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理想与亲情，从字义上看似乎是两桩并不相干的事情。但在民国时期，在那个为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血雨腥风的年代，个人理想与家族亲情却不经意地纠葛在一起。在近代中国，可以说少有人像宋庆龄那样处在这么激烈而公开的矛盾中。处在诸多矛盾环境中的宋庆龄，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坚守着理想，宋庆龄的伟大即在于她“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而同时，正如海伦?斯诺所说她的“个性往往同社会责任相冲突，可是她始终不让个性受到摧残。她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人性的胜利者”。宋庆龄去世后，陈云曾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

　　本文试图以宋庆龄与宋氏家族为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人性的角度对宋庆龄作一些研究。

　　【关键词】宋庆龄，理想，亲情，宋氏家族

　　理想与亲情，从字义上看似乎是两桩并不相干的事情，理想是一种理念或思想意识，亲情是一种感情。但在民国时期，在那个为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血雨腥风的年代，个人理想与家族亲情却不经意地纠葛在一起。这种纠葛，在宋庆龄身上最为典型，而她对这种纠葛的态度与处理，甚为难得，令人不由得心生敬佩。

　　宋庆龄：一个充满理想、坚持信仰的女子

　　宋庆龄生在中、西文明的交界点上，她的父亲宋耀如是集传教士、资本家、革命党人三种身份于一体的传奇人物。宋耀如在孩子们孩提时代就常常以孙中山所宣扬的民主与革命思想来教导他们，并有意识地带领他们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政治集会，如1904年4月30日，上海市民在张园举行拒俄大会，宋耀如即带着霭龄、庆龄、子文、美龄4个孩子亲临会场。会上热烈、激动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孩子们，无疑给宋家姐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1908年，16岁的宋庆龄在姨夫温秉忠的护送下，来到美国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进入该院文学系学习。在此，她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她的勤奋好学和善于思考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她的美国同学曾这样评价她“温柔而好思”；“一个有学问、严肃的、有理想的学生”。在学校，庆龄不止埋头读书，也热心于社会活动。她曾担任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最令她关心的则是中国国内的局势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当同龄女孩还在尽情玩耍时，她已在思索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并将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章，发表在校刊或学生文学杂志上，如《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四小点》、《现代中国妇女》等等。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腐败专制的清王朝，宋耀如立即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知远在美国的女儿，并给她寄去了一面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宋庆龄收到父亲寄来的信和旗帜后，激动不已，一向文静的她第一次表现出少有的兴奋。她跑到校园里，一把扯下清朝的黄龙旗，挂上新的国旗，并振臂高呼：“打倒专制！高举共和旗帜！”之后，她又奋笔疾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政论性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校刊《威斯里安》上。文中盛赞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华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她认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与平等——每个人的两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从这场革命及革命党人对社会各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她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对革命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当前在中国还进行着其他方面的改革，其中包括了社会、教育和工业方面的改组，现在社会秩序已经恢复，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是币制和税收问题。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改革已经取得了光辉成果，所以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有效地、明智地处理这些问题，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完善和繁荣”，她坚信中国“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①]

　　该文出自二十世纪初一个18岁少女之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就宋庆龄本人来讲，她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她从小就受到有关民主与革命思想的熏陶，赴美后，她时时刻刻想念着祖国，还请父亲不断地给她寄简报以便随时了解国内的局势。曾有同学问她：“你干吗老是考虑那么多国家的事啊！”宋庆龄回答说：“我对我的祖国的将来充满着理想的希望。我不能不想中国。我觉得，如果真的忘记祖国，人生该是多么没有趣啊！”有着如此强烈爱国热情和责任心的宋庆龄，在祖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时，她怎能不激动、不有感而发呢？

　　1913年，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的宋庆龄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和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1915年，宋庆龄顶着家庭、社会、国民党等各方压力，义无反顾地嫁给中国革命的领袖、她心中的英雄，从此矢志不渝地追随孙中山，坚定不移地倡导、推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后，宋庆龄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愤怒地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政策。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开篇即宣布“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思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接着，她对民生主义和三大政策作了具体明确的阐释：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在我们的革命中是基本的。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于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力量的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国民党的社会纲领便会软弱无力、混乱而不合逻辑；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政治问题就模糊不清。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且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

　　最后，她指出：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现在，我认为我们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②]

　　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在1935年出版的《世界人物志》中刻画了宋庆龄在革命困难关头的形象：“在上海，孙逸仙夫人虽然受到她全家施加的沉重压力，但是却坚定地拒绝放弃她的立场。她不仅不让蒋介石在欢呼胜利时利用她的名字，而且还公开谴责这种企图，措词之强烈，要是她不是孙逸仙夫人那样神圣的人物的话，那肯定会惨遭毒手。这种局势，即使对她来说，也并不是没有危险的。她几乎是一个人关在家里。”

