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可以认为，基督教对于研究宋庆龄的思想与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赴美回国的父亲宋嘉树既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也曾做过卫理公会派教会的传教士，而母亲倪桂珍也是一位忠实的基督教徒。在这样的基督教徒家庭长大的宋庆龄也曾在上海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习后，到美国佐治亚州的卫斯理女子学院留学。这样的家庭环境及美国的生活经历，使宋庆龄接触到了基督教，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在丈夫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作为国民党员，参与了中国政治的重要工作。在1927年蒋介石反共政变后，宋庆龄活跃在莫斯科、欧洲，参加了国际反帝国主义和平活动。1931年回国后，她全力以赴投入了抗日与民主运动，为停止内战和实现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在抗日战争中，她还参加了支持共产党“解放区”的活动，并且拥护共产党的革命，选择了与弟弟姐妹不同的道路，留在大陆的宋庆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了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会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并在其逝世前的1981年５月15日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曾作为日语版宋庆龄选集翻译者的仁木富美子曾在与宋庆龄的交谈中问道“宋女士是基督教徒吗？”，宋庆龄回答道：“在现在的中国已不这样说了。但是，圣经的思想以博爱的形式留在了我的心里。”（宋庆龄著、仁木富美子译《宋庆龄选集》DOMESU出版，1979年，第643页）。
宋庆龄提到的“博爱”在研究孙中山思想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那么，宋庆龄所说的博爱指的是什么呢？而基督教思想在她的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又该如何去理解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呢？本报告尝试以宋庆龄自身的言论为主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关键字：宋庆龄,基督教,孙中山,民生主义,民主
前言
可以认为，在了解宋庆龄漫长人生的思想与行动时，基督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实业家获得成功的父亲宋嘉树，过去曾有过做传教士的经历，而母亲倪桂珍也是一位忠实的基督教徒。在这样的基督教徒家庭长大的宋庆龄也曾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学习后，到美国留学。这样的家庭环境及美国的生活经历，使宋庆龄接触到了基督教，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与同样具有基督教思想的孙中山结婚，在两者思想的结合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其作为革命活动，开花结果。
同时，在丈夫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作为国民党员，参与了中国政治的重要工作。在1927年蒋介石反共政变后，宋庆龄活跃在莫斯科、欧洲，参加了国际反帝国主义和平活动。1931年回国后，她全力以赴投入了抗日与民主运动，为停止内战和实现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在抗日战争中，她还参加了支持共产党“解放区”的活动，并且拥护共产党的革命，选择了与弟弟姐妹不同的道路，留在大陆的宋庆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了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会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并在其逝世前的1981年５月15日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曾作为日语版宋庆龄选集翻译者的仁木富美子曾在与宋庆龄的交谈中问道“宋女士是基督教徒吗？”，宋庆龄回答道：“在现在的中国已不这样说了。但是，圣经的思想以博爱的形式留在了我的心里。”[①]。
宋庆龄提到的“博爱”在研究孙中山思想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那么，宋庆龄所说的博爱指的是什么呢？那么，孙中山的思想是如何被继承？基督教思想是如何继承和发展或转变的呢？又该如何去理解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呢？本报告尝试以宋庆龄自身的言论为主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另外，该时期是从清末至人民共和国成立。
Ⅰ．通过宋庆龄的家人、家庭、教育、与孙中山的关系来看基督教
在分析宋庆龄自身的言论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在其基础思想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其家人、家庭以及教育，在此基础上，谈一下孙中山。
家庭、家人宋庆龄1893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出身于上海名门的母亲倪桂珍是明代著名政治家、学者及天主教徒徐光启的后代。桂珍是一位未缠足、擅长数学、能弹钢琴的时尚女性，并且还是一位热衷于慈善活动的虔诚的基督教徒[②]。
父亲宋嘉树来自海南岛，旅美期间接触基督教，接受洗礼后，到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等学习。回国后，作为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上海及其近郊从事传教活动。其后，他虽然转型成为经营印刷业及制粉业的实业家，但是，继续携助创建ＹＭＣＡ，对教会提供资金援助等，始终是一位热情的基督教徒。宋嘉树后来结识孙中山后，对其革命活动提供资金及精神上的支持。
