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沈海平
转眼之间，敬爱的老前辈鲁平已经离开我们一周年了。此时此刻，他的英容笑貌不断浮现眼前。
原港澳办主任鲁平是个老上海，他的学生时代在上海度过，他的革命生涯也从上海开始。上世纪40年代，他在上海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加入宋庆龄领导的机构——中国福利基金会，从此跟随宋庆龄工作。到了暮年，他从港澳办主任岗位卸任后，又回归宋庆龄开创的事业，担任了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以及宋庆龄研究会的顾问，继续为弘扬宋庆龄的精神而不懈奋斗。
在宋庆龄领导下的30年
鲁老是我们的老前辈。他自上世纪40年代起加入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从国际救援工作始，后来从事国际宣传，他曾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30多年。
宋庆龄擅长英语，她领导的机构中，核心层半数以上为国际人士，英语是机构的办公语言，进入宋庆龄机构工作首先必须精通英语。可以想见，鲁老当年的英语一定很棒！
机构老同志中曾流传一个段子，说是一个周日，宋庆龄路过机构大院，临时进入办公室取一份资料。正巧遇到鲁平值班。那天鲁平身着西装，雪白的衬衫映衬着领带，十分整洁干练。交谈中，鲁平思路清晰，应答利落，一口流利的英语，给宋庆龄留下很深的印象。
鲁老在宋庆龄领导下的第一份工作，是从事战灾儿童救助，这是抗战结束后，宋庆龄十分重视的一个项目。鲁老负责中国受助孩子与美国养父母之间的通信联系，即帮助翻译往来信件。在救助战灾儿童义养工作结束后，从1950年底开始，鲁老转入宋庆龄领导的国际宣传项目工作。这份工作，他一直干了30年。
1950年10月，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建议宋庆龄可以先办个对外的刊物。周恩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建议宋庆龄以她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创办一本对外宣传的刊物。
宋庆龄决定为杂志取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文的原意是中国的重建。她说，这个名字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孙中山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名为《建设》的刊物。《中国建设》这个名字不仅标明这个杂志的主旨是报道新中国的建设，而且还借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宋庆龄任命金仲华担任《中国建设》的编委会主任和社长。鲁平作为金仲华的助手，参加了《中国建设》杂志创办全过程，从筹备杂志编委会、落实办公地点、挑选编辑及工作人员、保证期刊的出版、发行及质量、落实宋庆龄对杂志的指示与要求、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安排职工宿舍等等……。鲁老历任《中国建设》办公室主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从上世纪50年代起，直到文革结束后调往侨办筹建港澳办，在宋庆龄领导下，鲁老在《中国建设》整整工作了30年。
据鲁老回忆，宋庆龄对这份她亲自创办的杂志十分重视。她对杂志的方方面面都很关注。
宋庆龄细心阅读每期杂志，及时把自己的意见与想法告诉大家。大多数时间，宋庆龄是以信函表达她的意见与想法。对如何办杂志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宣传报道，她很在行，意见很具体，很明确。1960年11月5日，宋庆龄给鲁平写了一封长信，对过去一年杂志工作的优缺点及建议研究解决的问题一一详述，同时还列出了自己准备为杂志撰写的文章标题。
宋庆龄经常亲自撰写重要文章。她前后共为杂志写了30多篇文章，内容题材广泛，包括介绍新中国建设成就、开展儿童妇女社会福利工作、保卫和平与增进各国人民合作与友谊，纪念孙中山、周恩来以及国际友人等。鲁老说，宋庆龄喜欢英文写作，她的文章就像她本人，和蔼可亲，娓娓动听。她写的文章，不但文字优美流畅，而且能做到深入浅出，可以说是政治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典范。她为杂志写了文章，总会征求主编的意见，偶尔还让鲁平提提意见。鲁老也曾就一些史实上的问题，对她的文章提出一些意见。她很谦虚，总能够接受。
《中国建设》在出版五周年和十周年时分别办了两个展览会，宋庆龄特地邀请了周总理夫妇、陈毅、廖承志等领导人一起来参观，并接见了全体工作人员，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同时也说明宋庆龄对《中国建设》的确是引以为傲的。
《中国建设》的海外发行量在当时是最大的。那个年代，只有《中国建设》能够打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书店、报摊上公开出售，而其他中国的英文报刊都做不到这一点。鲁老从心底里敬佩宋庆龄，他认为宋庆龄深谙对外宣传与交往，不愧为传播和平友谊的使者与外交行家。
在鲁老心中，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也是他最敬重的领导。基于对宋庆龄的无比崇敬与热爱，以及对宋庆龄事业的深厚感情，1998年，鲁老从国家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下后，作为一名志愿者，他又回到宋庆龄生前开创的机构，为弘扬宋庆龄的精神，推动宋庆龄的事业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
宋庆龄研究的实干家
1991年5月成立的上海宋庆龄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专门致力于宋庆龄研究的学术团体。鲁平应邀担任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的顾问。
鲁老是一位宋庆龄研究的实干家。他这个顾问不是虚挂个头衔，而是亲力亲为。他运用自己的人脉，不仅在海内外广泛发动方方面面的人士或加入研究，或支持研究，捐献文物、史料，积极促进与推动各种研讨活动，还亲自参与研究，征集文物，翻译史料、撰写文章。鲁老认为，研究的基础是史料。所以他很重视对有关宋庆龄史料的发掘、征集与整理。他亲自动员宋庆龄的海外亲友捐献文物与史料。
中国福利会历史档案共有203卷，全部是英文的。鲁老提出抓紧时间认真整理并挑选其中有研究价值的提供给专家学者。当他得知翻译力量欠缺，他就自告奋勇义务承担翻译任务，还动员他的朋友们一起加入翻译志愿者行列。
从2011年起，鲁老除了抽空翻译和帮助校译宋庆龄研究的出版物外，每年固定于4-5月间，用一个月的时间，集中专攻英文档案翻译工作。
在他的鼓励下，2010年，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决定创办一本学术刊物《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出版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系列丛书》。鲁老担任了《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的主任。
