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一生所处的时代历经了封建主义、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多种社会形态，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迭荡起伏、波澜壮阔，宋庆龄始终处在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上，独领风骚，被世界人民赞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女性和中华民族的瑰宝。参天之木、植根沃土；不平凡的时代，孕育出不平凡的巾帼伟人。宋庆龄从小就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薰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迸发出理想的火花，并在封建思想的叛逆中追求自己的崇高理想，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伴侣。孙中山逝世后，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她成为领导国民党左派为捍卫三民主义而斗争的坚强斗士。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实现国共合作和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非凡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倾注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成为引领中国妇女创造新时代的楷模。她之所以成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离不开她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这块沃土孕育出来的伟大女性。
一、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迸发理想的火花
宋庆龄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时值清王朝光绪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她的出生地又处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畸形发展的上海，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影响铸就了她从小不同于一般女孩子的性格和志向。
深受父亲和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影响。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诞生于上海，此时的中华民族正陷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上海租界林立，成了洋人的天下。但宋庆龄出生的家庭却充满着别样的文化氛围。父亲宋嘉树从小就飘洋过海，随兄去东印度群岛，后定居北卡罗莱纳州，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洗礼后，在美国成为一名牧师。1886年初，宋嘉树回到上海，通过美国监理公会在华布道团进行传教，并成为该监理公会在华年议会的第一位华人会员，由于不满洋人传教士对华人牧师的傲慢和歧视，宋嘉树愤然辞职。1902年，宋嘉树发起组织了上海最早的基督教自立会——中国基督徒会，之后从神职人员逐步转向实业，并从事外国机械产品在上海的代理商，很快成为沪上颇具名气的富商。1894年，宋嘉树结识孙中山后，热心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不仅成为孙中山的至交，而且每当孙中山起义失败或秘密逃亡上海时，都在宋嘉树家落脚，宋氏家人对待孙中山胜似亲人。他们在一起畅谈“驱除鞑虏”的主张和方略，研究革命党人的斗争策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宋嘉树还以牧师的身份，创办华美印书馆，在印刷《圣经》的掩护下帮助孙中山秘密出版鼓吹革命的宣传品。真如孙中山致函李晓生时说：“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1]宋嘉树的家实际上已经成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宋嘉树亦成为革命党人传播革命之道的“隐君子”。在他们频繁的接触中，年幼的宋庆龄似乎感觉到父亲与孙中山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她十分仰慕孙中山，在一次交谈中，得知“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创立共和政体”是孙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时，她悄悄地问孙中山：“先生，您是为这个而生，为这个而死吗？”“您是革命党吗？”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她兴奋不已，并对父亲说：“我长大了，也要象孙先生那样生活。”[2]后来她对孙中山表白：“我也决定要同你一样！”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对她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宋庆龄后来在乔治亚洲威斯里安学院与一位关心她的历史教授对话时直白：“我家有个朋友，这个人正领导着中国革命，在我小的时候，听到他和我父亲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朋友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
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宋庆龄6岁就被送进马克谛耶教会所办的浙江湖州湖群女校幼稚班学习，开始了她的启蒙教育。9岁进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这是一所由美国监理会在上海开办的最有名的教会式女子贵族学校，主要课程设英文、算学、格致和圣道，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宋庆龄不仅能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校方创造了浓郁的英语学习环境和氛围，主要课程都由外籍老师用英语讲授，由于宋庆龄天资聪颖，特别喜爱学习英语，所以宋氏姊妹英语学得特别好。此外，校方每星期还特别安排专门时间组织宗教信仰方面的讨论，从小就向这批小女孩灌输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明。宋庆龄在校学习认真，善于思考，经常向老师提出问题，寻根问底。宋嘉树除了让孩子进上海最好的学校学习，还利用暑假期间请老师进行家教，学习古汉语等中国传统文化，教孩子弹钢琴等，增长她们的艺术细胞，陶冶她们的思想情操，为她们开辟一条通向上流社会的蹊径。宋嘉树不仅非常注重对子女的启蒙教育，还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完全西式的家庭生活环境。宋庆龄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这里生活很像你们那里。