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照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学识渊博，文理兼通；他在留学期间就参加了同盟会，矢志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学成回国后在民国政府担任要职，却弃官封印，毅然投身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在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时愤然辞职，彰显了一名爱国人士的民族气节；在新中国成立百废待举之时，黎照寰又积极投身于建设祖国的洪流中。黎照寰先生的一生因为其非同寻常的经历和成就而充满了传奇色彩，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感受其对祖国、对教育的挚爱，可以激励我们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为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进。
黎照寰（1888－1968），字曜生，广东南海人。他13岁到广州读书，接受新思维和新科学教育。1907年，与孙中山之子孙科等4人一起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理学士、纽约大学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硕士、纽约大学法学博士等学位。留学期间，黎照寰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一度充任孙中山秘书，参与创办了留美学生组织的中国科学社和中国问题研究会。1919年，黎照寰学成回国，曾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1926年，任广东航政局局长、广九铁路管理局局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铁路处处长；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兼中央银行副行长。1928年，任铁道部常务次长。1929年10月他辞却铁道部常务次长，专任交通大学校长，由仕途转入文化教育领域。在黎照寰任校长期间，交大在院系规模、师资力量、教学水平、设备条件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成为一所理工管结合的国内外知名大学，被广大校友称为建国前交通大学“黄金时期”，作为校长的黎照寰，在老上海被人尊称为“黎南海”。1942年，汪伪政权“接管”交大，他愤然辞职。1945年9月，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一至第四届委员、副主席，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8年9月逝世。终年80岁。[1]
黎照寰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工作，他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助手，也是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的挚交好友，相互之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2001年，黎照寰的亲属将一批宋庆龄写给黎照寰的英文亲笔书信交由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保存，从日期和内容上看这批信件大致写于1952年至1966年之间，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宋庆龄与黎照寰之间珍贵深厚的友谊。
（一）
宋庆龄与黎照寰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她始终关心着黎照寰的生活和健康，并在关键时伸出援助之手，送出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5年—1956年黎照寰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他不得不变卖财产，包括稀有的古董来换钱。宋庆龄在1956年2月28日写给黎照寰的信中说：“不知为什么李妈那么晚才把200元寄给你，我11月份离开北京之前就将钱寄给李妈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听说你为了换钱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你的古董只换来微不足道的钱，这是我为老朋友能做的最起码的事了，也恰好我自己不需要这些钱。”[2]
从信中内容看，宋庆龄得知此事后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并对她的保姆李燕娥没有迅速的寄出钱款表示了很大的不满，相比于锦上添花，这份雪中送炭的真情弥足珍贵。
1959年黎照寰因身体状况不佳住进了医院，一直到第二年12月时还未完全康复。与此同时宋庆龄工作繁忙，自身也在遭受病痛折磨，却依然时刻关心着好友黎照寰的病情。她在1962年12月28日写给黎照寰的信中说：“这是我从杂志上剪下的一份简报，请你看看，我希望有什么药能够帮到你。或许林国材可以搞到新药给你试试。”[3]并积极寻找可能有效的新药推荐给黎照寰。他们的友情在此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二）
