效运行，我们还必须改善我们的民主政治，建立有助于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加强人民群众及广大党员对党和政府的有效监督的各种机制和制度，以防止“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反之，如不对市场经济因势利导，社会矛盾必然丛生，如再掌握不好，还会使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动荡和不稳定。我们应从国际国内的一些事件中吸取教训，使我们的少年儿童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和谐、幸福的社会里。

　　（三）宋庆龄要求我们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各种条件

　　他要求著名作家为儿童写作。可如今，有助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好作品可说凤毛麟角，而充塞视频的却是许多“儿童不宜”的黄、毒、凶杀、恶斗、阴谋、欺诈，．．．．．．。尤其是那些娱乐节目，大多是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有的甚至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有的“贺岁片”虽然票房价值高达数亿元，编导们也以此为傲，沾沾自喜。但从头至尾的镜头，都是在展示最豪华的滨海别墅里的花天酒地，穷奢极侈。有的国家级的出版社居然从外国引进全裸体的儿童读物。他们挖空心思为了挖钱，殊不知对青年的误导和对少年儿童的伤害。此起彼伏的矿难，深圳一台企楼顶的“十三跳”，以三氯氢氨奶粉为代表的商品造假，以高等学府老师的身份进行学术剽窃和学术造假，高官们的假博士、假硕士，博士生、硕士生沦为杀人犯、盗窃犯等等现象，对少年儿童心理的冲击如同七、八级的地震。他们常常问家长，“这是怎么回事呀！”再看看广西（不限于广西）边远的小学生，连一本最起码的学生汉语字典都没有，还得由那里的全国政协委员向本届政协会议提交提案来解决。孩子和大人们都说，各级大小官员少出国“考察”一次就能解决的事，怎么“杀鸡还需用牛刀”？20年前，一个友人赴日本出差，晚间得暇，一个爱国华侨建议他去东京的红灯区看看，说中国的女留学生为赚取学费在哪里卖淫，男留学生在哪里“拉皮条”。来到灯红酒绿的一条街，果然如哪位华侨所说，友人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他的童年时代的一幅悲愤图画，刺刀上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兵在他的家乡奸淫烧杀。可是如今，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在一些大城市里，在豪华的夜总会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蓝色港湾”、“天上人间”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公馆”里，大学生们也在哪里从事同样的“副业”，尽管这些商女们不完全都为了赚取学费。这又使我回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一声令下，取缔妓院，把沦落风尘者送到纺织厂去当了工人。

　　宋庆龄说，应该把最好的建筑物作为儿童校外活动的场所，在最好的风景区设立儿童夏令营和儿童疗养院。可是眼下为了儿孙们入一所收费较低的公办幼儿园，耄耋之年的老奶奶，哪怕只有百分之几的机率，还得风餐露宿去排队争取。无论闹市区里的高档公寓楼，还是郊区的临水依山的别墅群，夜间灯火阑珊，闲置的不在少数。生活中的这种反差常常使成年人无法回答少年儿童幼稚率真的提问。

　　宋庆龄说，为了保护儿童，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制止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可是如今，少年儿童们并不知道破坏世界和平的根源在哪里，战争的威胁又来自何方。我们的主流媒体说：目前中美关系到了历史最好的时期，他们附和着美国高官的花言巧语：说什么美中关系“由求同存异，发展到风雨同舟，再由风雨同舟，发展到殊途同归。”以这三个标志性的“同”字来说明中美关系空前的好。如果说美国人的汉语水平没有我们中国人高，那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知道“风雨同舟”之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小看美国人的汉语水平，“殊途同归”正是他们所期盼的，他们等待着中国的第三第四代实现与美国“殊途同归”哩！

　　宋庆龄说：“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让我们“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来纪念为辛亥革命成功而欢呼和为保卫少年儿童奋斗终生的伟人宋庆龄。

　　（注）文中尼克松的引言均引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美）理查德·尼克松著（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Richard Nix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