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１９１４年宋庆龄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开始了革命生涯。１９１５－１９１６年护国战争时期，宋庆龄协助孙中山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初显了革命风采。１９１７年以后的护法运动中，特别是１９２２年陈炯明叛变革命之际，宋庆龄以大无畏的精神，临危不惧，掩护孙中山脱离险境，显示了宋庆龄革命生涯走向成熟。１９２５年孙中山去世后，特别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宋庆龄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表声明，宣布与叛徒决裂，与中共合作，从此国民党民主派事实上进入了宋庆龄时代。宋庆龄成为国民党民主派的旗帜。
这里使用的是“宋庆龄时代”一词，而不是“宋庆龄的时代”。为什么以“宋庆龄”命名“时代”，这是本文提出的问题，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以一个历史人物命名的时代，那就是说这个历史人物代表了这个时代或这个时代某方面的重要特征。对正面历史人物来讲，他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对反面历史人物来讲，他代表了时代腐朽没落或倒退的一个方面。
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宋庆龄时代”，特指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宋庆龄时代。宋庆龄时代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年的护国、护法时期。
一、护国时期，初显了宋庆龄的革命风采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为中国的救亡和振兴，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辛亥武昌起义以后，他一度对袁世凯抱过幻想。但是袁世凯的独裁卖国，使孙中山的幻想很快成为泡影，特别是“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已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袁世凯的专制较之前满清的统治更加恶劣。于是我迫不得已而再一次承担起领导的责任。”[①]毅然重整旗鼓，领导反袁斗争。
1914年1月。孙中山派陈其美赴大连成立奉天革命机关，未成。5月，在日本东京创办《民国》杂志，鼓吹第三次革命。7月，另组中华革命党，宣布“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②]以实行民权、民生两大主义为宗旨，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这年秋天发布的《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中，声明：“痛中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③]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门负责武装讨袁，国外支部负责筹款。孙中山除派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佑任分别组织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军外，还派朱执信等分赴各省，主持讨袁军事。
袁世凯帝制丑剧上演后，革命党人加紧了行动计划，策划反袁武装起义进入高潮。1915年11月，革命党人击毙袁世凯爪牙、上海护军使郑汝成。12月，策划上海肇和兵舰起义等，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的事件。同年底，孙中山发表第一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种种罪行：“今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名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既忘共和，即称民贼。”表示要“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号召“爱国之豪杰共图之。”[④]这个宣言，吹响了护国战争的进军号，也是孙中山号召各派反袁力量联合的宣言书。
正是在全国反袁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在孙中山的号召下，蔡锷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从云南开始，掀起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护国战争，并最后导致了帝制的破产。尽管，在护国战争中，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未能发挥主导作用。然而，由于孙中山的长期斗争及其在反袁斗争中的辛勤奔走、多方努力和号召，使中华革命党成为护国运动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孙中山也成了护国反袁联合阵线的精神领袖。而在这个过程中，宋庆龄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青少年时期的宋庆龄即以爱国为己任，这与她的家庭教育与社会熏陶都是不可分割的。她在1900年，年仅七岁时，见到孙中山，就为他“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⑤]的精神所感动。在美国留学期间，宋庆龄虽然还不到20岁，她却“思索中国发生的事件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已经是一名义无反顾的谋反者”了。[⑥]因为她认为中国需要革命和变革，才能挽救自己的命运。在美国留学数年，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宋庆龄回忆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⑦]因而留学期间，她在《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了几篇反封建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
1913年夏天，宋庆龄结束了留美学生生活，满怀革命理想，先到在日本的父亲宋嘉树住处。此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孙中山本人亦流亡日本，正重新组织革命力量，准备“三次革命”。宋庆龄在到日本东京后的十天内，会见孙中山达八次之多。到1914年，宋庆龄便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革命生涯。在反袁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宋庆龄给孙中山以巨大的支持。孙中山对她亦非常信任。由于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志向，使他们终于结为伴侣。宋庆龄回忆说：她对孙中山是出于“英雄的景仰。”“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所以帮助他。[⑧]