黎照寰是宋庆龄的挚友和同志，也是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得力助手和忠诚追随者，著有《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一书。黎照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各类活动，收集、整理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和事迹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宋庆龄提供了许多帮助。宋庆龄十分器重黎照寰，在整理回忆孙中山事迹的许多细节问题时都会与黎照寰进行深入的探讨。
宋庆龄在1956年10月31日写给黎照寰的信中说：“在我的纪念文章中我曾经提到，孙博士对华侨和其他人士提出的口号（为宣传革命）‘勿敬朝廷’，然后我又提到，他喜欢‘事实胜于虚荣’。我不知道如何翻译成准确的汉语原文，因为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了。你能不能现在就帮我考虑一下这两个句子的最简短又最准确的翻译，请立刻告诉我。”[4]
黎照寰早年留学美国，中西贯通，才华横溢，又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宋庆龄希望在撰写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文章时，黎照寰能够提供帮助，找出更恰当的词汇翻译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口号和话语，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孙中山先生的核心思想。
195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周恩来总理参加了纪念大会并致开幕词。在这一背景下，宋庆龄在信中与黎照寰商议筹建研究孙中山先生著作和活动的革命史研究所，并希望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同时，宋庆龄在1956年11月23日写给黎照寰提及兴建研究所的事宜，她认为“这种工作不仅可以保存我们的革命遗训，在国际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宋庆龄的心目中，孙的“无私和刚毅造就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动人的事迹。我再一次建议，要请一位最好的编剧编制一部关于他的电影”[5]，以期更加生动地反映孙中山先生的奋斗足迹。正因为两人都是追随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同志，他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以各种形式来弘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1962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96周年之际，宋庆龄发表了《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她在第一句就叙述：“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这篇文章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宋庆龄为了能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情形，于7月28日致信黎照寰，请他一同回忆“如果你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可以结合我文章主题的事例或材料……单单一个人的回忆是不够可信的，而且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请你将你所知道的尽速告诉我。”[6]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她写到“这确实是一篇切合时事的文章，因为历史的原因，必须要写。”宋庆龄希望她的回忆更让人信服，希望得到当时一起奋斗的同志的帮助，她想到的是亲密的战友黎照寰，所以向黎照寰寻求帮助，希望他能回忆当时的情况，帮助自己提供支撑文章的事例和材料，以共同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中也凝聚了黎照寰的努力。
宋庆龄认为黎照寰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忠诚追随者，熟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轨迹，所以黎照寰参加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筹委会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体现了宋庆龄对黎照寰的充分了解和信任。宋庆龄在1963年9月11日写给黎照寰的信中说：“1966年，我们将纪念孙博士百年诞辰。我已经将你的名字列为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有些熟悉孙博士1911年之前活动情况的人现居住在海外。我们必须请他们把他们了解的事情写下来，因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你有没有与孙科通信的方法，好请他写点关于他所知道的他父亲的活动情况？这样是最有好处的，因为他自己本身就积极参与了当时国民党的活动，他了解许多许多事实。”[7]
孙科是孙中山与前妻卢慕贞所生的儿子，黎照寰曾与孙科一起赴美留学，他出面更易于邀请孙科提供关于孙中山活动的真实情况，宋庆龄认为黎照寰的参与能提供很大的帮助，有效推进孙中山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
