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身边工作的十几个春秋，是令人难忘的。最难忘的是，每年在辞旧岁、迎新春的日子里，她总要让厨工为我们这些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准备水饺、酸辣菜、糖醋猪爪等菜肴；还让采购员为我们准备每人一份的糖果、水果和花生等食品。节日那天，她下楼来和同志们一起看电影。当她步入大客厅时，早已入场的解放军警卫人员，便从座位上肃然站立起来，喊道：“首长好!”她抢着说：“同志们好!”亲切地要大家坐下。在短短的几小时中，和尊敬的宋庆龄同志在一起欢度节日，心里感到温暖和幸福!十几个春节，年年如此。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那些美好的回忆，还是那么令人神往。在那时候，一年四季是在清静的环境中度过的，连彼此说话也轻声轻气，生活是极有纪律的，闻敲钟声，大家齐往厨房取份饭。平日的份饭很简单，宋庆龄同志自己早晚两餐只是几片面包和点心。午餐也不过两三样小碟菜。大家还按时分班沐浴。宋庆龄同志很讲究效率，要求我们及时完成工作。这里，我仅叙述一些印象较深的事。

孙夫人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在我年轻时代，对于孙夫人宋庆龄早怀有敬仰的心，那时，总以为她是一位高贵严肃的夫人。1949年7月，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同学郑安娜（冯亦代的夫人，我们都是沪江大学同系同届毕业生）调赴北京，找我接替。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现名中国福利会，是宋庆龄创办的群众团体。从此，我在福利基金会工作，有机会时常见到孙夫人了。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会址淮海中路一所草顶屋子里。她身着旗袍，婷婷玉立，文雅端庄，向工作人员点首招呼。她走过的通道，犹有余香。后来会址迁到陕西北路，她来的次数多了起来。1950年，迁到常熟路，来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我担任她的英文秘书工作，有时她要我去淮海中路寓所，面授要点，叫我拟稿，并在寓所便餐。这时，原来印象中的孙夫人的严肃不可接的程度，逐渐减少，觉得她其实是十分和蔼可亲的。

　　1963年，我首次作为宋庆龄的秘书之一，随行到北京后海北河沿二十八号（现为四十六号，宋庆龄故居）。北京寓所原为前清醇亲王府的花园，占地二十五亩，园内景色优美，有假山有溪水，有长廊和亭台楼阁；一株老槐树已有近二百年的树龄，一株盆栽石榴，也老干横斜，极具风姿，它们都几经历史沧桑了。主楼是宫殿式的屋顶、西式的内部结构，是专门为宋庆龄同志设计和建造的。整个大院非常幽静，东部纯是古色古香的大客厅、大餐厅和四合院。宋庆龄说：“封建朝代的王府花园，由我们住了。”这一年，宋庆龄同志游颐和园，逛香山，参加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观看国庆节放焰火等活动，我都是幸运的随行者之一。在这些场合中，宋庆龄同志总是主动地接近身边的工作人员，显得活跃而随和，使人毫无紧张或手足无措的感觉。

　　1964年到67年间，我因父亲张宗祥先生之召，一度调回杭州工作。

　　1967年5月，第二次到了宋庆龄身边。她见了我，第一句话便说：“1964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提出调你，不会让你去浙江的。”从这年布谷鸟声声叫的日子起，我在她身边再没有离开过，直到白血病夺去她的生命为止。以后我参加了送骨灰的仪式。为了准备宋庆龄同志的事迹展览，我搜集材料、翻译她的英文文章。当我译到第十三篇文章时，患脑血栓了，才只好南返。

她对孙中山先生的尊敬和怀念

　　记得五十年代，有一次到宋庆龄同志上海住宅去晚餐时，只见每个应邀者的席位上，都放有一张小卡片，写着各自的名字，以便对名入座。这种卡片很别致，右角上方都印着一个红色圆形的“孙”字。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纪念品，便把它带回来藏着。心里暗想，这种卡片，也许还是孙中山生前印制的，而她还在用着它。

