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和战友，她利用自己在国内外崇高的威望和国际影响力，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做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全面抗战前后，她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四处奔波，大声呼吁，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竭尽全力；全面抗战爆发后，她身体力行，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投身抗战洪流之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以身作则，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她还旗帜鲜明地同投靠日本的汪精卫与制造国共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作为妇女的杰出代表和领袖人物，在抗战中，她领导妇女运动，把妇女姐妹们组织起来，制作棉衣，进行救护培训等支援前线；她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组织，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征得国际的同情、支持与援助等，总之，她对抗战的贡献是巨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她功不可没。
关键词：宋庆龄 抗日战争 巨大贡献
孙中山去世以后，作为孙先生夫人与战友的宋庆龄，决心继承中山先生遗志，积极捍卫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未竟的事业。在抗日战争中，她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利益出发，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她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为国共合作抗日，殚精竭虑，努力工作。另外，她作为国母和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女性，领导和参与全国的妇女运动，为抗战作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另外，她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威望，争取国际的对华援助。总之，她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中，为民族的解放运动作出的独特贡献，是令人称颂的，也是可歌可泣的。今天，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宋庆龄逝世30周年之际，我们无才对她的一生加以评述，仅就她在抗战时期所做的一些有益的工作，加以简要地回顾和阐述，也算是我们对纪念她献上的一瓣心香。
一、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竭尽全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武装占领了东北地区，到处屠杀我无辜的同胞。面对日军的强盗行径，1934年的4月间，宋庆龄与自己的挚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等1700多名爱国进步人士一起，联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了“全体人民总动员”等六大具体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认清救国自救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武装人民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①]。这个纲领中提出的“全体海陆空总动员对日作战”、号召全体国民行动起来进行全民族的自卫战争等主张，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同时也是对当时蒋介石消极、妥协抗战态度的有利一击。宋庆龄等人的主张符合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是此时的国情所必须的，因此，在海内外的各界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拥护。
1934年8月，中共中央针对日本的入侵，发表了《八一宣言》，与宋庆龄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宣言》中也提到了“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中华民族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1）等全民抗战的一系列措施。宋庆龄立即动员何香凝、柳亚子、陈树人等积极响应，密切配合。
1935年期间，蒋介石迫于舆论的压力，一度想与共产党进行接触，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一些有关的问题。他派出多人、寻找各种途径去“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其中有一重要的人物就是宋子文。（2）众所周知，宋子文与宋庆龄是同胞姐弟，弟弟也晓得姐姐的地位、影响以及与中共的关系，自然就找到她。宋庆龄虽然非常痛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且早已宣布断绝了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但她知道弟弟的来意后，欣然答应愿意在国共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她认为蒋介石若真有这种诚意，是顺乎民心、合乎民意、顺应历史潮流的。于是，她写信给毛泽东与周恩来，委托以化名王牧师、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人士董健吾去执行这项关荣的使命。1936年2月，董完成任务后顺利返回。宋庆龄把毛、周代表中共中央关于愿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的信及时转告国民党的有关人士，为促成蒋介石政策的转变以及与中共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西安事变”时，她获悉张学良、杨虎城代表民意扣留了蒋介石，她说：“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1）后听说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和平解决事变问题，她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决定亲飞西安做工作，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遗憾的是因为交通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没有成行。（2）
蒋介石最终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答应回宁后释放爱国领袖，宋子文、宋美龄也允诺“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他们考虑到宋庆龄的威望和影响，决定具体工作要“与孙夫人商办法”。（3）这一切都说明了宋庆龄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等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请求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4）1937年2月，国民党为商讨对共产党与日本的政策，决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宋庆龄以民族利益为重，一改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以来抵制国民党中央的强硬立场，第一次以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她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发表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针对一些人“抗日必先剿共”的荒谬论调，她大声疾呼：难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1）由于宋庆龄等人在大会上积极展开工作，会议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实现。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宋庆龄连续发表多篇文章，阐述国共合作的意义。她还在上海的寓所会见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中共的代表人物，希望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能够尽快正式建立。（2）9月22日和23日，国民党的通讯社相继发表文章，宣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从而开辟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渗透着宋庆龄的心血，因此她感到欢欣鼓舞，连续发表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她兴奋的心情。例如她讲道：“今天在我们领土上的每个角落里，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1）她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殷切地期望国共两党“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购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2）总之，她继承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训，在抗战时期，为国共两党的再度携手，共御外侮，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功不可没。
