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孙中山故居在孙中山先生去世近80年来，始终基本保持着孙中山在世时的原貌，并保存了大量与孙中山相关的文物，这一切都离不开宋庆龄的关心。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后不久便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相关孙中山的文物；解放初期又将孙中山在上海香山路7号的寓所（现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房产交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供瞻仰者参观。在她的关心下，香山路7号成为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文物免遭破坏，宋庆龄多次致信孙中山故居的工作人员，将一些容易损坏的文物放入库房保存。可以说，宋庆龄从文物的征集、保管，直至利用，都有着相对完整的思路。也正是因为有了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相关文物才得以如此完整的保存至今。
【关键词】：宋庆龄 上海孙中山故居 文物
位于上海市香山路7号（原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的上海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后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保存着近万件与他们有关的文物。在孙中山去世后的近八十年来，故居一直保持着孙中山在世时的原貌，这都离不开宋庆龄的关心。
宋庆龄对故居文物的保护和管理理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按照不同时期宋庆龄对故居文物管理工作的重心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5年至1937年；第二阶段，1938年至1955年；第三阶段，1956年至1981年。
“保持孙中山在世时之原状”（1925-1937）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将“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全部留给宋庆龄以为纪念。宋庆龄非常具有远见，她深知孙中山生活过的莫利爱路寓所必将成为一处纪念地，因此她首先做的就是保持上海寓所内孙中山在世时的原状。3月16日，宋庆龄致电上海孙中山寓所，嘱咐“勿移动孙中山在日书案、座椅等原位”[①]。
另一方面，当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国民党内的主要助手大多逐渐背离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了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并为他的思想正本清源，宋庆龄开始手收集孙中山散落各地的文稿，准备印刷出版。1926年5月4日至7日，宋庆龄在《申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的显要位置连续四天发表启事，提出“拟于最短期间编印（孙中山）遗集，以重久远，而广流传”，并拟将孙中山著作的“原文真迹”“一律影印行世”[②]。同年11月，孙中山撰著的《建国大纲》亲笔稿石印本便印刷出版了，宋庆龄谨跋并书：“先生《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实为施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基础，而图国家长治久安之至道也。兹特将先生亲笔稿付石印，以供先睹之快，并作民国开创之宝典焉。”[③]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中共中央发电报给宋庆龄，建议她转移到香港。由于此时的上海已被日本占领，想要带走孙中山的遗物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宋庆龄觉得处于法租界的孙中山寓所应相对较为安全，于是将装有1931年从国外回来后“收集的全部有关孙博士的材料”[④]的一个大箱子放置在莫利爱路寓所。临走前，宋庆龄还特地拜托她的两位外国朋友，在她“离沪期间来照管房子”[⑤]和孙中山的遗物。12月23日，宋庆龄在友人路易·艾黎帮助下，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从1925年孙中山逝世到1937年离开上海，宋庆龄一直致力于使寓所“保持孙中山在世时之原状”，同时在各地广泛征集孙中山的遗物，并将遗稿编印出版，这为后来将寓所改造成纪念馆奠定了基础。
“把它改成一处纪念馆”（1938-1955）
日本占领上海后，宋庆龄一度离开上海长达八年之久。原本她认为“日本佬不至于损害孙博士的东西”[⑥]，岂料1942年9月，日本宪兵沪南分遣队对孙中山故居进行了“两次劫掠和破坏”[⑦]，孙中山文稿和一些其他物件被抢走。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宋庆龄从重庆回到上海。她一方面着手追查被日本劫掠的孙中山遗物，一方面开始准备修缮孙中山故居，设想建成纪念馆向公众开放。
11月27日，宋庆龄写信给时任南京市市长的马超俊，请求他帮助调查孙中山被劫文物的去向。次年1月11日，马超俊派人将查获的22件孙中山遗物送还给了宋庆龄。14日，宋庆龄再次致信马超俊，对其表示“至深感激”，并表示“《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即实业计划英文本）原稿及总理亲笔英文手稿卷轴两件，若干重要印章、文凭证件并一大箱重要照片等，尚无下落”，“期能将此无价之国家遗产查获”[⑧]。
在宋庆龄的再三追查下，余下的文物也有了新的线索：一部分孙中山亲书的《三民主义》最初原稿等数十件孙中山文稿，已被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收藏。
