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1948年底美国援华会董事会作出了结束组织的决定，美国援华会的成员爱泼斯坦和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成员耿丽淑等人决定另组新的机构来继续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他们的决定得到了宋庆龄支持。1949年4月19日，中国福利呼吁会在纽约成立，并始终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工作。中国福利呼吁会从成立伊始就面临诸多困难。美国援华会的继续存在让当时美国的援华团体和个人产生困惑，造成了一定的人员流失，直接妨害了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募款，使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人领导的委员会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而建国初期救济政策的不明朗使得宋庆龄无法下达明确的救济方案，让呼吁会的行动受到很大束缚。当全国救济大会召开后，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工作内容转向妇女儿童的福利工作，工作重点是在医药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起示范性和实验性的作用，因此中国福利呼吁会在美国的存在变得并非必要了。当1952年耿丽淑来华工作后，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也慢慢停下了脚步。
关键词：宋庆龄 中国福利呼吁会 美国援华会 困境
1948年年底，美国援华联合服务会公开声称不再援助美国政府不承认的地区，逐渐减少直至停止了对解放区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作为该会团体会员的美国援华会，长期以来曾一直支持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1948年11月美国援华会召开董事会作出了结束这一组织的决定。为了应对这一举措，美国援华会的成员爱泼斯坦和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成员耿丽淑等人决定另组新的机构来继续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他们的决定得到了宋庆龄支持。1949年4月19日，中国福利呼吁会在纽约成立，并始终在宋庆龄的影响下工作。
一、美国援华会的结束与反复
1948年，恩斯特·奥斯本当选为美国援华会主席，本希望他可以重组美国援华会，继续援助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但是形势很快急转直下，美国援华联合服务会陆续砍掉了美国援华会的活动经费，援华会的工作难以为继。1948年11月23日，美国援华会董事会停止活动，宣布解散。为了保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宋庆龄急于寻找一个代表机构在美国宣传她的事业，为其募集资金。她选定了耿丽淑，并写信给诸多好友请求他们支持这一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代表。
然而不久，1949年1月28日，美国援华会又召开董事会，宣布收回解散组织的决定。美国援华会仍然决定在美国援华联合服务会范围内工作，他们不再援助国际和平医院，这正是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根本分歧。在这次董事会上，美国援华会知晓了宋庆龄正在呼吁这里的朋友为她的项目成立一个新的救济团体，并且正在进行之中，美国援华会前任主席卡特夫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推进，两个组织之间并没有冲突。”[①]这当然有些言不由衷。爱泼斯坦在董事会上表达了辞职的意愿，由于董事会中部分人员的退出，美国援华会还要通过增加新成员来弥补董事会的空缺。
美国援华会决定恢复工作，很大程度上妨害了正在筹备中的新组织的成立。美国的捐赠者会疑惑，究竟谁才是中国救济的真正代表，这让宋庆龄很反感。因此甚至在1950年中国救济形式发生重大变化后，宋庆龄仍然十分在意美国援华会对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冲击。“一旦各地救总分会成立，所有外国对华援助问题都须通过这一组织。[救总的]章程对此已有规定，现仅等待建立管理机构将之付诸实施。我能预料如果美国援华会的人们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它将鼓励美国援华会继续存在，这就要给中国福利呼吁会带来一些问题。”[②]她向耿丽淑一再保证“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不会把接受美国援华会救济和福利物资的申请提交给救总的。凡有关此类项目的事物你们才是中国福利基金会指定的在美国的代表。”[③]
二、筹备新组织的努力
中国福利呼吁会的成立是宋庆龄一手促成的。当美国援华会表示停止工作时，耿丽淑等人提议成立新的组织以使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顺利推进。宋庆龄得知后，十分赞赏耿丽淑在美国援华会问题上采取的坚定立场，表示中国福利基金会决定退出美国援华联合会，与耿丽淑的新组织继续工作，并保证绝对相信耿丽淑的判断并设法为她的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耿丽淑曾提议以给宋庆龄祝寿的方法筹建新组织，但宋庆龄并不同意，后来决定以晚宴的形式成立。这一组织的成立日期一再变动，并试图邀请史迪威夫人作为呼吁会的主席和成立晚宴的组织者，还曾想过邀请爱因斯坦作为联合主席。[④]耿丽淑希望宋庆龄可以提供一个广播演说，在组织成立时播放，但宋庆龄表示发表广播演说的可能性很小，只能提供录音带，在晚宴上用于呼吁捐助用。新组织一开始暂名为“耿丽淑委员会”，后来耿丽淑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中国福利呼吁会，一个是中华全国救济会，耿丽淑倾向于后者，宋庆龄也在信中表示了对这一名称的满意[⑤]，不知何故最终选择了中国福利呼吁会作为组织名称。