对出生在这样父母同是基督教徒的基督教家庭、接受欧美式教育的宋庆龄来说，基督教就在身边，并不难想象，基督教对其影响之大。而其姐姐宋霭龄也与担任过ＹＭＣＡ的重要职务，后来做国民政府高官的孔祥熙结婚，其妹妹宋美龄也协助中国ＹＷＣＡ的活动[③]，并于1927年与蒋介石举行了基督教式的结婚仪式等（30年蒋介石也接受了洗礼），宋庆龄的姐妹们也与基督教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同时，1905年追随逃亡的孙中山来到日本的等家人的经历，如后面所述，也使庆龄深刻地认识到了追求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教育宋庆龄７岁时进入了位于上海的卫理公会的中西女塾。在该校，她与在家里一样学习圣经，并从很早开始就学习英语等。并且她继其姐姐霭龄之后，于1908年与妹妹美龄一起到美国留学，进入了佐治亚州的卫斯理女子学院。该学院也是教会学校，庆龄在美国继续在浓厚的基督教气氛中学习。像宋家三姐妹这样，从小就学习外语、留学的女性在当时的中国极少，年少时在外国的经历，实际给庆龄带来了很多见闻。
特别是在经历近代的市民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美国社会的生活，使宋庆龄离开祖国中国后，再次切身感到改革的必要性。在后面提到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庆龄阐述了中国的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工业改革的进展。
与孙中山结婚1913年大学毕业的宋庆龄，跟随第二次大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一道逃亡的家人来到了日本。并且，宋庆龄作为其姐姐霭龄的后任，成为孙中山的秘书，负责整理文件及对外联络等工作。后来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具有同样的基督教思想、拥有对革命坚定意志的二人，不顾庆龄父母的反对，于15年在东京结婚。
虽然孙中山的年龄与宋庆龄父母相当，但是，结婚使两个具有强烈的共鸣思想的独立个体结合在了一起。同时，二人既是夫妇又是同志，共同全心投入了之后的革命活动。在结婚的第二年回到中国后，庆龄负责处理机密文件等，一直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对于宋庆龄来说，与孙中山结婚可以说成为其人生具有决定性的转机。随着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展开，庆龄也投身到了中国革命的大潮中。同时，其活动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也未中断，之后，提出了三大政策等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那么，在这里想稍微提一下有关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
有关孙中山，从其各个方面、详细地开展了很多研究。而有关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虽然也进行了考察，但其正式的研究可以说还不充分。任达（Douglas R.Reynolds）在指出如今重新认识中国的基督教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在中国也从1986年至99年，公开发表了有关孙中山与基督的论文11篇，而其他英文文献也略微做了介绍[④]。但是，包括开展众多有关孙中山的研究的日本在内，关于其与基督教的关系，还未充分展开研究。
1866年出生的孙中山在79年投奔其长兄，远渡夏威夷，在当地接受洗礼，后来学习了医学。从少年时期深入接触欧美的社会及文化的孙中山其后也在欧洲、日本、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而到辛亥革命为止，孙中山一直是热情的基督教徒，其朋友圈对于他来说，具有很大意义。即：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等成为兴中会的核心力量，并通过陆皓东的介绍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在革命中的主要起义者及财政援助者中，可以看到许多基督教徒的身影[⑤]。
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与初期的起义相比，不再看到基督教徒们积极参加革命和援助活动了。但是，孙中山自身对基督教的追求，正如“革命的真理基本是由教会带来的”这句话所说的，在辛亥革命后也未消失[⑥]。
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开展反基督教运动的情况下，孙中山也留下了很多有关坚持基督教精神的言论[⑦]。在1925年３月12日孙中山客死北京后，根据其遗言，在协和医科大学的教会举行了基督教式的葬礼[⑧]。
Ⅱ．宋庆龄的言论
如以上所述，基督教对于宋庆龄的思想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而遇到孙中山、并与其结婚对于宋庆龄后来的成长与活动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那么，宋庆龄的基督教思想是如何发展或转变的呢？孙中山的思想是如何被继承的呢？
在基督教中，强调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无上宝贵的存在，在与神的关系中，贯彻尊重个人。认为，对于处于困境的他人，也应发挥奉献的精神，追求和实践人道主义。而这成为了促进尊重被抑制的人权及民主的力量。
将1924年的连续演讲整理成的《三民主义》可以说是孙中山的主要著作，是其思想的集中体现。孙中山通过这部作品，主张三民主义的目标在于从亡国的危机中拯救中国的救国主义，具体来说，是将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状况恢复到民族的真正独立（民族主义）、实现４亿人民全部成为皇帝的所谓的“全民政治”（民权主义）、对社会的财政来源进行平均（民生主义）[⑨]。
宋庆龄是如何理解和接受这些基督教思想与孙中山思想，并且，孙中山逝世后的革命进展中，是如何进行继承和发展的呢？下面，想通过宋庆龄的具体言论进行探求。