我们的住房和衣着，与欧洲人无异，甚至屋内布置也是欧化的，因此你有时不把我想成一个充满着东方情调的遥远的中国朋友，而想成像你住在闹市的一个美国朋友。因为，上海确实非常现代化，在许多方面比兰特大市埸更为繁华，我们的房子舒适而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一应俱全，有很多卧室、澡盆和厕所。”从这封信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她生长在一个条件非常优越的家庭里。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从未放松过，特别注重言传身教。宋嘉树以自己传教、办实业的苦干精神和支助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无私奉献精神、反对殖民统治的爱国精神不断感染孩子们，将自己年轻时飘洋过海的离奇经历以讲故事的形式让孩子们懂得人生需要奋斗的道理，并亲自带领他们到菜园地里种菜，并将孩子置身于室外寒冷的春雨中经受锻炼，让她们明白风吹雨淋能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母亲倪桂珍更注重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热爱人民，报效祖国。让孩子从小住宿读书，过集体生活，培养孩子的社会亲合力。父母是孩子的最好老师，通过耳濡目染，不仅养成了宋庆龄娴静、温雅和外柔内刚的坚强性格，而且铸就了宋庆龄高尚的人格情操。
在家庭和社会的强烈反差中滋长爱国主义情怀。宋庆龄虽然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但她所面对的是殖民统治下畸形发展的上海社会：一边是灯红酒绿、冒险家的乐园；另一方边是“东亚病夫”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真实写照。鸦片战争的直接后果把中国拖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迫使满清政府赔款割地，《马关条约》的签订和“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处在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危难之中。家庭和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深切感受，在宋庆龄幼小的心灵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并在自己的记忆中不断沉淀。但她此时并不完全明白这种反差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直到她进入另一个学习环境和生活在另一个全新的社会中，才真正认识到：所有这些，都是清朝政府昏庸无能的结果，只有像孙中山鼓吹革命那样，推翻满清政府，才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宋嘉树夫妇将宋庆龄及宋美龄两姐妹安排到美国读书，并于1908年夏由其姨父温秉忠陪送在新泽西洲斯密特城私立学校补习法语和拉丁文，师生们见到两个来自东方的中国小女孩感到很稀奇，非常讨人喜欢。由于宋庆龄喜爱把头发扎成一束再系上蝴蝶结，被同学们昵称为“小辫子”。后来宋庆龄考入姐姐宋霭龄就读过的乔治亚洲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学院文学系，主攻哲学。在该校宋庆龄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思想传统和生活方式，曾担任过校刊的文艺学编辑，以及哈里斯文学会通讯干事。她勤奋好学，关心社会重大问题。1911年，18岁的宋庆龄在《威里斯安》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提出中国人出去留学的目的是把一切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学到手，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主张按西方的社会制度，把中国改造成民主文明的国家，并对清朝政府的腐朽统制进行了谴责和抨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威斯里安学院的同学们很快向宋庆龄报喜：“罗莎蒙德，快看报纸，中国皇帝下台了！”宋庆龄接过同学送来的报纸，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改温文尔雅的性格，一边拥抱同学一边连声呼喊：“太好啦！太好啦！”1912年初，当她接到父亲从上海寄来的五色新国旗时，当即把墙上悬挂的清廷龙旗扯下，并踩在脚下，换上中华民国的新国旗。并奋笔疾书一篇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同年4月《威里斯安》校刊上，以抒发对辛亥革命成功的感想。文章中写道：“五个月以前，我们无论怎么放任不羁地梦想也不可能想到会成立一个共和国”，“这一光辉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与平等——每个人的两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争取它们，许多高尚英雄之士献出了生命。”[3]此后，宋庆龄还在校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的论文，强调“女孩子的智力不比男孩子差”，呼吁中国妇女应该从沉重的封建藩篱中解放出来，“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当年其母倪桂珍敢于冲破缠足这一禁锢女性的封建习俗，以身施教，带头放足鼓励女儿们要同男孩子一样有出息。宋庆龄不仅继承了母亲的血统，而且以此抒发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宏伟抱负，为祖国实现民主共和制度和通向博爱之路“投身其中，并毕生为之奋斗。”1913年，宋庆龄在美国毕业前夕与同学们讨论毕业后的理想和前途时，针对同学的提问，她镇定自若地回答说：祖国在召唤我，我要马上回国，追随孙中山先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一位同学被宋庆龄的献身精神所感动，拉着她的手说：“密斯宋，我预祝中国革命取得更大胜利，预祝你成功！”同学们也纷纷上前握着宋庆龄的手，表示衷心的祝愿。就在宋庆龄打点行李准备回国时，“二次革命”面临失败，宋嘉树夫妇和宋霭龄被迫流亡到日本。
由此看来，宋庆龄从小生活的特殊环境，特别是接受美国民主思想的教育，使她迸发出报效祖国的思想火花，她在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说：“我在美国度过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接受教育的一部分。这对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4]
二、在封建思想的叛逆中追求民主和自由
