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民外交、国际传播、人民友谊、和平与合作
提要
顺应时代的潮流与呼唤，我们从21世纪的新视角，去回首与探索宋庆龄卓越的国际活动时，不难领悟到，她堪称人民外交和国际交往的楷模。本文对宋庆龄国际活动中最突出的人民外交与国际交往，从历史实践、国际传播、基本理念及现实意义作分述初探。她以孙中山继承者和新中国缔造者之一的特殊身份，維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长期不懈地善于团结和依托人民团体；通过对外人际友好交流及借重国际传播的有效渠道；直接面向各国民众，包括民众团体及社会精英、知名人士，开展民间友好合作活动。她鲜明的理念中，诸如着眼于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与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及和平共处的原则；追求人类“普遍的和谐与合作”，促进中外广泛交流与平等互利合作等，这些基本精神都是符合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潮流，符合我国对外关系追求的目标：“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宋庆龄有关人民（公众）外交与国际交往的丰富的实践経验和鲜明的理念，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加探讨，定有全新的启迪。大力弘扬发展，广为传播，必将促进我国民众在国家外交政策主导下，更积极参与公众外交与国际交往活动，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人类进步做出新贡献。
在20世纪风云激荡的国际舞台上，活跃着一位女中豪杰。她柔中刚毅，被人形象地誉称“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罗曼·罗兰）[①]她就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
她不仅是新中国缔造者之一，也是世界和平运动先驱。她的国际活动构成其壮丽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正如邓小平代表中央的评价：“在国际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交往，进行了艰苦卓绝和富有成果的斗争，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②]
而今在21世纪全球化浪潮及中国快步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进程中，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去回首与探索宋庆龄丰富多彩的国际活动时，不难领悟到，她堪称人民外交和国际交往的楷模。在风云万变的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传统外交历史久远，但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又译作公共外交，似乎是个新近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公众外交或民间外交是上世纪六十年才出现的概念，但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些国家就有此活动，通过公众外交以争取外国公众对本国的同情与支持。当我们追溯宋庆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参与国际活动，投身世界和平运动起，到新中国成立后，实际上她都在开展人民（公众）外交及对外交往的实践，并有其鲜明的理念。
宋庆龄长期致力的国际活动，具有人民（公众）外交与对外交往的一般共性。她作为社会政治活动家，以人民团体为依托，面向各国的民间团体、友好人士及广泛的公众，开展人民外交与对外交往活动，为中国和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
她的国际交往活动，又极具特色。她独特的身份——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兼具官方与民间对外交往的优势——持国家外交基本立场；又有补官方不足的民间交往的影响力和灵活艺术。但又比一般民间更具高层次—即新中国缔造者之一和国际知名政治家的特殊影响。加上其丰富的外国阅历和卓然出众的智慧才干，而彰显对外交往魅力，在20世纪的国际交往中起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当今国际社会的公众外交日趋活跃，以其灵活多样，多层次广泛的交流，在寻求人类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中，正起着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对宋庆龄有关国际活动提升到人民（公众）外交层面作深入研讨，将给新世纪的中外公众外交与国际交往，以全新的启迪和促进。更显其精神之常青，现实意义之重大。
下面就宋庆龄人民外交与国际交往的实践历史；国际大众传播；基本理念及现实意义，作分述初探。
（一）
宋庆龄在20世纪国际活动中，与时俱进，始终为争取祖国民族解放独立及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而奋斗。但其实践内容，各时期则各有侧重。
其一，外事助手学习阶段。1913年她留美毕业回来，不久成为孙中山秘书及助手，努力学习孙中山联俄、联工、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和有关“共同奋斗”，“世界大同”的思想，协助孙中山开展外事活动。这些都为她后来的国际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迈入国际社会。孙中山1925年逝世后,宋庆龄坚毅继承孙中山遗志。1926年宋庆龄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委员时，参与对外宣传，接待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外记者等。大革命失败后，为中国革命寻求胜利道路，于1927年赴苏联访问,以后又到欧洲一些国家考察。她走出国门，开拓国际视野，从联络共产国际，到结识欧洲知名进步人士，进而参加国际进步活动。
1927—1931年，她积极参与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和平运动的国际统一战线，从而直接地把中国革命与国际反帝斗争结合起来，拓展了一个更加广阔的斗争领域。1927年她和世界著名人士爱因斯坦、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反帝大同盟”。是年12月第一次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大会和1929年该同盟在德国召开第二次大会，她均被选为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这都表明她登上国际社会舞台，成为当时世界重要民间团体、国际反帝和世界和平进步事业的先驱、领导者之一。这些活动，为她回国后开展对外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三，致力国际反战和抗日救亡。