　　为了抗议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为，不让蒋介石利用她的名义和孙中山的名义去建立其政权的威信，也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访问莫斯科，宋庆龄决定前往苏联进行访问。访问莫斯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使苏联深深相信“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行前，宋庆龄发表《赴莫斯科前的申明》，对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作了详细阐述。

　　由上可知，宋庆龄自年少起就是个忧国忧民、怀抱远大志向的人。嫁给孙中山，是其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共同奋斗的十年中，她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有着深刻的领会。为了维护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忠于自己的革命信仰，她不得不与手足分手，远离家人，远走他乡，忍受孤独。有人这样评论宋庆龄，“这种以政治信仰和理想超越亲情的例子，世界甚为少见”。

　　宋庆龄：一个充满爱心、重视亲情的女子

　　宋庆龄不仅有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父亲，还有一位出生名门、信仰基督、有知识有主见的母亲倪桂珍。闻名于世的“宋氏三才女”，虽性格迥异、立场不同，但都热心于中国的妇女运动，并程度不同地从事中国的慈善事业，确实受了她们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著名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即由宋庆龄创办与领导，从1946年7月开始，宋庆龄将中国儿童福利工作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事业，直至去世，她为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生活在一个信仰基督、充满爱心与欢乐家庭的宋庆龄，不仅对芸芸众生有着无私的爱，对于家族成员更有着深深的眷恋。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权后，为了坚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宋庆龄毅然离开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政治使其与立场不同的兄弟姐妹产生了隔膜。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与其兄弟姐妹不约而同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那时的她为其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而感到无比地骄傲，她曾致信好友以分享她的幸福，“你也许知道我们三姐妹都在这个城市里，各自为反法西斯战争而工作……我的两个姐妹比我更忙，她们有许多社会工作和官方职务……我的三个弟弟现在在华盛顿，他们为我们输送抗战物资。这样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③]

　　宋庆龄与宋美龄的关系是中西方媒介均十分关心的话题，也是他们追踪的热点。有人说，“宋氏二姐妹的关系便是国共关系的晴雨表。当国共之间团结时，她们也能团结，当国共破裂时，她们也就破裂。”从政治角度看，的确如此；但若从亲情角度看，不全是这样。

　　在战时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宋庆龄参加了国民政府举办的多项政治或外事活动，她也不完全拒绝参加蒋氏官邸举行的政治性聚会，但会尽量避免与蒋介石的私下会晤，哪怕是家庭聚会。据说有一次，宋子良、宋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宋家姐妹兄弟一起到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说要先问问二姐，她随即打电话给庆龄说：“……这是我伲姊弟自家聚会，其他人没有呀……”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即说：“不来罗，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很不适意……”美龄一听即说：“那么我马上派医生来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这次由妹夫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就这样回绝了。

　　宋庆龄保持与蒋介石的距离，这不能不给妹妹美龄带来一定的压力。不过，撇开政治立场，姐妹之间还是很亲密的。据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回忆：在重庆时，“宋美龄交代侍从室侍卫长俞济时，给宋庆龄安装了一部对外不公开的电话，以便于姊妹间通话。”“宋美龄用电话通话，一般系用英语，对外国人当然不用说，即使对一些官员如董显光、吴国桢……等，也一律使用英语通话。但她和宋庆龄通话，则用道道地地的上海话。她们两人的上海话，都讲得极为清脆流利，语气之间始终保持亲切、热情……通话的内容都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再就是拉家常。”

　　宋庆龄虽十分反感蒋介石，因不愿与蒋介石共处，甚至不参加单纯的家宴，放弃与兄弟姐妹聚会的机会，但对姐妹亲情始终是十分在意的，从她给友人的信中即可见一斑。在1943年7月16日写给友人格雷斯的信中，宋庆龄聊到了家常，当时宋美龄刚从美国回来，宋庆龄在信中说：“听她座机的机组人员说，她带了无数的行李，还有那么多的罐头，等等。但我并没有见到一听烤豆或沙丁鱼，我分到的惟一的‘战利品’是一面塑料镜子，我很宝贵它，还有我兄弟给的两件外衣和厚圆领衫。一双鞋也没有。我听说，她带不下了，所以我的鞋要等‘下一班飞机’。好哇！到那时我也能炫耀一下真正的美国鞋了……我想这大概要等到战后。”信中所说的兄弟当是宋子文，此时姐弟二人已因政见的不同而再度分手，但姐弟亲情依然。在这封信中，宋庆龄还对妹妹美龄此次访美的效果作了评价：“说正经的，她这次访美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委员长决定在美国开展一场反对中共的运动。”同时，宋庆龄也充分肯定了宋美龄此行的成绩：“不管人们怎么说，她为中国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并且正如她自己在一次集会上对倾慕她的人说：‘我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人不全是苦力和洗衣工人！’我想，中国必须为此而感激她……”。[④]