宋庆龄写信给许多美国各界的名人，请他们支持新的援华组织，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利尔泰德、弗兰克·泰勒、史迪威夫人和费正清等美国各界知名人士。
宋庆龄在邀请各界名人时，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里以斯诺为例进行说明。1949年1月17日，宋庆龄写信给斯诺，说明耿丽淑和爱泼斯坦正牵头着手筹建一个新的组织，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各种项目服务，希望斯诺可以参加并发挥他的影响和作用。斯诺给耿丽淑答复是不愿意。他的理由是“我新年的一个决心就是不加入任何一个委员会，除非我真的有时间去参加所有的会议……现在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职责。一个对中国的新的救济组织的责任无疑将是非常沉重的，如果它不是以失败告终。在我看来，在一个不好的时候，另外发起一个这种你想象中不同的委员会有些唐突，但是你一定有你很好的理由。”[⑥]斯诺还专门去信向她解释了原因，“1，自从回来后，我一直没有参加过中国救济委员会的工作。2，我已辞去了在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无法同其中的某些人合作。我不再对他们有信心，也不再尊重他们。3，到目前为止我仍旧在支持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没有参加他们的政策的制定和宣传工作。”[⑦]斯诺说自己并不清楚救济组织的内部斗争和一直存在的派别斗争，认为现在成立一个新的救济组织同其他的组织竞争和抗衡并非正确时间，因为这些组织已建立起同中国人民的非官方的关系，用以资助那些不受党派控制而又值得援助的项目。即使如此，1949年3月26日，宋庆龄还是正式邀请了斯诺参加中国福利呼吁会4月19日的开幕宴会，并请他在宴会上发表演说。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尽管斯诺万般不情愿，也终于接受了她的邀请，决定出席中国福利呼吁会成立宴会但是并不发言。在1949年4月15日的信中，斯诺将不愿意参加宴会的原因归结于避免与前妻佩格·斯诺的正面接触。当时斯诺与佩格正陷入感情危机，而佩格是作为邀请的发起人之一列席的（但最终的发起人中并没有佩格），对斯诺而言，克制自己的感情而与佩格一起出席晚宴在情感上非常痛苦。但为了避免引起宋庆龄的误解，他终于同意将名字“借给你的委员会”。但斯诺对于呼吁会的工作始终不够积极。1949年下半年，耿丽淑在洛杉矶举办宴会为呼吁会募款，试图争取斯诺在呼吁信上签名。斯诺以国内政治形势不明朗拒绝签字，他认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在的状态和功能还是很模糊。无论如何，我有理由相信把面向全世界的呼吁延期至孙夫人提到的1月份的会议之后才是谨慎的。”[⑧]鉴于当时的国内形势，宋庆龄认为虽然呼吁书“的确应当有价值。不过显然目前无法做这种呼吁。”[⑨]对斯诺不作签名的事情未作深究。与宋庆龄熟稔的斯诺态度尚且如此，其他人士的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艰难的准备，1949年4月19日，中国福利呼吁会在纽约成立，耿丽淑担任主席，宋庆龄争取到埃罗塞医生[⑩]担任呼吁会的名誉主席[11]，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开始正式运转起来。新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福利基金会摆脱了困境，及时向国际和平医院和儿童文化福利项目捐赠了资金和大批的医药物资、文化用品和书籍等。
三、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困境
中国福利呼吁会从成立伊始就面临诸多困难。由于美国援华会的继续存在直接妨害了中国福利呼吁会，使得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人领导的委员会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在谁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表这个问题上，宋庆龄曾专门致信齐仲桓、林仲进行询问，在解放区救济总会予以授权后，宋庆龄最终向各方宣布，中国福利呼吁会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理人。
但是，解总并没有完全终止与美国援华会的接触，有一具体的实例说明。1949年年底，解总的宫乃泉接受了美国援华会捐赠的一个“支气管镜”，让宋庆龄十分不满。“在我看来，宫他们不应该接受那个支气管镜，他们需要一个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将来他们自己会得到一个嘛。”这直接造成了“现在接受了这一个，不管中国福利呼吁会什么时候筹到资金，也会被看作是他们的一次失败，并会使美国援华会误以为自己可以假手于‘宫’来打击中国福利呼吁会”。[12]宋庆龄不认为美国援华会对中国是真心实意的友好，认为解总应该和朋友合作。在这个问题上，她认为如果宫乃泉一定要那个支气管镜并想接受下来，需要“解总”开出收据。她表示，今后这类货物的接受必须通过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中国福利呼吁会。如果不能接受这个建议，宋庆龄的意见仍是不要接受这个支气管镜。[13]