三十年代宋庆龄回到国内，但她纵观国际战争风云，殚精竭虑，促进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并积极支持国际反法西斯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动员各界人士支援淞沪抗战，同时争取国际声援。她曾代表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痛斥日本侵华罪行，呼吁各国支援中国人民。1933年8月，宋庆龄在上海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发表了著名讲演——《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这一民间反战团体的活动，不仅推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也促进中国抗日与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密切结合。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下简称“保盟”），这是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的国际性救济组织。她担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保盟”作为民间团体，其特点是广泛团结海内外一切力量，为战胜法西斯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保盟”主要组成人员都是中外进步人士，早期有廖承志、克拉克夫人、诺曼·法朗士、邓文钊、廖梦醒、爱泼斯坦、贝特兰等。1943年后她又争取更广泛的中外支持者，有孙科、何香凝、冯玉祥；国际上有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女作家赛珍珠等。宋庆龄联络团结这些中外社会知名人士，充分体现了国际统一战线的精神，具有很强的国际公众影响力。
“保盟”与许多国家援华团体取得联系及援助，有美国援华会、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医疗救济会、巴黎的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古巴、泰国等援华团体、华侨社团和红十字会。経宋庆龄的国外联络，先后向陕北根据地的国际和平医院派去许多国外医务人员，包括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白求恩、米勒、哈里森等。
支持工合是宋庆龄开展民间对外交往与合作的又一成功范例。1938年4月，由艾黎、斯诺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合”）。1939年1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任名誉主席。为争取海外人士支持中国“工合”运动，宋庆龄分别派专人到海外联络，在美国、英国、菲律宾等国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邀请当地社会知名人士担任领导，以扩大影响。
“保盟”和国际“工合”卓有成效的作用，使中国抗战在物质上在道义上，开辟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与援助的特殊渠道，尤其对抗日根据地軍民的有力支持。这是抗战中民间对外交往合作的成功之举。
其四、新中国的人民外交。
1949年新中国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实行我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应对西方列强的封锁遏制，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五十年代曾指出：“现在的外交不一定先由政府和政府之间建立，而是可以先由人民之间建立，来推动国家之间的邦交的建立”。[③]中央还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外交往精神。新中国人民外交创造性的拓展为政府外交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的国际活动进入崭新阶段。她的挚友爱泼斯坦回顾说：1949年以来，宋庆龄的重要工作“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外交。”“开展的人民外交”。[④]
她作为新中国缔造之一，又具有孙中山继承者及世界著名的和平先驱的崇高威望。她以此特殊身份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与国际交往活动。由于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大背景——两大陣营的对峙与冷战时期，因而宋庆龄此时的对外活动，一方面开展对苏联及亚非人民的支持与友好活动；同时积极参与世界广泛民间争取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活动。她广交天下朋友，有助于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外交的开展，铺设道路，做出重要的贡献。
这时期宋庆龄人民外交与国际交往的实践，主要表现在：
1，开展世界保卫和平运动。为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战争的危险，她以和平知名人士身份，积极参与领导与团结亚洲以至世界人民开展广泛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运动。
1949年4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领导机构决定10月2日为“国际和平斗争日”。中国于是日成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由宋庆龄担任大会执行主席。1950年11月在华沙召开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宋庆龄被选为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1年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金。她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952年10月她率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后成立联络委员会，她被推为主席。12月她率中国代表团赴維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
是月她还出席国际妇联理事会。这些表达民众和平愿望的非政府组织、人民团体，在国际社会具有当相的广泛性，在争取世界和平进程中起重要的历史作用，宋庆龄是推动这一运动的杰出人物。
2、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开展国家外交外事活动。她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期间，多次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她访问了匈牙利、苏联、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等国家，频频向国外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对外传播这样的信息：“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呼声”。宋庆龄経常会见来华的各国代表团，接待过许多国家元首和軍政要员。她特别注重与各国友协、文化、工会、和平团体及个人保持着广泛、持久的友谊。包括与当时尚未建交的美、英、法、意等西方国家的和平民主人士。她时以家宴热情款待中外好友，尤为亲切温馨。
3，建立和依托民众的社会团体，开展民间外交与对外交往。宋庆龄1949年10月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第一副会长，推进中苏友好活动；1950年5月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作为中国福利会主席，她继续领导社会福利及妇女儿童的公益事业，并通过公众渠道，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这期间虽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文革”动乱中公众外交几乎处于停滞。但在中国调整对外政策，中美关系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尤其攺革开放，中国对外交往出现新的转机。宋庆龄的公众交往也得以恢复，直至晚年，她依然关注国际友好的交往。