　　其实，不仅对妹妹，对于为人妇后即从台前退居幕后的姐姐，宋庆龄也是赞赏有加。1940年4月15日，三姐妹曾应中央广播电台及国际广播电台之邀，在重庆向美国作广播演讲，由美国ABC电台转播全美国。宋庆龄首先发表讲话，言毕，她对下一个接话筒的宋蔼龄作了这样的介绍：“她不仅是一位在困难中开辟道路，从而使中国妇女能同男子一起参与国家生活的先驱，而且作出了最宝贵的爱国贡献，又是‘中国工业合作社’、儿童福利工作和‘伤兵之友’等重要活动的卓越赞助人。”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子文与二姐的感情最好。抗战后期，当宋子文从美国返回重庆后，姐弟俩曾有一段时间经常见面。仅2、3个月不见，宋庆龄在致友人的信中即谈到，她发现弟弟“体重减轻了许多”，但觉得“他看起来比过去健康了”。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准备返回上海，她知道当时的上海很难找房子，而孙中山留给她的那所房子因荒废日久，加以日军的劫掠和破坏，已不能住了，为此她请弟弟宋子文帮忙另找住处。宋子文立即帮姐姐找了房子，并致函说：“亲爱的姐姐：收到你本月10日的电报，很高兴得知你对房子满意。政府想给一处永久的住所，因为你决定将你在莫利哀29号的房子作为孙博士的纪念馆。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请告诉我。我在中央银行大楼里有直接联系上海和重庆两地的无线电台，爱你的子文。”

　　1949年以后，宋家姊妹兄弟各奔东西，唯一留在大陆的宋庆龄，从此与兄弟姐妹失去了联系，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们。据中国人民银行香港分行经理郑铁如说：“解放后我每次见到孙夫人，孙夫人总要探问宋子安先生的近况，如果我说得笼统，孙夫人会叫我回港后再设法了解得详细一些，然后告诉她。”宋庆龄还托郑铁如带个口信给宋子安说：“他的二姐非常想念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跟他见一次面。”

　　时至80年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使宋庆龄与亲人的联系有了可能，她不止一次地向周围亲近的人或好友打听兄弟姐妹的情况，转达她的思念之情。1979年4月21日，宋庆龄致信杨盟东[⑤]，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你有没有见过戴维（宋霭龄的儿子孔令侃）或者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并表达了她对亲人的惦念：“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已故）的妻子婷婷嫁给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或她的照片。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所有这些自然都使我苦恼。”[⑥]在朋友的帮助下，宋庆龄很快与子安的遗孀取得了联系，“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现在我见到了婷婷本人的照片，我能理解为什么她同那埃及人结了婚。”[⑦]通过这封信，我们其实能看出，子安也是非常想念她的二姐，也常谈及二姐，姐弟俩的感情是很深的，所以从未谋面的婷婷在得到了先夫二姐的口信后会立即复信，告知详情。

　　台湾有位作者这样评价宋庆龄：“接近宋庆龄的亲友都了解，在政治问题上，宋庆龄历来有着十分坚定的原则性，但‘宋庆龄很重视跟她亲属之间的感情’。她的一位亲戚说：‘可以说，二表姐跟她的兄弟姐妹感情很好。即使后来政见不同，但私人感情并没有破裂过。”据宋庆龄的一个友人回忆，宋庆龄在临终前曾说，“她很思念美龄……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

　　宋庆龄：一位人性的胜利者

　　“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这是对宋庆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的高度评价。不了解宋庆龄的人据此可能会想象她是一位“中国的圣女贞德”，一位叱咤风云的女革命家。与宋庆龄有过亲密接触并保持长期联络的高醇芳女士这样评价她敬爱的宋伯母：“她是一位优秀的伟大的贵夫人”。与宋庆龄有过接触的美国作家海伦?斯诺对宋庆龄的评价是：“孙夫人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不是因为她有所作为，而是因为她有所不为。她受人们尊敬是由于她的人格，而不是什么丰功伟业。”上述这些评价恰从多面反映了宋庆龄的人生。

　　宋庆龄的受世人景仰，最根本的在于她毕生坚守爱国、爱民、爱和平的信念，她的信念是坚定的，她的爱是博大的。当年，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后，出于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坚守，也出于对工农大众的爱，宋庆龄发表文章予以公开谴责，此后她远离蒋介石掌控的国民党中央。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势下，为国家前途计，她毅然奔走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活动中，并来到妹妹宋美龄身边给予支持。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共俨然对抗决战，而其兄弟姐妹全在蒋介石阵营的情况下，出于对即将到来的祖国新光明的兴奋，她公开向中国共产党表示致敬：

　　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前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⑧]