博爱、基督教宋庆龄通过与孙中山接触，其思想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改变中国的现状，自身也成为旗手的思想，早在她十几岁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开始萌芽了。目前能够知道到的宋庆龄的最早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被刊登在她曾经就读的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杂志上。在这篇有感于辛亥革命暴发的热情洋溢的文章中，庆龄阐述了为共和国的诞生而高兴，中国正在进行着社会、教育、工业等各种改革。另外科尔盖特大学学部长也其提出“博爱为自由,平等两者的基础”给予关注，这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思路是相通的[⑩]。
同时，宋庆龄在第一批女性主义浪潮中，关于女性问题也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同样在杂志The Wesleyan上，谈到妇女参政运动家英国女性潘克赫尔斯特等，同时，着眼于教育在提高女性地位中的重要性。并且阐述了“自从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以及受尊重的程度,都毫无疑义地比过去提高了。……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除了教文学、诗歌和音乐之外,还增设了自然科学、数学、体育等课程。”[11]，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基督教与教会学校的作用。可以推测，在那里她想起了自身在上海中西女塾学习的经历。
孙中山逝世后的探索宋庆龄的言论更多地出现在丈夫孙中山逝世后、中国革命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后。国民革命结束、国共内战开始及正式开始侵略的日本使中国进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此过程中，宋庆龄肩负孙中山的遗志，不断地探索自己应走的道路。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庆龄的轨迹。
在孙中山逝世后也不断高涨的劳动者们的反帝运动中，发生了1925年五?三〇事件，此时，宋庆龄在上海《民国日报》上，为了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国民的分裂与气馁提出告戒，阐述了“所可恃者,惟公道与民意。”[12]。这句话表现出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宋庆龄自身认识到了作为主体的民众的力量。
1927年４月蒋介石坚持实行反共政变后，国民革命迎来了危机局面。宋庆龄严厉指责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与政策，主张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并提出了“目前存亡收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13]，特别强调民生主义的重要性。针对其后成立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指出“所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一类的民权,都不许存在。”[14]，批判其没有民权。
这些宋庆龄的言论落实到了实际行动。这体现在了于1932年12月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庆龄与鲁迅、杨杏佛、蔡元培等人一道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政治，以充分保障言论、出版等民权及释放政治犯为目的，开始了活动。同盟指出“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相反地,它和这些斗争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这些斗争的一部分。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15]，将民主权利作为开展革命不可缺少的因素来定位。并且指出“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16]，再次强调民众及作为其权利的民权。而鉴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革命面临危机及抗日救国运动的崛起，宋庆龄认为需要作为革命手段的武装斗争，明确了“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17]的见解。
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剧的过程中，宋庆龄面向海外申诉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展破坏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运动[18]。并且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儒教，提出“正如孔子的儒教代表着专制、压迫和人民的痛苦,孙中山主义就代表着民主和人民的幸福。”[19]，及孙中山思想中的民主与人民的要素，同时，阐述需要肃清儒教思想，也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新生活运动进行了批判。
在针对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内战的分裂局面及日本的侵略，抗日救国运动提高到全民族的高度的过程中，通过宋庆龄的探索活动可以看出为实现基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平等社会而要求中国社会变革及同样基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民众的权利的态度。抗日救国的呼声确实逐步扩大到了全民族的规模，宋庆龄本人也积极地参与了这样的运动，但可以说，其中也具有继续申诉民生、民权的重要性的色彩。