在武昌起义的隆隆炮火声中，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将退出历史舞台，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还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守旧势力和各路诸侯用兵自重，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将面临军阀纷争和战乱的严重局面。宋庆龄带着追随孙中山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离开了美国，打破世俗观念，与孙中山结为终身伴侣，不仅在宋氏家族，而且在上海、东京乃至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这种对封建道德观念的反叛是当时中国社会和家庭都不能接受的。然而，宋庆龄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断，这是她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个性与中山先生引领中国社会变革思想的碰撞所释放出来的火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使他们的结合必定成为中国爱情史上罗曼蒂克的千古绝唱。
志同道合终成伉俪，在与世俗观念的抗争中追求自由和幸福。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离开美国之前受人之托要给仰慕已久的孙中山转交一封私信，她感到很自豪。当她乘坐的远洋轮船刚驶到加州时，收到了父亲从日本横滨发来的电报，要她“暂缓行程”，先不要回上海老家。于是宋庆龄转道日本，于8月29日抵达横滨，在与日本避难的家人团聚时，得知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袁世凯窃取，第二天夜晚，随即同父亲和大姐宋霭龄去拜访孙中山，当时宋霭龄是孙中山身边的英文秘书。此后，宋嘉树带着两姐妹，频繁出入孙中山寓所。由于宋霭龄准备回国与孔祥熙在上海完婚，于是，宋嘉树带病帮助孙中山处理英文函电等方面的文秘事务，宋庆龄经常随父帮助孙中山工作。经孙中山同意，1914年9月宋庆龄正式接替大姐，继任孙中山的秘书，负责处理国内外函电、帮助起草打印文稿、管理机要文件等，工作非常出色，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鼓励。同时孙中山还抽空帮助她补习中文，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赠送中国文学书籍和政治方面的英语书给她阅读。宋庆龄曾在20世纪30年代回答斯诺的提问时说：“我起初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宋庆龄写信给远在美国留学的三妹宋美龄时谈及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感想：“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在他们的朝夕相处中，越来越觉得彼此谁也离不开谁，并突破了工作关系和年龄的悬殊，发展成恋爱关系。因宋嘉树回国看病，1914年11月，宋庆龄回沪探望父母，借此机会，孙中山希望她征求父母的意见，得到同意后再决定他们的婚恋关系，这是孙中山出于对宋庆龄的负责和关爱，也是对宋嘉树夫妇有一种交待和尊敬。可是宋庆龄当即表示：“经过长期、慎重的考虑，深知除了你，为革命服务，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革命。”[5]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爱情与日俱增，尽管孙中山已有妻室儿女，但两人的情感已发展到任何障碍都不可阻挡的程度。一方面，孙中山着手考虑与妻子卢慕贞离婚的事，另一方面，宋庆龄打算向父母公开与孙中山打算结婚的事。1915年3月，孙中山将分居多年的妻子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东京，经过协议，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1915年6月，宋庆龄陪同母亲回上海看病，正式提出要嫁给孙中山的决意，希望家长同意。此言一出，父母非常震惊，宋氏家族上下炸开了锅，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宋嘉树对着女儿吼道：我和孙中山是朋友，是同辈，你是我们的下辈，这决不可能！母亲倪桂珍流着眼泪向宋庆龄发怒：你简直疯了！他的年龄比我还要大，同时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又有几个孩子，他的大儿子比你的岁数还要大，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事后宋嘉树不断写信给孙中山，不相信爱女会嫁给一个家有妻室、年近半百的人，表明他们的态度，不可能同意这桩婚姻。并另做打算，将女儿尽快许配给上海的一位名门子弟。为了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夫妇俩只好将爱女软禁在上海家中，不准出门。可是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有一天趁父母不在，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给父母留下一封“告别信”，就从窗户爬出去离家出走，乘船去日本与孙中山“私奔”。宋耀如看到“告别信”后立即同妻子追赶，但当班的轮船已驶出上海，随后搭乘下一班轮船一直追到日本。晚年宋庆龄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表示要和孙博士断交，并威胁跟我脱离父女关系！”据说宋耀如到日本孙中山的住地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孙文！”孙中山走到门口台阶上，很有礼貌地对宋耀如说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暴怒的宋耀如突然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而孙中山这边，也遇到了重重压力，不仅亲朋好友大多数持反对态度，而且革命党人内部也议论纷纷，胡汉民、朱执信等都登门劝阻，但孙中山早已意决，回答他们说：“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10月24日，宋庆龄与朱卓文及其女儿抵达东京被孙中山接走，第二天就在日本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当时孙中山49岁，宋庆龄22岁。结婚时，双方的亲朋好友几乎都不在场，除廖仲恺、何香凝和陈其美外，中华革命党人也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宋庆龄在给美国同学的一封信中叙述自己的婚礼“尽可能地简单，因为我俩都不喜欢繁文缛节。我是幸福的！”事以至此，无可挽回，可怜天下父母心，事后宋耀如夫妇还是跟女儿、女婿和解了，而且一如既往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宋老夫人倪桂珍还将一条绣着百子图案的被面送给女儿女婿作结婚礼物。