她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和伴侣，给孙中山以难以替代的帮助和慰藉，也增强了孙中山的信心。在紧张繁忙的日子里，宋庆龄日夜在孙中山身旁工作，不仅阅读中外报纸，向孙中山提供信息、帮助处理大量机密函电；而且直接参与了一些反袁活动。例如，1916年4月9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廖仲凯等在东京集会，声讨袁世凯。5月回到上海后，又协助孙中山起草了最后一个讨袁檄文，即第二次《讨袁宣言》。宣言申述自中华革命党成立，“两年以来，已集合多数的同志，其入内地经营者，皆屡仆屡起，不惮举其个人之自由权利、生命财产而牺牲之，以冀奠我区夏。”现在由于实现了反袁各派的大联合，“昔日之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我们的任务是：“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⑨]这个宣言，既明确当前打倒袁世凯之任务，也警告了未来“谋危民国者”，不得复生于国内。
在反袁斗争刚刚取得胜利后，宋庆龄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然而，宋庆龄在反袁护国运动中，却显示了自己的革命风采，为革命所作的贡献。孙中山作为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是与宋庆龄的协助分不开的。
二、护法时期，显示了宋庆龄走向成熟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无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作为北洋皖系军阀的首领，大权在握，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借外债，扩张军备，蔑弃国会和约法，专横暴虐，使中国成了军阀横行的世界。孙中山大为失望，遂决定发起反对段祺瑞军事独裁，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的护法运动。
为此，孙中山决定在广东建立护法基地，争取海军的支持。宋庆龄、廖仲凯、何香凝等都协助孙中山做海军军官及其家属的工作，使海军支持孙中山南下护法。1917年7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由上海启程，南下广州进行护法斗争，并于8月25日至9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从而正式揭开了护法运动的帷幕，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护法战争。
然而，滇、桂系的唐继尧、陆荣廷，对孙中山的护法采取了两面态度，表面上拥护，暗中却另搞一套。唐、陆二人都拒绝就元帅职，对军政府处处设置障碍。孙中山甚至连元帅府都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偌大的广州城，竟不予一椽之地。”[⑩]而宋庆龄则默默地勤奋工作，以支持孙中山。
后来，由桂系主使，滇系呼应，政学系表演，不顾孙中山的反对，竟然将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更名为总裁制的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孙中山十分气愤，于1918年5月发表了《辞大元帅通电》，痛斥南北军阀为“一丘之貉”。[11]随后偕宋庆龄离沪返粤，第一次护法战争遂以失败告终。
回上海后，孙中山居住于莫利哀路29号，得到宋庆龄的体贴和照顾，很快抚平了受到创伤的心灵，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建国方略》等重要著作。
到1920年，孙中山发动了“驱桂战争”，陆荣廷桂系势力被逐出广东。孙中山于同年11月，重返广州，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6月，挥师广西，三个月内，即平定了广西，统一了两广。这期间，宋庆龄发动妇女，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自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次组织的慰问义师的组织。宋庆龄等不辞辛苦，组织募捐、赶制军衣，到前线慰问等，鼓舞士气，支援前线起了重大作用。[12]
讨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决定乘胜北伐，打倒北洋军阀，即在广西桂林组织北伐大本营。而宋庆龄为支持孙中山的北伐，又在广州组织了“红十字会”，率领会员，奔赴桂林，参加北伐。然而当北伐出师时，留守广州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却阳奉阴违，阻止北伐进军，甚至暗杀了支持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于是，风云突变。
孙中山不得已下令在桂各军改道回粤，设大本营于广东韶关，分途进攻江西。宋庆龄亦率红十字会会员多人抵达韶关。由于事情在继续恶化，孙中山和宋庆龄于1922年6月初返回广州，驻粤秀楼总统府内。6月14日陈炯明先囚禁了支持孙中山的廖仲凯，于6月16日凌晨2时公开发动武装叛变，以四千人之众突袭包围总统府。孙中山对自己亲手扶持起来的部属，忘恩负义，非常痛恨，表示要固守总统府，戡乱平逆，以身殉国，与总统府共存亡。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宋庆龄劝孙中山赶紧撤离。孙中山最初不同意撤走，后又要宋庆龄先走或同行。然而，宋庆龄以大无畏的精神，临危不惧地再三要求孙中山先走，恳切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13]坚持让孙中山先脱离险境。孙中山为宋庆龄的精神所感动，乃带少数随从化装出走。
根据孙中山的命令，50多名卫士留下，保卫总统府，保卫宋庆龄。孙中山离开粤秀楼仅半小时，叛军即发起了对粤秀楼的猛攻。宋庆龄与卫士们一直坚持到早晨8时，当叛军冲进总统府、卫士几乎全部牺牲之际，才带两名卫士（后又牺牲一名卫士）、一名副官（后重伤）乘乱逃出。此时，宋庆龄身怀有孕，经一天一夜的艰难奔波，她小产了，只好暂时在友人家中躲避。至6月17日晚上辗转到达黄埔军舰上与孙中山会合。
由于陈炯明的叛变，置孙中山于死地，导致孙中山第二次护法运动再度遭到失败。孙中山后来十分痛心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14]孙中山从此次惨痛的事件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为他后来的重大转变奠下了基石。