抗日战争期间对民主的追求那么，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宋庆龄的言论与活动如何呢？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937年７月７日随着卢沟桥事件的暴发，日中战争全面开始后，中国结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国投入了战争。宋庆龄也指出“孙中山先生生前主张着:只有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唤醒民众,组织民众,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才能救中国于危亡。只有……对内联合革命的政党,共同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20]，欢迎国共合作。并在指出抗战下反日运动的力量增强[21]的２年后，就提出根据孙中山的主张，建立通过选举的代表实行直接统治的三民主义共和国，对战后的未来进行了展望[22]。
后来，战争迎来了日中两军的对峙阶段，在傀儡政权等动摇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宋庆龄本人关于自己设立的保卫中国同盟[23]，进行了“保卫中国同盟坚定地站在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的一边。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24]的说明，再次强调了民主是最重要的。在谈及工业合作社及一碗饭运动的性质时，也指出其性质具有民主性[25]。此外，对于1941年1月国民党军攻击共产党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等分裂行为，宋庆龄也认为“中国抗战的关键则在于内部团结。……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26]。
之后，宋庆龄也反复强调为了面向抗战加强团结，民主很重要（例如；在“只有扩大民主,包括妇女权利在内,才能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27]这一有关女性的文章等）。但是，抗战虽然重要，但是，与同一时期的其他有识之士的言论相比，能够深切感受到庆龄执著追求民主的态度。通过“当然,民主也有它不健全的一面。但民主本身也提供了克服这些缺点的方法。”
[28]这些话，可以看出，宋庆龄对民主的坚信。
而在抗战面向最终阶段的过程中，也面向海外申诉“没有民主,就不能有团结。……（中国的）救济只是争取民主的救济。”[29]，反对国民党军封锁游击队活动区，再次强调抗战中民主的必要性[30]。
如上所述，在抗战期宋庆龄的言论中，频繁出现民主这个词。并且其内容可以概括在抗战前所主张的民生与民权。而且并不是单纯为了取得抗战胜利而主张民主，宋庆龄认识到民主本身的价值，包括战后构思在内，将民主置于中国不可缺少的重要位置，这可以作为其言论与活动的特点。庆龄从国际的角度来理解民主，认为“只有当国际民主实现之后,世界上才会有巩固的和平。……“国际民主”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同时每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一个建立在人民的利益与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的政府。”[31]，阐述了国家间的平等与民主的政府会带来世界和平。
内战与对青年的期待1945年８月，虽然历经８年的抗战结束了，但又开始了国共的内战，中国再次不得不面临探索未来的考验。
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由“保卫中国同盟”更名而来）为据点，捐赠医药品及医疗器械，着手支持解放区的活动。并面向48年召开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大会的青年们申诉“世界青年们如果要继续在联盟的名字中包含“民主”这个名词,就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行动起来。青年必须……反对那些借制止侵略之名而实际上却违反人民的意志支持反动势力的人们…。”[32]。将实现抗战中一直追求、主张的民主的希望寄托到年轻一代身上，希望与年轻人一道开展活动。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又更名为中国福利会，其活动转向负责妇女和儿童的卫生、文化教育等福利事业，直至今日。在宋庆龄逝世后，该组织追求民主的探索活动仍在继续。
结束语
宋庆龄基于献身、博爱的精神，在其夫孙中山逝世后，中国革命的进展中，切身感到依靠人民的重要性。并且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也一直在探索实现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最终，通过抗战期形成了对民主的渴望。可以说宋庆龄正确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思想。
那么，基督教思想在宋庆龄身上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的呢？据说，在结婚时遭到传教士们强烈攻击后，孙中山和宋庆龄再也没有成为任何教会的会员[33]，宋庆龄本人直接谈及基督教的言论也并不多。但是，如果说民主是希望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保障基本的人权，那么，尊重个人、提出人道主义的基督教的精神不正是在宋庆龄对民主的渴望中得到了升华吗？
我想，关于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宋庆龄与基督教相关者的交流等，通过今后展开更详细的研究，不断揭开宋庆龄与基督教这一大主题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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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山田辰雄編『近代中国人名辞典』霞山会、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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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同「宋家一族――近代都市家族の形成(宋家一族――近代城市家族的形成)」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上海人物誌』東方書店、1997年等