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共同献身于钟爱的伟大事业。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既改变了孙中山孤独、寂寞和苦闷的生活，也改变了宋庆龄不愿抛头露面的性格，他们将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孙中山在给恩师詹姆斯·康德黎的信中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如今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能与知己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由此可见，字里行间表露出爱妻宋庆龄带给他的那种新鲜而温暖的感觉，使他疲惫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慰藉。而宋庆龄婚后作为革命领袖的夫人，为了适应公众的生活，一改少女时腼腆而羞涩的生性，每天都要陪同孙中山参与社会活动，与各种人士打交道。她给美国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害怕抛头露面！但是自从结婚以后，我不得不参与许多事务。”“每天要会见许多人，实际上是环境迫使我打破沉默而与人交谈。”当宋庆龄的友人阿莉小姐请她介绍与孙中山的婚后生活时，宋庆龄爽快的致函给阿莉小姐：“虽然我们结婚已经近一年半，但我对他的崇拜之心依旧，像以往一样，我是他忠实的崇拜者。”[6]她在给美国读书的宋美龄写信时说：“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在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而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7]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跟随孙中山为捍卫民主共和向顽固的复辟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先后投入了护法、护国运动，并在陈炯明发动叛变、炮击总统府时，为了掩护孙中山脱险，临危不惧、机智勇敢，把自己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真切地体现了她情愿为孙先生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的奉献精神。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已经远远超出男女恋爱和婚姻的范畴，探究他们结合的动因，不能仅仅归就于对封建道德和世俗观念的叛逆，更需要从西方文化的影响和特定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宋庆龄的学生时代完全是在西方化的教育中成长的，她的世界观的形成几乎摆脱了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是中国出生的“小洋人”。所以美国的民主意识和自由的婚姻观念已经扎根于她的脑海中，而中国的血统又使她对婚姻自由的理解超脱美国女孩的放纵和任性，把对祖国赤诚的热爱溶入到自己的爱情观中，并对爱情的选择采取非常矜持的态度。因此，宋庆龄恋爱的目标指向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能够拯救中国的人，因为她想为拯救中国而献身，包括宋氏姊妹为什么深得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青睐，个中的缘由与她们对择偶的态度不无关联。宋家有女初长成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动荡年代，一时多少豪杰叱咤风云，孙中山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宋庆龄对他早已仰慕以久，而且孙中山年轻时在海外喝过多年洋墨水，有其共同的价值取向，尽管长她27岁，在情窦初开的宋庆龄眼里不仅是一般女孩心目中风韵倜傥的“白马王子”，而且她所追求的境界又是一般女孩子望尘莫及，甚至不可理解的。只有处在英雄辈出的时代，且封建的婚姻观念仍然在中国起支配作用的社会，才能演绎出这对恋人石破天惊的世纪之恋。
三、在腥风血雨中为捍卫三民主义而斗争
宋庆龄不仅追随孙中山献身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以伴侣兼助手的特殊身份鼓励和全力支持、帮助孙中山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且在孙中山逝世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为捍卫三民主义而斗争。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不畏艰险，披肝沥胆，始终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赋予三民主义新的时代意义。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她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作出了特殊贡献。
为了支持和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抱负，宋庆龄不仅在生活上对孙中山体贴入微和悉心照顾，抚平他因屡遭挫败在心灵中留下的严重创伤，而且承担起繁重的秘书和机要联络工作，还协助孙中山著书立说，为未来的中国勾画蓝图，担当资料员、打字员和翻译工作，协助他成就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后来合并为《建国方略》伟大构想的问世。宋庆龄在给自己的证婚人梅屋夫人致函，谈到自己对孙中山的帮助时说：那位大忙人，“他很忙，比在东京时还要忙……有一些事情他必须亲自处理，因为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所以，“正如您知道的那样，在写作方面我要帮他很多忙。”在梅屋夫人因陈其美遇刺担心孙中山夫妇安全的来信时，宋庆龄复函道：“他从来都无所畏惧，即使在许多密探跟踪他也是如此。我当然非常为他担忧，如果他不与我在一起，我就感到不安……我必须冒许多危险。”[8]在谈及孙中山的毕生奋斗目标时，宋庆龄于1921年4月在给《字林西报》费金小姐的函稿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中国通过实业发展，可以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为全国人民谋取福利。当他的两个目标达到时，中国将成为一个既繁荣又善治的国家。这样孙博士的毕生目标就实现了。”[9]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由于军阀势力的强大及其帝国主义列强在背后的支持、操纵，要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个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孙中山讨袁失败在上海一筹莫展、极度苦闷时，宋庆龄鼓励孙中山在绝境中振作起来；当孙中山获悉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时，她帮助孙中山与列宁进行电函联系，祝贺十月革命成功，“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宋庆龄说：孙中山“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俄国革命‘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不公正的枷锁的榜样’。”