（二）
宋庆龄不仅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杰出的国际宣传家，她以其特殊的身份和横溢的才华，积极运用国际大众媒体，配合官方和民间的外交，架设公众交往的桥梁,向各国人民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增进中外友谊，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
“传播”在英文中是用“communication”一词来表达，其最根本的含义是“信息的共享”。国际传播的特性是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其所涉及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对象往往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公共外交等相关。
国际传播在西方许多国家中，列入公众外交的重要部分，即以国家或非官方为传媒主体，或是借重外国媒体，面对各国公众，跨国传播本国信息及政策，以争取他们的了解与支持。
国际传播是新闻学中发展较晚的一个分支领域。国内过去称对外宣传，后称对外传播，有学者认为国内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才称国际传播。但是，宋庆龄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亲身实践国际传播，并做出重要贡献，她可以称为中国国际传播的开拓者之一。深化宋庆龄国际传播实践与理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我国软实力的国际竞争，拓展公共外交与交流，真实客观、准确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塑造国家真实形象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宋庆龄熟稔国际传播的规律、策略与技巧。
其一、明确宗旨，强化国际传播作用。
纵观宋庆龄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革命活动中，她始终重视开展国际传播，明确服务于人民在各时期的奋斗目标，通过采取多种传播手段与渠道开展国际宣传，以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了解、友谊与支持，并共同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
宋庆龄在30年代曾热情支持创办两份进步的英文刊物——1932年1月13日伊罗生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论坛》；1935年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创办了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都是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宣传民众的抗战，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其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反映人民要求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呼声。
在抗日时期，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创办《新闻通讯》时就按照国际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原则赋予它“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明确服务于保卫中国同盟的宗旨：“积极参加了争取民族生存的尖锐的斗争，积极参加了反抗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的斗争。”[⑤]
新中国诞生后，宋庆龄更重视国际传播，1950年，宋庆龄提出，“让我们把中国的真实情况传达给全世界的人民。”为此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她于1952年创办了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建设》。她强调这本对外刊物“我们始终不渝地报道祖国的真实情况，我们也同样不遗余力地报道全世界人民为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真实情况。”因此她把办好这个刊物“看成是全中国人民对于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伟大斗争所作的贡献的一部分”。[⑥]多年来，友谊与和平，成为这本对外杂志的基调。
其二、人民团体的传媒定位。
从三十年代“保盟”的《新闻通讯》到五十年代中国福利会出版《中国建设》，都体现宋庆龄对自己创办对外传播媒体的定位是民间或半官方的身份，这与她开展人民外交与国际交往的思路是一致的。
新中国诞生后，人民政府就由国际新闻局创建了官方的对外宣传机构。但是当时为了加强与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突破西方的封锁，还需要开辟多渠道的对外传播与交流。因此宋庆龄与周总理商量，为国际宣传“寻找完成这一工作的新的道路和方法”，着眼于人民，所以就有“友好协会意思”的考虑。“我们工作范围也限于配合外交部的同性质工作范围之内。”她认为由人民团体出面的国际宣传，因“通过人民间关系来进行报道工作……更容易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人民接受”。[⑦]
1952年《中国建设》创刋后一直以中国福利会名义出版，而且建立有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編委会，都体现了这个刋物的身份。以人民团体为传播主体的定位，虽然也是配合官方宣传，但在对国外受众及传播内容、方式上可以更为广泛、灵活，因而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这为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多年形成的特有风格及在各国读者中广泛影响所证实。
其三、为国外受众服务。
宋庆龄毕生从事国际传播，很明确对象是国外公众。在新闻传播中，对内对外虽有共同之处，但有很大的差异，宣传要看对象，对外宣传要针对不同于国内背景的外国对象，运用不同的内容与形式，包括外国的语言。宋庆龄说，“我所发表的文字许多是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
她在创办《中国建设》对外刋物时，明确了与杂志身份相符的外国读者对象，不是政治上的左派，而是一般的公众。“这本双月刊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針对那些真诚要求世界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芝术工作者。……主要并不是为了满足政治上最进步的人们的需要……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⑧]宋庆龄主持的传媒，面对国外最广泛的受众，传播中国情况，“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周恩来题词）[⑨]。
《中国建设》这本综合性刋物（1990年易名为《今日中国》），随国内外形势发展，己成为多语种的刊物，现有中、英、法、西、阿文印刷版和中、法、西、阿、德文网络版。
为使国际传播得到海外受众的关注，需要分析受众心理，服务受众。对不同板块的受众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策略，才能地进行传播。各文版则針对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受众，大力加强有针对性的传播内容专稿。同时新近采取“本土化”措施，即在中东及拉美地区建立分社，在当地筹划选题，增加专稿，大大加强了地区传播的针对性和传播效果。