[①]宋慶齢著、仁木ふみ子訳『宋慶齢選集』ドメス出版、1979年、643頁。
[②]以下记述，参考Israel?Epstein,WOMAN IN WORLD HISTORY 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Mme. Sun Yatsen),New World Press，Beijing,1993(日文译：Ｉ?エプシュタイン著、久保田博子訳『宋慶齢――中国の良心?その全生涯上』サイマル出版会、1995年）、石川照子「宋家一族――近代都市家族の形成」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上海人物誌』東方書店、1997年。
[③]在中国ＹＷＣＡ第１届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0月）的正式代表名单中能够看到宋美龄的名字（标注为“宋美琳”）（《女青年》第２巻第５号、1923年、第15页）。
[④] (日文)ダグラス?Ｒ?レイノルズ（Douglas. R. Reynolds任達）著、中村哲夫訳「辛亥革命前後の孫文とキリスト教」孫文研究会編『辛亥革命の多元構造』汲古書院、2003年、25、37頁等。
[⑤]同上論文、29～30頁。另外，关于孙中山的生平概要，参考山田辰雄編『近代中国人名辞典』霞山会、1995年、750～755頁。
[⑥]ダグラス·Ｒ·レイノルズ、同上論文、30～34頁。
[⑦]同上論文、34～35頁。
[⑧]王治心撰、徐以骅导读《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初版: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綱》青年協会書局、1940年）。
[⑨]<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5－879页。山田辰雄編、前掲書、754頁(<孙文>的项目）。
[⑩] Chung-ling Soong,“The Greatest Even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Wesleyan, March 1912,p207（<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３页）。另外，博爱在原文中为Fraternity，其意思是友爱。另一方面，可以说孙中山通过中国的古典哲学构思了博爱。“博爱”是研究孙中山、宋庆龄二人思想的重要概念，需要进一步推敲。
[11] R.C.S,“The Modern Chinese Women”The Wesleyan, March 1913,p160（<现代中国妇女>同上书,第５～６页）。
[12]<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惨案対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６月）、同上书、第26页。
[13]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７月14日）、同上书、第43页。
[14] <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委会上的讲话>（1933年３月８日）同上书、第99页。
[15]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1933年３月）同上书、第104～105页。
[16]同上文、第111页。
[17] <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在上海反战大会上的演词>（1933年９月30日）、同上书、第135页。
[18] <向美国朋友的呼吁>（1935年１月30日）、同上书、第145页。
[19] <儒教与现代中国>（1937年４月）、同上书、第176页。
[20] <国共合作之感言>（1937年９月24日）、同上书、第205页。
[21] <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1937年10月20日）、同上书、第211页。
[22] <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1939年７月７日）、同上书、第278页。
[23]1938年成立于香港，负责筹集和运送医药品等物资、面向世界报道抗日战争情况与意义等有关抗战后援工作。41年12月随着香港沦陷，同盟转移到重庆，继续开展活动。
[24] <救济工作与政治――答宋子文先生>（1941年６月15日）、上述《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29页。
[25] <在“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的讲话>（1941年７月１日）、同上书、第339页。
[26] <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为纽约《亚细亚》杂志作>（1941年10月）、同上书、第341、343页。
[27] <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1942年７月）、同上书、第361页。
[28] <致弗农（Colonel R. Vernon）>（1943年６月16日）、《宋庆龄书信集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29] <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1943年９月18日）、上述《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8页。
[30] <致美国工人门>（1944年２月８日）、同上书、第382、383页。
[31] <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所作的广播演说>（1944年３月12日）、同上书、384～385页。
[32] <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1948年１月）、同上书、第441页。
[33] Israel·Epstein,op.cit.,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