二、积极投身抗战痛斥分裂行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于8月份就发表了《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分析了日本脆弱的经济结构不能支持长期的对外战争的状况，鼓励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0月她在《致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的信》中，批判了“唯武器论”，强调了人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因素。她断言：“日本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3）号召全国人民要树立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
宋庆龄不但撰写了大量的抗日救亡的战斗文章，而且还不顾生命危险，积极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中去，到处作宣传抗日的演讲，支持和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与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的活动。
令人值得称道的是，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三姐妹曾因各自所处的地位、环境不同、政见各异而分道扬镳12年之久，这时因抗战大目标重新又走到了一起，在香港公开露面参加抗战筹款会议，她们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在日本以诱降为主的政治攻势下，汪精卫的叛逆行为初露端倪。针对此情，宋庆龄立即联合何香凝等人致函国民党政府予以揭露。她们严肃指责道：“当广州弃守之日，汪精卫先生忽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公开言和言论，举国惶惑。今我政府宣布抗战决策，则对于淆乱人心，影响抗战之言论，必当明令制止，并向国际否认；而主和分子，必当摒弃”。（1）不久，汪精卫公开投敌，成为汉奸卖国贼，宋庆铃在1939年11月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发表的文章中，斥责汪精卫“此国家叛徒，竟敢盗窃中山先生遗教，其恬不知耻，有如此者”。（2）并在此呼吁全国各界群众、各党各派、团结抗战，一致对外，取得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
在国民党内部，经常有一些顽固派制造与中共的磨擦动作，搞分裂活动，破坏国共的合作。对于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宋庆龄一再撰文予以抨击。她指出：不必要的磨擦和猜忌，仍是团结的主要障碍；告诫全国人民要对这种抵消抗战力量，破坏民族团结的“磨擦”提高警惕；（3）并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4）极力维护抗战团结的大局。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宋庆龄马上与何香凝联名写出《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函》，揭露蒋介石违背诺言、背信弃义，袭击新四军的卑鄙行径。此外，她还在自己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上，以《坚持统一战线》为题发表文章，最早报道了新四军遭袭的经过，使国内外广泛了解事情的真相。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维护民族团结、国共合作抗战的坚定立场。
三、积极领导妇女抗战救亡运动
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后，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这时身在沪的宋庆龄也立即行动起来，与何香凝一起，团结一批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和社会著名人士的夫人，以及各行各界的妇女界精英人物，于1937年7月22日创建了“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宋庆龄亲任理事。该会制定《简章》、发表《宣言》，章程规定：“以号召妇女团体抗敌以及战时负救护慰劳救济工作为宗旨”，发动妇女“和男同胞们共赴国难”，“一致起来抗敌”。（1）他们还致电各省妇女界，把全国的妇女都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
宋庆龄身体力行，经常到妇女中间去演说、宣传，号召妇女们为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挽救民族危亡。有一次她在上海女子中学的演讲，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师生的心，大家积极展开募捐活动，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就募得1000多件丝绵背心，送往前线和有关救济团体。（1）
1937年9月，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妇女团体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团体等共同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活动，他们率先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起的募集20万双手套支援抗日战士的义举。在上海各个救亡团体出动的938个宣传队的活动中，妇女界就出动了600多人，组成100多个宣传队。（2）
1938年7月，在宋庆龄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各党派的妇女团体代表在庐山举行会议，不但研讨妇女运动的方向和任务，还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全国妇女运动的领导机构。宋庆龄肯定了这次会议，她说：“在出席会议的代表当中，有许多内战时期被迫转入地下、遭到通缉的极能干的妇女，像邓颖超就是一个”。（3）她认为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各阶层各党派的妇女友好合作的基础”。（4）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在此居住的四年间，她多次往返奔走于香港与广州之间，与广东妇女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38年9月，她在广州召集各界十多个妇女团体，举行联合代表会议，成立了统一的“广东妇女抗敌工作协会”。宋庆龄被推选为协会的名誉主席。她多次到广州视察并指导协会的工作，鼓励各界妇女“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与敌拚殊死战”。（1）另外，她还曾亲自参加广州人民反对侵略的火炬游行，同浩浩荡荡的男女同胞队伍一道前进。（2）外国记者爱博斯坦发自内心地赞扬“她的精神和人民大众的精神融成了一体”。（3）
在广州，有一次她与妇女团体的代表讨论如何为前方将士与难民募集寒衣的办法时，她号召“一个广东妇女捐制一件寒衣”，并带头捐出5000元作为购置寒衣的费用。（4）在宋庆龄伟大人格力量的感召与榜样的作用下，广东各界妇女迅速掀起了制作捐助棉衣的热潮，短期内就顺利完成捐制50万件棉衣的任务。（5）
在香港，宋庆龄还发起组织“香港中国妇女慰劳分会”，其中1938年的一次捐款就达29万元，并有大批的药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6）在宋庆龄不断地努力和倡导下，港澳地区的妇女，也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宋庆龄又从香港移居重庆，虽然当时的环境十分复杂，她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推动妇女运动的开展。多次发起影响较大的抗日募捐活动，筹集救灾款项赈济难民等善举。正如当时的舆论媒体所赞誉她的那样，说她是：“始终坚决地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
四、广泛联系海内外朋友争取国际对华抗战的援助
宋庆龄不但有巨大的人格魅力，而且本身就是一面旗帜，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她利用自己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在国际上崇高的声望，不仅在与海外华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还广泛联络国际友人，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刚一爆发，宋庆龄在上海就与在沪的外国妇女联系，于10月份召开了中外妇女联合会议。美国妇女领袖史密斯夫人及各国驻沪领事夫人等76人出席了联合会议。会议以各国妇女代表和妇女团体的名义，致电国联妇女和平会会长丁曼，“吁请布鲁塞尔各国代表以切实的办法，维持条约的尊严”，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正义斗争。（1）