保持读者互动的传统，扩大杂志影响。宋庆龄生前就非常重视与读者的联系，每期杂志出版后，她都要亲自寄出几十本杂志给国外的许多老朋友，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通过他们扩大杂志的影响。在她指引下，这本杂志历来加强与读者保持密切联系，认真处理信件，刊登来信，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在一些国家还开展读者联谊会活动。
其四、传播内容与技巧。
宋庆龄创办的这本对外刋物，内容为综合性，善用事实说话，生动形象地具体介绍新中国的各方面变化，包括政治社会、経济、文化及对外友好交往，尤其人民生活情况。按照宋庆龄的遗愿，从1990年1月号起《中国建设》改为一个更富于时代感，更符合这本综合性对外报道性质和特点的刊名——《今日中国》，启用新刊名以来，杂志仍继续执行宋庆龄生前制定的编辑方针，保持杂志原有的性格，努力做到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能为雅俗共赏。
在国际传播中，宋庆龄根据国际国内舆情，注重针对性和时效性，选择最佳的传播角度和手段，因应国际社会之关切，取得了理想的国际传播效果。
对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度报道，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在保持杂志综合性的报道内容同时，密切跟踪时政事件的发展，不断加大重大选题力度，及时以专题报道的形式，解读新闻事件以及背后的故事，争取第一时间赢得话语权、掌握国际传播主动权，不断增强我国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宋庆龄在新闻传播中不仅十分重视内容的原则性、正确性、战斗性，而且非常强调传播的艺术形式与技巧。宋庆龄在生前亲自为这份刊物撰写了一批重要文章，据统计约有30多篇，有阐述党和人民政府重大决策、政策，介绍我国各方面发展、变化，介绍我国外交政策和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等内容。宋庆龄还在对外传播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与对象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提出各国人民只有相互支持、共同努力才能制止战争，保卫和平。她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用英文写作，表现出高超的英文写作水平和技巧，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与文采。正如周总理评价的：“宋庆龄的文章说理清晰、语言新颖，是亲自动手写，这种作风和文风很值得学习。”[⑩]
她认为面向海外读者的报刊要注意“装饰”，给读者生动的亲切感而不是呆板和面目可憎，这包括改进图片、版面设计等工作。
其五、真实报道的传统。
宋庆龄在国际传播中非常强调真实性。她在为祝贺《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而写的专文《真实报道的传统》中对真实报道问题有过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她认为不仅在当年国民党当局对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的检查、封锁时，报刊要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而今“在一九五二年，中国福利会开始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来继承并发扬它的前身保卫中国同盟所建立的，向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她重申“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11]
她创办的对外刋物，正继承这个优良传统，用具体事实向国际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
其六、借用外力，运用多种传播手段，扩大国际传播效果。
宋庆龄在国际传播中，巧妙地运用多种传播手段，特别是运用外国报刊和传媒，去传播中国人民的声音。
宋庆龄善于团结了一批外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和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情况。最成功的历史范例就是宋庆龄与斯诺的深厚友谊与合作，她的人格影响了这位美国友人的新闻生涯，由于宋庆龄与党中央的联系安排，使斯诺得以完成历史性的陕北之行，写出了震撼中外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名著，真实地向世界传播了红军长征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之希望的革命圣地的史实，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史沫特莱、斯特朗、贝特兰、爱泼斯坦等新闻记者都是她的好友，都为传播中国真实情况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宋庆龄曾深情地回顾说：当年“我可以表达自己的仅有的媒介（尤其是在三十年代的中期），便是通过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在中国所办的英文刊物。这些友人冒了和中国同志一样的革命危险。我对于他们在这段最困苦危险时期中的贡献,是永远衷心感激的。”[12]
另一方面，她还注意运用西方媒体开展对外传播。她回顾说：以前“当我意见必须传播得越广越好时候，我就只好依仗外国报刊和其他外国媒介了。”[13]她解释说：外国刊物和通讯社刊登我的声明这一事实，并不表示他们完全同情中国革命，或者能够让我畅所欲言。固然，有些外国报刊的确是本着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把我们之间的合作当作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但是，大多数的外国报刊却都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因此他们有时拒绝刊载我的文字，有时即使刊载了，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或是为了要有“耸动性”。或为了“捷足先得消息”。但是宋庆龄还是灵活地利用了一些西方传媒的心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显然宋庆龄借助外国进步记者以及巧用西方媒体，多渠道开展对外传播，十分有效地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这不仅在历史进程中起有特殊作用，对当今的国际传播及对外交往也有现实借鉴作用。
（三）
宋庆龄开展人民外交与国际交往的主要理念。
其一、中国与世界人民“共同奋斗”。
宋庆龄继承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志，“联合世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她多年的国际交往，一直把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联，相互支援。她早在30年代就指出，“先总理曾指示我们，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14]这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尤其对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观点，更为鲜明。她说：“中国的民族抗战，是为保卫全世界的民主而战，它确实是民主国家与民主的敌人之间世界范围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15]因此她认为“我们要联合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建立国际统一战线”[16]。