[10]随之，她又以自己独特的身份鼓励孙中山更名国民党，多次参与和帮助联系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领导人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坚决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把国民党更名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由此可以看出，从三民主义的提出、发展到与社会主义的贯通，正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曲折过程所作的一种选择，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在政治舞台上难以与强大的封建军阀势力相匹敌，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审时度势，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来对付面临的强大敌人，这与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和走俄国人的路正好不谋而合。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民主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伴侣兼助手，得到了她的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沿着孙中山的这条道路努力奋斗，并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宋庆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继续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并和中国共产党一起为最终完成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而奋斗。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忍着巨大的悲痛安葬好先生的后事，牢记先生的遗训继续投入解释新三民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但由于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北方出现北平碧云寺分裂国民党事件，南方廖仲恺在穗遇刺身亡，宋庆龄来不及擦干脸上的泪痕，南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捍卫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重申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新三民主义，随后，她发表演讲支持北伐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斗争。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彻底破坏。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严加痛斥，而且竭力反对小妹下嫁。她坚定的站在共产党一边，实现孙中山的生前愿望，代表孙中山赴苏联访问。她在莫斯科发表声明，指责蒋介石叛变革命，是破坏国共合作的罪魁祸首，并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称：“我们之间交换看法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我们之间的分歧犹如一道鸿沟。”“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11]宋庆龄在中国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已清楚地认识到，依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实现先生的主张越来越渺茫，她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地转变，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与新三民主义差不多，是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她把实现先生的遗愿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并为之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
“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中国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首要任务。为了结成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毛主席在1936年通过潘汉年带信给宋庆龄，希望宋庆龄在国民党高层人物中协助组织统一战线工作。宋庆龄深感国共重新合作的重要和自己所负的责任重大，多次与潘汉年研究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在中山先生诞辰80周年前夕发表的《纪念词》中提出：“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宋美龄急忙恳求姐姐与共产党穿针引线，宋庆龄不计前嫌旧恶，以抗日救国大局为重，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通过约请何香凝、胡子婴等有影响的人物一同去西安，制止可能发生的新内战，但因何应钦的干扰未能成行。随即又约见潘汉年到南京与宋美龄会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努力创造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她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思想，还利用自己的国际声誉通过海外杂志向国际社会呼吁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当她听到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广播《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对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时，感动得几乎掉下了眼泪。并于1937年9月26日回答《救亡日报》记者提问时说：“国共两党实现和平团结一致对外，是实现孙总理弥留时和平奋斗救中国重要遗嘱的开始。”[12]毛泽东非常重视宋庆龄的影响和在国共合作中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到重庆的第二天就看望了她，隔日后，宋庆龄与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宴会上频频举杯，为和平建国国共两党合作再度努力。由于蒋介石挑起内战，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破裂，她作为和平、进步的使者，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奔走。她还以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以她的崇高威望和影响，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通过国际友人对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多方面的帮助。