　　1949年以后，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宋庆龄与离开中国大陆的姐妹兄弟彻底对立了，她完全失去了亲人的消息。她思念他们，托人打听他们的消息。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也是宋庆龄信赖的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宋庆龄的感情有这样一段描述：“她从来不允许因为这种亲属的感情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但除此之外，她是很重感情的，并且只要有利于历史进步，她也会发挥这种亲属关系的作用。”

　　在近代中国，可以说没有人像宋庆龄那样处在这么激烈而公开的矛盾中。处在诸多矛盾环境中的宋庆龄，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坚守着理想，宋庆龄的伟大即在于她“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而同时，正如海伦?斯诺所说，她的“个性往往同社会责任相冲突，可是她始终不让个性受到摧残。她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人性的胜利者”。宋庆龄的这种品质，与她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及个人的性格、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十九世纪末中国积贫积弱到极致的时代，宋庆龄出生于一个富贵的家庭，一个信仰基督、同情中国革命的家庭，从小即受过民主革命思想和仁爱思想的熏陶。她对于民主的追求、满清王朝的憎恨，不是因为痛苦的生活经历，而是源于父亲的教导和影响，是基于国家、民族的立场；对革命的向往源于理性的思考，属于学理层面的追求，而不是因为受到阶级压迫由阶级仇恨上升而来。5年的留学生活，使她受益非浅，也更坚定了她对屹立在世界舞台上的伟大中国的理想追求。正如她后来所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陶，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宝贵的。”可以说，宋庆龄是基于对祖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热爱而从事革命活动。她的爱国、爱民思想坚定了她的信仰。与孙中山朝夕相伴、共同奋斗的十年，不仅使她对三民主义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孙中山的革命毅力更使她永生感动而难忘。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宋庆龄发表《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深情回顾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文章最后，她以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来勉励青年们：

　　孙中山所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理想。他遗留给我们的还有象列宁在一封给他的信中所描述的，对革命事业的“不息的热诚”。在我们进行未来的事业时，我们需要这样的热诚，因为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是不简单的，同时又是不容易的。我要特别告诉我们那些在斗争的新阶段中负有重大任务的青年们，向孙中山学习！吸取他的不息的热诚，学习他的不断进步的要求，效法他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他的谦逊和他亲近人民的作风。使这些特点成为你们自己的品质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你们就一定能够前进，去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好地纪念孙中山。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的遗产才能世代流传下去。[⑨]

　　正是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持，宋庆龄主动脱离了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着为人民服务以及它对于人民力量坚定不移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各阶层群众里获得了无比的尊敬，它激发了我们对祖国、对人民从来没有过的热爱”。[⑩]她欣慰“中国共产党担起了他（孙中山）的使命，并且又经过了多年的艰苦斗争，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此后，又领导他们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的理想已经成为事实。”[11]

　　为了实现理想，宋庆龄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反对蒋介石政权，也因此和兄弟姐妹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镳。但她又是那么地在意亲情，在抗战时期，在宋家姐弟为抗战而共同努力时，她是那么地欣慰和骄傲。1949年以后，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她与离开中国大陆的姐妹兄弟彻底对立了，她完全失去了亲人的消息。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国的新生令她由衷地感到兴奋与骄傲，同时她也不能不为亲人的离散而感到惆怅，她通过各种途径打听亲人的消息。临终前，宋庆龄特别提出希望葬在上海的宋氏墓地，和她的父母在一起。她是宋家唯一与父母葬在一起的儿女。

　　我以为宋庆龄最难能可贵的是，既不因亲情而“收敛”自己的言行，也不因政治分歧而掩饰自己对姐妹兄弟的关爱与思念，她是坦荡的，无论对革命、对亲人，她都有一颗火热的心。最后，以宋庆龄去世后陈云对宋庆龄的评价来结束本文：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

　　[①]宋庆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②]宋庆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合政策的声明》，《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45页。

　　[③]宋庆龄：《致阿莉》（1942年10月5日），《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5页。

　　[④]《宋庆龄书信集》（上），第236－237页。

　　[⑤]夏威夷出身的美籍华人，英文名字叫理查德（迪克）·杨，Richard(Dick)Yang。大学毕业后当上工程师不久就遇上战争，志愿从军。曾任史迪威将军的少校侍从副官。杨的祖先和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同乡。杨的伯父杨逸仙1923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宋庆龄在了解杨的家庭关系后，把他当侄儿看待，经常给他写家信。

　　[⑥]《宋庆龄书信集》（下），第823－824页。

　　[⑦]宋庆龄：《致杨孟东》（1979年9月14日），《宋庆龄书信集》（下），第846页。

　　[⑧]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1949年7月1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1页。

　　[⑨]《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⑩]宋庆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鼓舞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发表的谈话》，《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53页。

　　[11]宋庆龄：《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1956年11月），《宋庆龄选集》下卷，第246－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