这也是她开展保卫中国同盟活动的指导理念，“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公开的战场。……保卫中国同盟请你们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助。我们有权这样要求你们，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己経在帮助着你们。而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的、强大的民主的中国，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17]。
新中国诞生时，她曾欢欣鼓舞地宣称：“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18]以后她还说“我们现在以平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为世界和平和进步共同努力。”[19]
其二、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战争与和平一直是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头等大事，因而必然成为宋庆龄国际活动的关注重点。她在1933年就著文分析世界危机和出现战争的根源，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重新瓜分世界新市场，必从経济战争上升导致世界新的战争，把人类投向战争、死亡和毁灭。但是“和平不能等待。和平要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去争取。”[20]她呼吁“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21]她还注意区分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22]
她多次重申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新中国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贯地、强有力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爱好和平和坚决拥护正义。……我们不断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争取世界和平。”[23]
其三、倡导和平共处的原则。
关于和平共处的理念，宋庆龄早在1951年就有专文阐述，尤为可贵。和平共处的思想可以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及国际统一战线深入思考的延伸，解决国际争端，共处合作，以实现人类的和平与进步。
1951年6月1日她写了《论和平共处》，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她指出：和平共处的建议“它要求不同的経济和政治制度在和平的基础上共处和竞争，让历史来判断究竟是那一种最能满足人民大众，效果最好。”“既然和平共处代表着大多数人类的意志，无疑它是可以成功地实行的。不但全世界各国能够接壤相处，和平竞赛，而且能缔造一个伟大的合作的时代。”“达到普遍的和谐与合作。”[24]
1954年6月，中印、中緬两国总理先后发表联合声明，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准则。又経在亚洲友好国家共同商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国际行为的一个公认准则。宋庆龄接着在各种外事活动中，更是热情对外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理念，为各国人民的交往及解决国际争端，避免战争，达到“和谐与合作”，維护人类和平与进步，寻得更开阔的必由之路。
其四、发展广泛交流与合作。
宋庆龄主张各国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她说“我们一向主张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而且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没有任何例外，只是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25]“动员人民，要求扫除对于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一切障碍，并且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促成各国人民间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充分交流。”[26]
其五、人民的友谊与团结。
她国际活动追求的目标是各国人民“加深相互了解，加强彼此合作，造福人民大众，巩固国际和平”[27]她坚信只有人民联合行动起来，“他们就可以决定自己的以及将来的人类命运。”[28]
她高举人民友谊的旗帜——“人民友谊万岁！”，因为人民的团结又基于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在各国人民间高举友谊旗帜……我们坚决相信，这面友谊的旗帜将到处被人们高举着前进，走向人民及和平的胜利。”[29]
宋庆龄的对外交往的这些理念，基于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坚定信念；又是对各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分析，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而前进。
宋庆龄毕生致力于人民外交与国际交往除了时代背景，还有其个人特殊的个人経历的背景。她出身在基督教家庭和在上海念书，自幼就受到中西文化教育的熏陶。青年留学美国，又受西方教育影响。尤其在她成为孙中山的助手和伴侣后，深受教育，追求真理。后亲赴苏联、欧洲的考察和参加国际进步活动，对外面世界，有较多深刻的了解，形成的开放的思維和国际视野，及涉外的智慧魅力，这都是她成为人民外交和国际交往楷模的重要背景和基础。
（四）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30]这是我党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当今时代潮流的分析及中国外交政策的精辟表述，其中还提出开展多方面对外交流，包括有民间交往。
在新世纪，中国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和交往。在加强官方外交同时，公众（或民间）外交已成为重要的补充和基础力量。而且在国际社会增强软实力竞争和信息新技术快速发展中，公众外交与国际交往的作用益显突出。
在风云际会的国际舞台上，公众外交因着眼于直接面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各国民众团体与大众，而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力。如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指出的：“公共外交是一种广泛的、长期的、基础性的国际工作，公共外交是一个了不起的跨文化交流的大工程，它表达的方式是文化性的，它是一种软力量的表达，这种表达往往是比较柔和的、直截了当的和容易被理解的”[31]
纵观当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对开拓公众外交与交往提出新的需要与可能。
从国内发展看：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経济快速增长，国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俱增。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目标中，仍要争取国际和平环境；而且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正进一步加强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的多领域合作。为此今天中国不仅要加强官方的正式外交；也要大力支持社会公众及人民社团，积极开展公众外交与国际交流。