　　有一次，宋庆龄同志让我翻译她手写她父亲宋耀如（宋嘉树）生平的文章。其中有几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她说到她童年时代，“孙先生经常在深夜到我家。父母嘱咐我们不可告诉任何人。并且禁止我们取出印好的革命册子”。原来宋耀如家设有小印刷所，平时用来印刷宗教册子，这时也印宣传革命小册子，可见宋家早就是孙中山的积极支持者。又有一次，她要我整理一篇关于她早年生活的文章，为了补充一些材料，给我写了一张英语便条（便条有时是指示，有时是她想到的事。这类便条让你看了后，有时要你还给她或当即毁去）。便条上告诉我，她和孙中山婚后住在东京的寓所，起居室里，四壁挂满各种地图。她写着：“我的丈夫有许多书。他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晚他最喜爱的事，是铺开巨幅中国地图，弯着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等，或者要我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还有著名科学家例如汉道科·埃利斯，危普顿·辛克莱等写的书。”她还风趣地说：“那是我当学徒的日子。”再有一次，十年动乱中，她外出时间较久。留守人员包括我在内，等得有些焦急了。她一回到寓所，知道我们为她担忧时，又给我写便条，说明外出是为了安慰一位死去亲人的朋友，耽搁时间久了。因安慰朋友，又使她追忆起孙中山逝世的情景。她说：“孙先生逝世的时候，我连太阳光也不愿看见。后来每届孙先生诞辰和忌日的场合，我都不愿出场，因使我回忆许多过去的事情，太悲伤了!想不到今天要以自己悲伤的感受来劝慰朋友了!”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时，她是出场的。宋庆龄同志个性喜爱清静，紧张时容易引起皮肤荨麻疹。每逢必须出场的活动，事前要服镇静药，擦油膏，往往几夜不能入睡．怪不得寓所里她的房间，老是厚厚的窗帘下垂着。

　　宋庆龄同志有一段时期在楼下午餐，常与我对座，饭后总要闲谈几句。从她的片言只语中，不时流露她对孙中山先生的怀念之情。一次饭后服药，她说：“我的认识药，也晓得一些药的用途，都是孙先生教我的。”谈到菜肴，说起娃娃鱼，她说：“年轻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娃娃鱼。是孙先生教我才知道的。”说起警卫人员，她说：“当年孙先生的警卫人员有几百人。”她谈到孙中山时，总称他为“孙先生”，有时用“伊”字；述及孙中山时，她那双又深又黑的眼睛更是发亮，语气神态显示着引以为傲。

　　在“文革”时，她谈到自己干革命几乎火烧发际，并让我看她写的《广州脱险》一文，写的是陈炯明叛变经过：事前她和孙中山并不怀疑陈炯明怀有异志。不料陈炯明突然率兵乘虚潜入广州，肆意抢掠。夜半孙中山叫醒酣睡中的宋庆龄，催她同逃。文中叙述她劝孙中山乔装先走，自己留守。后来她从半山住屋，穿过桥梁式长一里许的过道，到达总统府。随行的副官长姚观顺受伤。她自己化装成一个村妇，逃出险境，最后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会面。文章是用英文写的，写得很生动。译文载于1922年6月29日上海《民国日报》，1938年华光出版社初版《宋庆龄传及其它言论》。（北京图书馆收藏了这本书。名曰“传”，实际上仅《广州脱险》一文。）

　　“广州脱险”，现已收入《宋庆龄选集》，这里不细述了。但是，要提两件事：（一）文中所说的姚观顺，是美国人。其弟姚观录曾在七十年代给宋庆龄写过信，又以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捐赠中国，并寄来姚观顾在平定陈炯明叛变后受奖的证书（现存北京“宋庆龄故居”）。（二）张猛（孙中山的副官）1981年8月面告我：“夫人在《广州脱险》一文里，没有提到我，其实我是在场的。当时我见夫人很机智，手提包里放满钱和贵重物品，边走边扔，让陈炯明的兵只顾抢着去捡。这样，争取时间，趁敌人注意力分散，她便多跑几步路，才得以脱险。”我到过广州，有机会去中山纪念堂，从堂址仰望宋庆龄和孙中山居住过的半山，只见尽是荒草了。据说只有一块立石，石上有字说明孙中山住屋所在。至于那条长长的过道，更是无影无踪了。从中山纪念堂到半山脚下，是一条柏油马路。中山纪念堂就是当年的总统府。在那里我站了很久，是凭吊吗？不全是，还是想起宋庆龄生前让我看《广州脱险》的事，她是要我了解她年轻时的勇敢和她为什么喜爱这篇文章的缘故吧！