宋庆龄曾在美国留学，英文底子较为扎实，抗战爆发以后，她多次向英美等同盟国的政府写信或发表广播演说，争取国际的同情与支持，恳切地希望他们援助中国抗战。一些友好人士陆续来到中国，例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首先带领医疗队来到中国，其他国家的一些志愿援华人员、华侨组织的各种抗日团体等也先后到来，参加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列。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动一些中外社会名流，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自己亲任主席。这个组织实际就是为了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完成联络世界和争取国际援助的使命而建立的。宋庆龄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在短短的时间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就出版发行了20余种宣传品，影响较大的是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这些宣传品发行遍及五大洲，对帮助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信息，动员并组织募集资金、物资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宋庆龄以战略家的眼光，站在历史的高度，高屋建瓴地看问题。她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把当时的中国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成员。她经常讲道，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国家生存、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也是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战争。（1）她还说：“一个自由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一个自由中国将是全世界向和平与自由迈进的第一和重大的步骤”。（2）她主要阐述这么一个思想，同处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上盟国，各自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为此，世界人民帮助中国，实际也是帮助自己，中国人民不仅接受了帮助，实际也帮助了提供帮助的国家和人民。总之，她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溶为一体，征得国际的有力支援。
由于宋庆龄与她领导的“保盟”的宣传工作做得好，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成立了援助中国抗战的组织，例如美国的援华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药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等不同类型、不同名称的机构一百多个，把他们筹集的捐款和物资送到“保盟”来。“保盟”成立仅仅一年，就收到各国捐款折合港币25万元。（1）1939年1月到翌年2月，又收到16.3万余元的港币捐款。（2）他们把这些款项购买成前线急缺的医疗设备和物资，再设法运往国内各战场。
宋庆龄还与一些著名侨领如司徒美堂、陈嘉庚等取得联系，因他们在国外的华人中都有较高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她号召这些爱国的侨领、侨商踊跃捐输，支援祖国抗战。不断勉励他们：“经常赐助，务求早日获得光荣胜利”。（3）在她的号召与积极推动下，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侨纷纷组织起来，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到1941年初，他们的捐款就达26亿元之多。（4）
宋庆龄还通过支持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的形式争取外援。“工合”是由国际提供基金和技术援助，通过群众性的合作运动发展战时经济、进行生产自救的一种方式。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与“保盟”把支持“工合”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它最符合国外捐助者的愿望和“保盟”的宗旨——“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救”。（1）把接受外援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另外，她还在香港成立了支持中国工合的“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使之成为国际友人与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纽带之一。
以上虽然我们只是对宋庆龄在抗战时期的工作简要作了梳理，但是我们从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她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大量的多种形式的工作，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贡献颇多，她的历史功绩是需要我们永远铭记的。
作者：张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价选编》上册，第250—256页，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帝483页。
（2）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载《文史资料选集》第71辑。
（1）斯诺：《复始之旅》第112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2）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二三事》。
（3）1936年12月25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72页。
（4）《致宋庆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宋庆龄选集》，第101页。
（2））李云：《三十年代在宋庆龄同志身边两年》。
（1）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105页。
（2）宋庆龄：《中国不亡论》，第43页。
（3）《宋庆龄选集》，第120页。
（1）香港《大公报》，1938年10月28日。
（2）《新华日报》，1939年11月12日。
（3）《新华日报》（重庆版）1938年10月10日、1940年6月1日均有记载。
（4）柳亚子：《八年离乱，八年回忆》。
（1）《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简章》、《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宣言》，均引自《纪念廖仲恺何香凝》画册第183、184幅，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吴若安：《宋庆龄对教育、妇女工作的亲切关怀》，上海《文汇报》1981年6月4日。
（2）上海《救亡日报》，1937年11月7日。
（3）《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55页。
（4）同上，第359页。
（1）《孙夫人在广州》，见《中山日报》1938年8月23日。
（2）李洁之：《宋庆龄同志在广州的日子里》，见《广州日报》1981年6月日。
（3）爱博斯坦：《我所了解的宋庆龄》，载《人物》杂志1980年第三期。
（4）《新华日报》，1938年8月22日。
（5）《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1日。
（6）《救亡日报》，1938年4月30日。
（1）《妇女生活》，第3卷第4期，1937年11月。
（1）《关于援助游记战士的呼吁》，《宋庆龄选集》第140页。
（2）宋庆龄：《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载《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3页。
（1）宋庆龄：《我们的第一年》，载《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0页。
（2）参见《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年》，第100—130页。
（3）《宋庆龄致陈其瑗、赵建生函》，影印件，见北京宋庆龄故居藏品。
（4）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6月1日。
（1）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1939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