在中国两种命运的较量中，她始终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做出这样的历史性选择？用她自己的话说：“革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高举彻底解放中国人民的政治纲领的旗帜、能够完成孙中山所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的唯一政党——领导下进行的。只有这样，中国才得以最后击退日本侵略者，接着又彻底干净地催毁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力量。……我们一定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掌握在始终在政治上保持警惕、幸福、昌盛的人民手里的，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国家。”[13]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历史的落在共产党人的头上，宋庆龄帮助和依靠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
四、在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倾注全部精力和生命
宋庆龄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在保卫世界和平、加强国际交往、增进各国友谊中作出了不懈努力，还为抚育下一代，付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这是她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努力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培养祖国的未来作出的又一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为新中国领导成员之一。她由衷地欢呼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上海解放后不久，1949年7月1日，她在上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作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中，充满热情地写道：“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14]她为新中国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高兴，到全国各地进行视察，深入工厂、农村、兵营、学校，和工人农民亲切交谈，与青年学生广交朋友，还通过听取汇报、实地考察、个别走访，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大江南北、黄海之滨，到处出现过她的身影；长白山下、云贵高原，无不留下她的足迹。她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谈视察工作的体会时说：“我很高兴有机会到各地视察工作。过去我曾看过东北的新工业基地，这次我视察江南的农村和上海的纺织业及其社会的福利事业。我见到了许多在生产建设战线上的工人、农民和干部，和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信心，看到了我们事业的成长，也看到了五年计划建设胜利的保障。”“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15]通过考察，她不仅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她到鞍山钢铁分公司、吉林造纸厂、大连船坞视察，不顾天寒地冻，冒雪到秦皇岛进行调查；到云南深入少数民族的阿拉乡、晋宁县上蒜乡农业合作社、昆明市珠玑街、竹器和五金等手工合作社、黄土坡军区保育院等十多处视察，对经济、文化、民族等工作都提出了一些具体地指导性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她参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致词说，中国共产党“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为人民谋利益，从不脱离群众，”这是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保证。[16]宋庆龄的这些论述，至今对于我们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争取和谐的国际环境、增进各国友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宋庆龄以自己的崇高威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图谋，针对美国宣布武装干涉朝鲜的国际背景，发起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赢得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由于她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中作出了卓越贡献，1951年4月被授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资金。1952年她与郭沫若又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同年十月有37个国家来北京参加会议，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1952年，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代表大会，并和约里奥?居里一同选为大会两名执行主席。她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非常崇敬宋庆龄，印度的尼赫鲁高度赞扬宋庆龄“不仅给予你的人民以光明，而且给我国人民以光明”，“还给予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以光明。”[17]宋庆龄在海外华侨中威望更高，凡是宋庆龄的号召，他们都热烈响应，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宋庆龄通过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和影响，彻底挫败了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图谋，同时进一步增强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离不开宋庆龄的极大努力。