宋庆龄在1965年5月19日写给黎照寰的信中说：“谢谢你让我看你随信附来的材料和你反驳那些对孙博士的毫无根据的指责。那些人真是非常荒唐！孙博士怎么可能穿着中国长衫之类的（服装）到国外去！他又不是李鸿章！……在我那个时候，孙博士在家从不吃西餐……我们每个月的开销从来不会超过300元……所有有关金钱方面的事物都是有廖仲恺、林焕庭还有刘纪文经手的，刘纪文还在世，可以证明上面讲的这些情况……关于孙博士穿着西服，很自然的，他们不可能指望孙博士在外国穿着中国的长衫。这些指责是多么的荒唐和不可思议！”[8]
在信中看到，黎照寰反驳了一些人对于孙中山先生毫无根据的指责，并将这些材料寄给宋庆龄，宋庆龄对黎照寰维护孙中山先生的行为表达了感谢，她不能遏制自己的愤怒，认为一些观点是荒唐和不可思议的。在此时，黎照寰始终作为同志支持着宋庆龄，和她战斗在一起，告诉人们事实的真相，维护孙中山先生的声誉。
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56年至1966年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黎照寰为宋庆龄开展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各类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宋庆龄在收集、整理、研究孙中山先生各类史料和历史活动轨迹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与黎照寰等孙中山先生追随者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三）
宋庆龄视黎照寰为知心的挚交好友，他们相互理解对方，在一些有关私密的问题上，她也对黎照寰给予充分的信任。
195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第一版《孙中山选集》出版，宋庆龄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中过程也不乏心酸。宋庆龄在1956年11月写给黎照寰的信中说：“我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疲倦，那么多的长途电话、电报打来，要求我做这做那，或为报纸和杂志社写这写那……我恳求你，告诉那些询问关于我与孙博士共同生活情况的人，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要求，因为每当我试图去回忆我和孙博士在一起的日子，我的伤口就会被撕开。”[9]
在这封信中，宋庆龄叙述了她内心感受，回忆与孙中山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将勾起她对孙中山先生无限的思念，使她经历痛苦。而此时宋庆龄选择委托黎照寰代为告知，表示了她对于黎照寰的信任，同时她也认为黎照寰作为她相交多年的挚友，一定能设身处地理解她的内心感受。
1963年4月，宋庆龄从上海迁居北京，居住在后海北沿46号住宅，伴随着宋庆龄的北上，一些流言开始纷纷出现。宋庆龄在1963年3月18日写给黎照寰的信中说：“昨晚我一刻也不得安睡，因为我听到了有关我晋升的传言……希望你能告诉我有关传言说了什么，也就是他们将提议给予我什么样的晋升。在我看来，我身居第一副主席职位，已经是太高了……请给我一个答复，我会销毁来信并保守这个秘密。”[10]
从这封信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宋庆龄的高风亮节，她对于职位的高低始终淡然处之，但是她对于流言的传播也感到不安，她想从黎照寰处得到真实准确的消息，并为黎照寰承诺将保守这些秘密，因为宋庆龄充分信任黎照寰，她认为从黎照寰处得到的信息才是最真实准确的。
（四）
黎照寰夫妇是宋庆龄女士的挚交好友，他们有时更像属于一个家庭中的亲人一样。
宋庆龄在1960年12月3日写给黎照寰妻子蔡慕莲的信中说：“感谢来信告诉我你喜欢那些螃蟹。我真希望黎博士能和我们分享。”[11]
宋庆龄在1962年2月3日写给黎照寰夫妇的信中说：“多谢你们送给我装饰精美的漂亮的黄油和一罐我从前从未尝过的阿华田面包干。我回赠一些马湘先生送给我的柑橘，还有一些苹果、著名的云南普洱茶和一些黎博士非常喜欢的玫瑰猪油年糕。我得了重感冒，咳得厉害，医生还不允许我出卧室，否则我会在假日期间来拜访你们。”[12]
由此可见，宋庆龄和黎照寰夫妇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经常互相寄送物品，在1962年的春节来临之际，宋庆龄身体欠佳，如果不是医生严格的嘱咐，她想在春节期间像传统的“走亲戚”一样拜访黎照寰夫妇，这些文字写得情真意切，十分温馨。宋庆龄熟知黎照寰的口味和嗜好，这更像是同属于一个大家庭的亲戚在相互关怀，嘘寒问暖。
宋庆龄在1963年1月1日写给黎照寰夫妇的信中说：“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个水果蛋糕以及我在除夕给孩子们的那包糖。”[13]
宋庆龄在未写明年份的12月5日写给黎照寰的保密信件中说：“感谢你的来信。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同你和多萝西聊一聊，我只能希望你们在这里多待上几天。但愿春节前我回家时能有这个机会。送上一些糖果，带着路上吃。”
宋庆龄虽然工作繁忙，但在除夕之夜依然不忘像慈祥的长辈一样，给黎照寰夫妇的孩子送去糖果，在一封涉密的信件中，宋庆龄也不忘提到希望和黎照寰夫妇能多相处几天叙旧，这充分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情厚意。
宋庆龄在未写明年份的2月17日写给黎照寰妻子蔡慕莲的信中说：“非常非常感谢你送的鲍鱼，特别是那烹调食谱。我要给你寄一盒糖果，其余的请你替我转交莉莉和艾伦·邓。”[14]
宋庆龄在未写明年份的3月18日写给黎照寰的信中说：“这是露丝送我的苏格兰围巾，但我是从来也没有用过的，因为我有一条国产羊毛围巾几乎和这一样。我想给多萝西，她也许会在外出旅行时用得上……希望她会喜欢，她戴上这条金色的织锦披巾（其实是围巾）时，能够想起我。听说广州非常非常潮湿，所以你不要在那里待太长时间。不如在从化，那里有不错的温泉。”[15]