1945年底，宋庆龄正式将寓所赠予国家，以作为“孙博士的纪念馆”[⑨]，国民政府令上海市府监管。[⑩]然而由于孙中山故居在日本占领期间没有得到保护，甚至屡遭破坏，“楼上漏雨漏得很厉害，修了多少次也无济于事”，宋庆龄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搬出去”，让工人们尽快“着手修缮，把它改成一处纪念馆”。[11]
1949年5月，宋庆龄迎来了上海解放。中央指示上海市委：“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12]。于是，沪市军管会及人民政府在“征得孙夫人宋庆龄之同意后”，聘请当时华盖建筑事务所陈植建筑师对整个故居修缮进行设计，并由陆福顺营造厂承包全部工程。[13]
1950年1月，孙中山故居的修缮工作基本结束。“为了保留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宋庆龄放弃了“心爱的餐厅家具”[14]，并亲自布置了孙中山故居里的陈设，使客厅、餐厅、书房、卧室，都保持了当时孙中山居住时的原状。[15]修缮后的孙中山故居，还特设一名“公务员”，“负责房屋的清洁、保养工作”[16]。
虽然上海孙中山故居在当时还是“仅对内作招待参观，未正式开放”[17]，但这也为后来故居成为纪念、宣传孙中山的重要场所做准备。
“中山故居象征着重要的里程碑”（1956-1981）
孙中山故居修缮完毕后，慕名前来的瞻仰者也络绎不绝。宋庆龄在做好接待工作的同时，对故居文物的管理理念也开始逐渐多元化。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孙中山思想，感受伟人胸怀，宋庆龄开始将收藏的部分文物送往各地展览，宣扬中山精神。
1956年10月22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京举行扩大会议，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从10月底到11月初，宋庆龄先后三次来到上海孙中山故居整理孙中山的相关文物，并从珍藏了三十多年的孙中山的重要文献和珍贵遗物中选取了部分，分别寄给北京和上海的孙中山诞辰90周年筹备委员会，提供他们举办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之用，其中包括《建国大纲》手稿、孙中山在上海亲笔绘制的一幅中国地图，以及在上海撰写的《实业计划》英文底稿等[18]。另外，宋庆龄还提供了反映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照片一百多张，以及她与孙中山的合影等珍贵照片。不久，《建国大纲》的手稿本和《孙中山选集》这两本孙中山著作就被影印出版，宋庆龄亲自题写了书名[19]，并在《建国大纲》扉页上写下题字：“孙中山遗墨，建国大纲，宋庆龄题。”[20]
为了进一步的宣传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于1958年撰写出版了《上海孙中山故居》一书，宋庆龄为其作序，高度评价了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历史价值。她认为孙中山故居“是富有历史意义的”，“中山故居象征着重要的里程碑”。1959年宋庆龄在致函胡志明时，还不忘随信“附送上海孙中山故居概况介绍的中、俄文版小册子各一本”[21]，希望胡志明也能够通过了解孙中山故居和其中的文物来了解孙中山。
宋庆龄还极为关注孙中山故居的辅助陈列，以体现故居的教育意义。1964年6月，她委派时任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李云来到还在筹备中的“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参阅“中山故居”有关革命活动的照片，并请对方提供“孙中山、李大钊一同步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的照片以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同志等国民党人在‘中山故居’摄影”的照片。[22]
宋庆龄宣传故居收藏的孙中山文物的同时，从未放松过对文物的保护。
上海孙中山故居保存有大量孙中山购置的书籍，宋庆龄也曾有过将孙中山故居“作为图书馆，专供公众研究三民主义之用”[23]的想法。为了更好地进行保护，宋庆龄于1957年请当时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会同孙中山故居工作人员钱乃骅，共同对孙中山故居所有藏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据周和康回忆，当时整理后编目图书共计3148本，其中英文书籍2031本[24]。另据原故居研究人员郭骥的考证，大部分藏书的排序很可能保持着孙中山在世时的原状。
1956年，宋庆龄听闻在11月12日将会有“4000人去参观我们的旧居”，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会对那所房子造成损坏的”，“这样做是不明智的”[25]。
1961年，在宋庆龄的关心下，上海孙中山故居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12月9日，身在北京的宋庆龄还特地写信给寓所管理员周和康，提出“关于故居存放的珍贵文物，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保管，可以完全遵照齐燕铭秘书长的建议办理”。
虽然解放后“市委、市人委对中山故居经常保养和进行必要的修缮工作”，但由于“故居的原建筑系砖木结构，有些地方的结构不合理，历力不平衡”[26]。1966年，为了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故居再次进行了大修。同时为了保护故居和其中的文物，大修后在香山路上建起了大门，修整了故居院墙并在屋顶安装了避雷器。[27]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宋庆龄虽然人在北京，却时常惦记着故居的文物。为了保证故居在文化大革命的安全，当时工作人员杨永禧每天都住在故居值班[28]。次年，孙中山故居停止对外开放。