从国际变化看：首先，二战胜利后到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已是时代的潮流。但全球也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除传统安全威胁之外，诸如経济危机，环境保护、自然灾害、防疫卫生等问题，都迫切要求加强国际合作。国际社会更关注中国的和平发展，多要求与中国的合作。其次，当今世界上，国际组织、地区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十分活跃，很注重与中国的民间团体及公众的作相对应的合作交往。在国际软实力的竞争，文化交往以及信息新技术的运用，又加快了国际社会的交往与合作。
可见新世纪的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为公众外交与国际交往，提供了客观需要与开拓发展的广阔空间。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但宋庆龄的人民外交与国际交往的主要实践和理念，对我们今天开展对外交流仍然有新的启迪。她在实践中，依托人民团体开展对外交往合作；直接面向各国民众，包括民众团体及社会精英、知名人士；善于通过对外人际友好交流及借重中外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其理念中，诸如着眼于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与团结；維护世界和平及和平共处的原则；追求人类“普遍的和谐与合作”，促进中外广泛交流与互利合作等，这些基本精神都是符合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潮流，符合我国对外关系追求的目标：“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引自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
顺应时代的潮流与呼唤，我们很有必要深入探讨总结宋庆龄有关人民外交与国际交往的实践与理念，继承其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不仅在宋庆龄开创的相关社会福利、妇女儿童、传播领域中，进一步开展对外交往与合作，而且要在社会上加以弘扬发展，广为传播这种可贵的精神，促进我国民众在国家外交政策主导下，更积极参与公众外交与国际交往活动，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人类进步做出新贡献。
作者：張桦-《今日中国》杂志主任编辑 陈日浓-高级編辑
参考书目：
1. 《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著，人民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
2. 《宋庆龄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
3. 《宋庆龄书信集》上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4.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
5. 《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中国福利会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6. 《宋庆龄与二十世纪》，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7. 《真实报道的传统》纪念文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出版。
8. 《纪念宋庆龄特刋》及悼念附册，《中国建设》杂志社1981年7-8月出版。
9. 《人大新闻学院学者文集》上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国际活动含义较广，外交是其重要活动，但又不是全部的内容，故本文采用人民外交及国际交往的提法。民间对外交往，中国在50年代称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改革开放后多称公众外交或公共外交，虽有侧重不同，但基本相似。而人民、公众亦相近，故文中通用。
[①]《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②]《宋庆龄纪念集》，第29页。
[③]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148页。
[④]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2页。
[⑤]《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5页。
[⑥]《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⑦]《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27页。
[⑧]《真实报道的传统》纪念文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5页。
[⑨]《真实报道的传统》纪念文集，第19页。
[⑩]陈日浓著：《从雪域到海峡》，新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581页。
[11]《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12]《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51页。
[13]《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50页。
[14]《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8页。
[15]《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3页。
[16]《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54页。
[17]《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3-274页
[18]《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1页。
[19]《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93页。
[20]《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01页。
[21]《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8页。
[22]《宋庆龄选集》下卷，第593页。
[23]《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37页
[24]《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41-643页。
[25]《宋庆龄选集》下卷，第85页。
[26]《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25页。
[27]《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42页。
[28]《宋庆龄选集》下卷，第128页。
[29]《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0页。
[30]《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
[31]《人大新闻学院学者文集》上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