这件事直接反映了当时美国援华会的继续存在对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困扰，可以说，外界对呼吁会的误解是它一直没办法摆脱的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福利呼吁会是从美国援华会中分裂出去的，因而对这一组织好感不多。1950年2月15日宋庆龄致耿丽淑的信中就卡尔逊夫人退出中国福利呼吁会向耿丽淑确认[14]，说明当时呼吁会存在一定的人员流失。一些人士即便迫于宋庆龄的情面参加了呼吁会，但却在不同时机选择退出了这一组织。人员的减少直接制约了呼吁会的工作，另一方面，有些成员即便加入了呼吁会，但并未全力配合组织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福利呼吁会在1949年10月26日举办了一次聚会，经济收益不如预期。[15]埃罗塞医生虽然出席了10月26日的晚会，但是除了介绍他的身份之外，什么也没有让呼吁会做。与之对比的是他在11月7日卡特夫人家中举办的美国援华会聚会上做了演讲。所以说虽然宋庆龄争取到了埃罗塞医生担任呼吁会的名誉主席职务，但他本人似乎并不积极。[16]针对这样的情况，宋庆龄于12月20日再次写信给埃罗塞，希望他帮助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并继续为新中国工作。“主要的问题是，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帮助中国的工作在美国必须继续坚持下去。因此，我认为帮助中国福利呼吁会开展活动和争取更多群众是极其重要的。”[17]
尽管得到宋庆龄的全力支持，中国福利呼吁会的筹款工作并不顺利，耿丽淑非常期盼宋庆龄可以去美国，帮助中国福利呼吁会打开工作，这在当时是不现实的。
另外一个制约呼吁会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救济工作的政策变化。
解放初期，由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方向尚不明朗，对中国福利呼吁会未来的工作计划宋庆龄也无法向耿丽淑下达明确的指令。宋庆龄建国初在北平开会时，曾讨论过当时救济饥荒当作中心工作的可能性，但当时认为这一问题会在一月份的会议上进一步讨论，所以宋庆龄请耿丽淑过一阵子再采取行动，[18]这给耿丽淑的工作带来困难。所以当形势一旦稍微明晰，宋庆龄马上与耿丽淑联系传达最新的救济指示。
这要从沈体兰和吴耀宗在北京与解总的人员和其他救济和福利方面的有关人员的两次会议谈起。这次会议说明了将来的任务：在1950年的全国救济会议召开之前，所有的救济和福利组织，将继续像往常一样开展工作。在对外宣传和募款活动方面，对于由于自然造成的灾难，政府将不开展任何大规模的运动，也不过分强调中国人民目前的贫困。[19]根据这两项原则，宋庆龄建议耿丽淑暂时搁置发动饥荒救济的活动。
由于全国范围内的救济大会一拖再拖，在1950年3月以前不可能召开，宋庆龄无法向呼吁会提供任何具体的计划，因而建议他们开展小规模的活动，以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和需要为主，并请呼吁会的医药委员会为济南国际和平医院提供一些援助。
但中国福利呼吁会似乎更为关注安徽饥荒的问题，他们希望海运一些食品救助安徽饥荒，这与解放区救济总会当时不希望以灾民的名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公开呼吁相抵触，因此宋庆龄要求呼吁会通过不声张的办法得到援助。如果得到这些食品，她希望由我们决定分配，并向耿丽淑说明政府已经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来负责照顾灾区。如果中国福利呼吁会援助食品，中国福利基金会会在分配时会与救济总会合作。宋庆龄认为耿丽淑可以继续工作，但不要对此宣传，并要求中国福利呼吁会做到这些要求。
这段在形势不明朗的状况下求得的援助给宋庆龄带来了麻烦。美国之音借此发难，声称“刘少奇的报告中讲中国人民政府拒绝美国任何的救灾援助，而同时孙逸仙夫人却打电报给纽约的中国福利呼吁会，要求运送食物进行救灾。”对此，宋庆龄向周恩来做了详细解释。1949年9月间，中国灾情的消息第一次出现在美国，耿丽淑写信问宋庆龄是否要采取行动，当时周总理的意见是不要在美国发起救灾行动，于是宋庆龄要求中国福利呼吁会不要因救灾问题采取任何行动。1950年2月上旬，呼吁会来电说他们有一批食物愿送给安徽灾区。宋庆龄曾与解总沟通是否需要，解总复信询问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有何条件，能否用于安徽以外的地区。1950年4月上旬呼吁会复电说明食物是些蛋粉和脱脂奶粉，宋庆龄与解总商量后，觉得这些物资不是灾区最需要的，因而未复电给中国福利呼吁会。宋庆龄认为自己的所有回复都与解总商讨过，是得到认可后才做的，因而没有违背国家当时的救济政策。[20]在1950年5月25日宋庆龄给耿丽淑的信中，她特意重申了这一点。“所有其中最可耻的谎言是，评论员公然称我曾电告你要求为饥荒灾区捐赠食品。”[21]
建国后，宋庆龄救济观念的转变始终是由政府主导的。她要求中国福利呼吁会在请求援助时“再也不要用援助灾区的名义来呼吁什么了，也不必再强调中国人民的贫穷。如果可能，呼吁时可说中国人民现在破天荒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他们还需要一些帮助，尤其是需要技术设备与工艺。再也别用搜集衣服、食品和其它‘废弃’物资之类的陈旧观念了。”[22]强调新中国要以自助和互助来解决我们的困难，其他政府或国际组织的援助只能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一再推迟的全国救济大会终于在1950年4月召开，会议决定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负责接收一切来自海外的救济物资。这样可以使得每项工作都列入统一的计划之中，避免发生重复劳动，救济的主要力量从少数大城市转移一些到农村地区。经过调整之后，原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任务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因而面临更名和职能转变。但宋庆龄并未完全堵塞中国福利呼吁会与中国基金会的渠道。“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提供援助，中国福利呼吁会和中国福利基金会这个渠道是畅通的。应当更多利用这一情况来反驳美国仍在散布的不符合事实的宣传，而不是呼吁物资援助。”[23]从这里可以看出，物资援助已经不是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重点了，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家的粮食供应刚刚有了起色有关。