宋庆龄在这两封分别写给黎照寰夫妇的信中用了“非常非常感谢”的强调语句表达了她对黎照寰妻子蔡慕莲的谢意。她认为蔡慕莲提供了她迫切需要的健康食谱，这也说明了蔡慕莲非常了解宋庆龄的身体状况。在另一封信中，宋庆龄也十分关心黎照寰和蔡慕莲的身体健康，这种关心体现得无微不至，可以说宋庆龄和黎照寰夫妇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亲人。
（五）
1966年4月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一些批评、攻击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言论开始鼓噪，黎照寰作为孙中山、宋庆龄的同志和挚友，在这个关键时刻仗义执言，回应了那些对孙中山先生毫无根据的指责，并将详细情形写信告知宋庆龄。4月10日，宋庆龄即致信黎照寰，将其中的真实情况告诉黎。对于质疑，宋写道：“你6日的来信我已收到。你对XXX批评孙博士的回应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所有读过教会大学的人或迟或早都要接受洗礼。当他在英国被满洲监禁,经他学医时的教授詹姆斯·康德黎博士多方营救获释后,为安全起见,他临时住在詹姆斯家。康德黎夫妇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身心疲劳和重重压力下,他深受他们的影响。当他《伦敦蒙难记》时，他听了周围人的话，写下了‘上帝拯救了他’。人们仅以此作为他信教的证据。而我亲耳听他说,那时他处于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但他从未相信过上帝或其他神抵。
孙博士在中山大学（他去世后改此名）演讲的事，他从不用讲稿，每次都是即席演讲。XX和XXX两人从来就不是进步人士,他们不仅谈不上革命,相反是机会主义者和堕落分子……至于彩蛋，现在我们在每年清明节染彩蛋是因为孩子们喜欢把彩蛋藏起来,再去找出来,与宗教或是复活节无关,就像我在圣诞节不带任何宗教意味地放松一下一样……我知道总有人会诽谤我，甚至当着你的面。如果他们再这样做的话，你可以掴他们耳光。”[16]
在这封信中，娴静雍容、温文尔雅的宋庆龄表现出了离奇的愤怒。不仅因为孙是她的丈夫、她最尊敬的人，而1966年也正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宋庆龄在这个特殊的年度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些无理的诽谤，所以才在信中使用了一些比较过激的语句。宋庆龄在信中使用“绝对正确”的语句表达了对黎照寰支持，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同时她耐心详细地解释了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她认为这样会有助于黎照寰的回应更具有说服力。宋庆龄是如此地信任黎照寰，甚至认为黎照寰可以用掴耳光的极端方式来维护孙中山和她的声誉。短短的一封信，字里行间就完全体现出黎照寰和宋庆龄非比寻常的友谊。
连接黎照寰与宋庆龄的精神纽带是孙中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放后宋庆龄给黎照寰的信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主人士进入共产党执政时期后的心态与真实想法。敬仰与维护孙中山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宣传与发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是他们的共同追求。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左”的言行，无论是黎照寰还是宋庆龄在心灵深处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1]
[2]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94－195页。
[3]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12页。
[4]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96－197页。
[5]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98页。
[6]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08－209页。
[7]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15－216页。
[8]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22－223页。
[9]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99页。
[10]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13页。
[11]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05页。
[12]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05页。
[13]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12页。
[14]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32页。
[15]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35页。
[16]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一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26－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