所幸，从1971年《关于〈孙中山故居〉重新开放前准备工作汇报》中可以得知，“故居从一九六七年起停止开放。几年来室内各方面基本上尚好，不需要修理。对于陈列的所有文物，问保存完整无缺”，这一切，离开了宋庆龄的暗中照顾，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孙中山的文物并非都集中保存在孙中山故居，宋庆龄的淮海中路的寓所内也存有孙中山许多衣物，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宋庆龄委托她的保姆李燕娥每年负责晾晒收藏。1981年2月11日李燕娥去世后，宋庆龄又特将此事托付给同志多年的挚友、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女士，请她帮助自己一起料理。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她曾留下遗言，“上海有孙中山的故居，有中山的许多遗物”，她“热爱上海，在她去世后一定要把骨灰盒子葬在那里”[29]。按照宋庆龄的遗愿，她的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今宋庆龄陵园）。
结语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五十多年里，对相关孙中山和故居的文物进行了系统保护，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从征集、保管到修复、利用，非但使文物最大限度得到了保护，还将文物价值有效地发挥出来，产生巨大的影响。总体而言，宋庆龄对于文物的保护管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征集方面，体现在收集追查孙中山散失的文稿、手迹，并将其影印出版，使其广为流传；
二、保管方面，体现在将相关孙中山的文物集中保管，使其得以留存至今；
三、保护方面，体现在始终保持孙中山故居的原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四、修缮方面，体现在多次对孙中山故居这个最“大”的文物进行修缮和维护，使其屹立至今；
五、整理方面，体现在对所有的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尽可能保持孙中山藏书的原状，保证了文物的价值；
六、宣传方面，体现在将孙中山故居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永久纪念地，利用故居和文物向世人宣传展示孙中山及他宝贵的精神财富。
综上可以看出，宋庆龄并不是盲目的保护孙中山遗物，而是有着一套较为系统，也较为科学的文物保护管理理念。正是由于她的贡献，为我们了解孙中山生平、学习孙中山思想、弘扬孙中山精神，留下了重要而珍贵的遗产。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17日。
[②]上海《民国日报》、《申报》，1925年5月4日至7日。
[③]《中山墨宝》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75页。
[④]宋庆龄：《致黎照寰》（1963年9月11日），《孙中山宋庆龄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一期，214页。
[⑤]路易·艾黎：《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宋庆龄纪念集》，1982年出版，252页。
[⑥]宋庆龄：《致黎照寰》（1963年9月11日），《孙中山宋庆龄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一期，214页。
[⑦]宋庆龄：《致格雷斯》（1945年10月23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307页。
[⑧] 于道远、王长喜：《宋庆龄追查孙中山重要文稿》，《中国档案》1994年第7期。
[⑨] 宋子文：《致宋庆龄》（1945年11月12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49页。
[⑩] 《大公报》，1946年2月25日。
[11] 宋庆龄：《致王安娜》（1946年），《宋庆龄书信集续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55页。
[12] 谭一青、袁德金：《军事家邓小平: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480页。
[13] 《人民日报》，1946年8月27日。
[14] 宋庆龄：《致王安娜》（1950年1月3日），《宋庆龄书信集续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200-201页。
[15] 《解放日报》，1956年11月11日。
[16]《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行政处致文化局函》，上档B172-4-533。
[17]《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行政处致文化局函》，上档B172-4-533。
[18]《解放日报》，1956年11月11日。
[19]《人民日报》，1956年11月6曰、12曰。
[20]《宋庆龄题词选》，第49页。
[21] 宋庆龄：《致胡志明》（1959年9月6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571页。
[22]《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致市文化局局长函》1964年6月22日，上海档案馆B172-1-477。
[23]《宋子文致钱大钧函》（1945年12月13日），上海档案馆Q1-6-676。
[24]据2010年11月4日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采访周和康先生的录音
[25] 宋庆龄：《致黎照寰》（1956年11月），《孙中山宋庆龄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一期，199页。
[26] 《孙中山故居修缮情况汇报》（1966年5月），上海档案馆L1-2-276。
[27] 钱乃骅：《孙中山故居和西院修缮情况汇报》（1966年5月4日）上海档案馆L1-2-276。
[28] 《去中山故居张苏平同志处了解情况的汇报》，1966年8月29日，上海档案馆L1-2-276。
[29] 《解放军报》，198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