她还把实现孙中山的伟大抱负和抚养、培育儿童联系起来，为创造人们的幸福生活和孩子们的美好明天呕心沥血。她在1955年的国际儿童节发表了《致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保育工作者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承担起教育孩子成为“诚实、勇敢、爱工作、爱祖国、爱同胞，并且有同志般的友爱精神”的庄严责任。当她收到“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汇款单时，她立即在背面写上：“此款捐赠给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的批语，随后，用十万卢布奖金在上海兴建一所“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在她以后的岁月里，每时每刻都心系着儿童的健康和教育，关注儿童的成长。在她临终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深情地说：“我的一身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少年儿童是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历史赋予人类以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一代一代地把期望的火炬传下去，以不息的奋斗去创造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我们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美好。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
综上所述，宋庆龄是在中华民族这块沃土上孕育出来的伟大女性，考察宋庆龄所处的时代对她的影响，离不开孙中山的伟大事业。作为孙中山的学生、助手、伴侣和战友，宋庆龄在长期的艰苦岁月中奋力撑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秉承他的遗志，成为联系贯通不同革命时期的津梁和纽带。她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断赋予了新的精神和内涵，使孙中山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毋庸置疑，宋庆龄从一个受基督教思想灌输的少女到奉行民主主义的革命者，从一个爱国主义者逐步转变成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并成为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主义战士，同样离不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真如宋庆龄研究专家盛永华教授所总结的那样：“宋庆龄，正是生活在中国与世界都处于剧变的时代。她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肩负历史的重担，进行不懈的斗争，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坚实的步伐跨越了三个上升的阶梯，并通过反思、探索和迈进，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与时俱进。她的思想和实践因此而具有深广的内涵，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缩影。”纵观中国革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连接又不断上升的三个阶段，一次革命运动刚刚失败，另一次规模更大、意义更为深远的革命又随即而起；一种新思潮、新理论刚刚出现，很快又被另一种更先进的思潮和理论所代替，以指导革命的新阶段。[18]宋庆龄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永不停息，不断攀登，以矫健的步伐义无返顾地跨越并引领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发挥先驱者的作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研究宋庆龄的成长过程，对于肩负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崔桂林 邮编：200030电话64746753 电子邮件：cuiguilin@ccphistory.org.cn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2年版，第３４２页。参见《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第3辑，久保田博子：《关于宋庆龄和孙中山的结合——兼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第3-4页。
[2]中共上海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宋庆龄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8页。
[3]《宋庆龄选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页。
[4]中共上海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宋庆龄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12页。参见《宋庆龄自传》，光华出版社，1938年版。
[5]中共上海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宋庆龄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第13页。参见斯宾塞：《三姊妹——宋氏家庭的故事》，第158-159页。
[6]《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152页。
[7]《宋庆龄》蒋洪武著，1987年2月第1版，第15页。
[8]《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148、149页。
[9]《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180、181页。
[10]《宋庆龄选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第254页
[11]《宋庆龄选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第68、69页。原文发表于1927年12月24日苏联《真理报》
[12]《宋庆龄在上海》，1990年8月第1版，第247页
[13]《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宋庆龄选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第396页
[14]《为新中国而奋斗》，《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1页
[15]《宋庆龄选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第120--123页
[16]《宋庆龄选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第136、237页
[17]方远：《宋庆龄同志在印度尼西亚》载羊城晚报1981年6月24日。
[18]《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代序）》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