而宋庆龄在这次事件中突出的表现，及其十年来对孙中山的有力辅助，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衷心敬仰。特别是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宋庆龄的沉着、冷静、机智和勇敢的大无畏精神，不仅救助了孙中山，也挽救了孙中山的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宋庆龄的“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孙中山）”的响当当的一句话，将留芳千古。何香凝曾回忆说：宋庆龄“处处为孙先生着想——也可以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临难应变，这么大义凛然，真令人感动！”“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对于夫人（宋庆龄）就格外地尊敬爱护了。”[15]何香凝这段话，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人士的普遍心理。
护法时期，显示了宋庆龄的革命生涯走向成熟。
从护国到护法这几年间，是开辟国民党民主派宋庆龄时代的一个重要开端。
三、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民主派进入了宋庆龄时代
1922年以后，孙中山处在困难之中，接受了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决定更名国民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持农工”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宋庆龄在这几年里，辅助孙中山，呕心沥血，全力以赴。1925年孙中山病重时，宋庆龄日夜守护达三个月之久，不敢有任何懈怠。
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政治势力，集中在拥护还是反对“联俄、联共、扶持农工”的问题上。左派（即国民党民主派，又称国民党革命派）以宋庆龄、廖仲凯为核心（廖仲凯于1925年8月遇难后，即以宋庆龄为核心）。大革命失败以后，宋庆龄、何香凝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发表了讨蒋通电，后又发表了1927年的“七一四声明”，即《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叛徒们决裂。从这一时期开始，国民党民主派事实上进入了宋庆龄时代。
在随后的年代，国民党民主派和有关力量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宋庆龄为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后续组织）；1948年初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或是解放战争中，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新中国的建立，以宋庆龄为核心的国民党民主派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时期，国民党民主派进入宋庆龄时代，其主要特点是：第一，毫不犹豫地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继续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持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二，继续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第三，与共产党人合作，与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合作，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蒋介石旧政权，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宋庆龄成为国民党民主派的旗帜。
新中国建立后，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华民人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继续为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赋予国民党民主派宋庆龄时代以新的内容。
国民党民主派的宋庆龄时代，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本文仅就这个过程的起点，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①]《致戴德律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1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13页。
[③]《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31页。
[④]孙中山《讨袁宣言》（1915年12月），《护国文献》（上）第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选集》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⑥]（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16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⑦]《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对美国民众的广播演说》，《宋庆龄自传》第36页，华光出版社1938年版。
[⑧]（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第104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⑨]《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84-285页。
[⑩]《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第46页，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11]《辞大元帅职》，《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70-47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凯》第25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13]《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宋庆龄纪念集》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5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5]何香凝：《忆孙中山广州蒙难》，《双清文集》下册第35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