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十分艰苦繁杂。鲁老却乐在其中。作为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他不知疲倦地认真埋头奋斗。《保盟年报》（上、中、下）、《来自保盟驻延安代表的报告》、《宋庆龄致陈志昆夫妇陈燕书信选编》、《宋庆龄与林达光夫妇往来信函》，这几本书完全由他亲自翻译。此外他还担当了其他书籍的部分翻译、校译工作。
我认识的鲁平
早在我1982年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福利会工作起，就听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与传说。
提起鲁平，中福会的老同志们喜欢用崇敬的语气讲述他的故事。老同志说，鲁老曾担任中国福利会团总支书记，大家最高兴的事就是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参加蓬勃开展的各种文体活动。据说，鲁老篮球打得很好，他喜欢打篮球，经常在周末召集各单位团员青年开展篮球比赛。
因此，我第一次见到鲁老时，就有一股亲切而熟悉的感觉。记得与鲁老的初次见面，是1996年的初春。地点是北京国务院港澳办他的办公室里。为了筹备即将到来的中国福利会60周年，就赴港举办纪念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60周年活动庆典事宜，我随同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许德馨专程到港澳办去向他请教。
那时鲁老刚动过一个大手术，说话声音较轻。但是精神不错。很亲切，十分平易近人。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话直截了当，没有客套，不兜圈子。他很爽快地奉献了不少珍贵建议，并介绍了一批对发展和支持宋庆龄事业有益的港澳朋友。
1998年，是宋庆龄创办中国福利会60周年。也就在那一年，鲁老担任了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因为工作关系，从此我与他打交道的机会和次数就多起来了。后来，我因为整理与研究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历史，专门请他口述了在宋庆龄领导下参与创办《中国建设》杂志的过程，他详细回顾了上世纪40年代到宋庆龄机构后工作的经历及与宋庆龄的友谊，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2005年12月24日，汪道涵主席逝世后，鲁平接替汪老担任了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从此，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扶贫工作，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更加敬佩他。
鲁老对宋庆龄的精神理解得很透。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十分重视弘扬宋庆龄从事慈善救济工作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同时，鲁主席充分运用自己的人脉与号召力，广泛团结联络海内外人士，凝聚到宋庆龄的事业之中。特别是港澳台地区的知名学者与文化人，纷纷加入到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发起的慈善公益项目中，奉献各自的能量。
我记得2003年他亲自到贵州山区考察当地落后的妇幼保健状况，回来后着手设立了《母婴平安》扶贫项目，并亲自组织筹款委员会。至2014年，连续十年，他持之以恒地每年为这个项目举行大型筹款活动。如今，母婴平安项目成为知名的爱心慈善品牌项目，帮助全国20个省市的老少边穷地区改善了妇幼保健状况，很多措施被国家卫生部纳入了医保系统，如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定期体检、孕妇入院分娩等。大大减轻了困难群体的医疗负担，降低了孕产妇与新生儿的死亡率。
他特别注意慈善公益机构的职业操守和廉洁透明的公众形象，要求尊重捐赠人，做到对每一笔捐赠及捐赠人都要认真负责，对每一笔捐赠信息都必须反馈，要求做到及时、公开、透明。
鲁老认为，当前慈善公益机构急需培养一批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加入开展工作。于是，在他的推动下，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合作，于2012年建立了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聘请专家，编写教材，设立实习基地，专门培养具有本科学历和专业知识的新一代慈善公益从业者。我也参加到编写教材和授课的教学之中。四年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深受社会欢迎。
鲁老成为我的直接领导时，已经七旬开外了。但是他精力充沛，思路敏捷，与社会以及时代的联系十分紧密。我作为一个晚辈，常常感到跟不上他的思路。
鲁老很时尚。他很早就使用电脑、电子邮件并在网上办公了。早在上个世纪末，大多数人尚不明白电脑、计算机是什么的时候，他就鼓励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建立自己的网站，充分运用互联网，在网络上宣传宋庆龄和她的事业。他十分关心中国福利会与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网站建设，提出网上的内容要面向世界，不仅要有中文，还要有英文。
2014年下半年，鲁老向我核实并征集一些历史史料。我多方努力，收集好了材料后，依照以前的习惯，马上发邮件告诉他。可是，我连着发给他数封邮件始终不见回复，这个反常现象令我感觉奇怪。但由于当时忙于手头大量文稿，我也没有多想。
谁知2015年劳动节刚过，就收到他逝世的讣告。噩耗传来，我感到难以置信。前不久我曾向他提出过若干有关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早年历史的问题，他曾答应有空同我慢慢聊。他也曾要我列出若干需要他翻译的资料……。他的突然离世，这一切都再也不可能了。我痛失了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感到无比惋惜。
鲁老离开我们一年多了，可与他有关的一幕又一幕，始终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我希望与更多人分享他的故事，让他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努力奋进，让更多成果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并以此纪念他逝世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