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后，更名为中国福利会，主要任务集中在妇女儿童的福利工作上，工作重点是在医药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起示范性和实验性的作用。这一变化使得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陷入尴尬的境地。虽然在1950年中国福利呼吁会秋天会议上，宋庆龄给他们寄去了讲话录音和战胜灾荒的材料，但呼吁会此时的存在并非必要了。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后，该组织的许多活动受到多方限制，在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下，宋庆龄开始考虑耿丽淑的去向。她向周恩来举荐耿丽淑来华负责向海外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安排耿丽淑来华后在《中国建设》杂志工作。1952年1月，耿丽淑回到中国，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也逐渐停止了。
[①]美国援华会董事会会议记录，1949年1月28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②]宋庆龄1950年7月6日致耿丽淑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③]宋庆龄1950年7月6日致耿丽淑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④]耿丽淑1949年1月22日致宋庆龄信，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⑤]宋庆龄1949年2月7日致耿丽淑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⑥]埃德加·斯诺1949年3月2日致耿丽淑信，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⑦]埃德加·斯诺1949年3月2日致宋庆龄信，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⑧]埃德加·斯诺1949年11月16日致耿丽淑信，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⑨]宋庆龄1949年12月19日致耿丽淑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⑩]埃罗塞医生（Dr. Eloesser）,原在旧金山市斯坦福大学医学系任教，是世界卫生组织驻华医生。1949年，美国援华联合会请他做代表，在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的领导下，向国际和平医院、医科学校及华北儿童等分发资金和物资。
[11]耿丽淑1949年10月17日致宋庆龄信，宫洁菁：《耿丽淑致宋庆龄的四封信》，《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7年第5期
[12]宋庆龄1949年11月26日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13]宋庆龄1949年12月30日致王安娜信，《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14]宋庆龄1950年2月15日致耿丽淑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15]耿丽淑1949年10月30日致宋庆龄信，宫洁菁：《耿丽淑致宋庆龄的四封信》，《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7年第5期
[16]耿丽淑1949年11月6日致宋庆龄信，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7]宋庆龄1949年12月20日致埃罗塞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18]宋庆龄1949年10月21日致耿丽淑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19]宋庆龄1949年11月8日致耿丽淑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20]宋庆龄1950年5月18日致周恩来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21]宋庆龄1950年5月25日致耿丽淑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22]宋庆龄1950年5月29日致耿丽淑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281页
[23]宋庆龄1950年6月13日致耿丽淑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