　　八十年代，福建的培元学校曾给宋庆龄写过一封信，请她为学校题词，并寄给她孙中山曾为该校写的“共进大同”四字的手迹照片。宋庆龄让我想一想题什么词语，并叫我先打个样，她为该校题了“为国树人”四个字。后来当她病危时，我进卧室看望，发现“共进大同”手迹照片还端正地放在床头柜玻璃板下。

　　一张排席位的小卡片也好，片言只语的闲谈也好，孙中山手迹照片也好等等，都流露了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尊敬，爱戴和怀念。

谁为宋庆龄写传

　　海内外都有人要写宋庆龄传。有人请她参加一起写，她却一概回绝了，认为何必宣扬自己，有什么值得宣扬的。1981年北京《人民画报》社出版的《中国》画报第三期，在封面上刊有宋庆龄半身像，刊内还载《宋庆龄——中国杰出的妇女》一文。事前画报社同志打电话征求宋庆龄同志的意见，问此文请谁写。她给我写了个便条来，要我向画报社回话，“请《中国建设》社的爱泼斯坦写”。画报社同志还认为用英语写，不如用汉语写。我只能答以“照宋庆龄同志的话办，不然写不成了。”因我知道她拒写传记，也明白让我回话的便条上语气是坚定的，非照她的意思执行不可，没有二话，所以我才这样说的。宋庆龄同志下指示的便条可分：语气坚定的，立刻执行；语气让人提意见的，可大胆提；语气有转弯余地的，可慎重提意见。对她提什么，要直率又要动听。这是我多年工作的体会。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常为宋庆龄同志执笔写文章，帮助搞对外宣传工作。1981年4月，宋庆龄曾有信给他，请他写传记并拟定期约谈。

她严格要求自己

　　宋庆龄常常亲自动笔写英语文章，写完初稿，让我打字。在打字之前，如果发现错误，向她提出，她不但接受而且她鼓励这样做。初稿打出后，她再修改。一稿、二稿、三稿，甚至四稿。最后，谦虚地让我送给专家去润色。英语文章译成汉语时，缮写字体务必大而清楚。译文中，如发现错误，提请她阅读时注意，她总表示感谢。在文章没有发表之前，她要求严守机密。她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知道怎样指导自己的秘书。她对我从未发火，从未说过重份量的话，象对待自己人，又象是忘年交。

宋庆龄对待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

　　宋庆龄爱儿童。她自己没有儿女，愿孩子们称她“宋妈妈”、“宋奶奶”。她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我深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关心这年轻的一代，不断地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用中国革命的优秀传统去培养和教育他们，他们就一定能够把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的火炬接过来，传下去。”她为孩子们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儿童艺术剧院和少年宫。她为孩子们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写文章。在病危时，她写了最后一篇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长》。她“想象着葱绿的大地和鲜艳的红领巾将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多姿。”她说，“愿你们和小树苗一同成长，成长得挺拔旺盛，经得起任何暴风雨和病虫害的考验，成长为栋梁之材，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接班人，为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超过前人的巨大贡献。”

　　从她的事业中、文章中，可以了解她为儿童、为后代献出她的一颗心。但她如何对待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吧。她同样地如关心所有的孩子那样关心着他们的健康成长，当然更具体些。酷暑，她注意孩子们的卫生和疾病的预防；严寒，问孩子们的寒衣齐备否；她常问工作人员孩子前途安排有无困难，她能帮助的，尽力帮助。有的孩子，休假日到她的住地，她发现后，让保姆取糖果给孩子们。节日，请孩子们一起看电影和晚餐。有的孩子长大了，在“文革”中下放农村，她让秘书写信安慰和鼓励他们。有一年春节，在大餐厅里布置了一棵盆栽龙柏，红绿小灯泡、金银色彩线条、各种文具、玩具、糖果挂满了。龙柏树上灯光闪闪，忽明忽暗。孩子们步入餐厅，欢欢喜喜在圆桌旁就座。孩子们的父亲在门外探视自己的孩子。宋庆龄和孩子们一起晚餐，自始至终春风满面，最后送给孩子们每人一包糖果。她称龙柏树为迎春树。

　　宋庆龄同志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关心身边的人，关心他们的孩子，而对工作则严格要求。对孙中山，几十年来保存他的遗物。她从当孙中山的“学徒”起，成长为得力的革命助手，坚决实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新中国诞生以后，她一直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她热切希望国共第三次合作，把祖国建成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繁荣富强国家。

　　在宋庆龄身边十五个春秋，流水般地逝去。而在她谢世后，人们誉她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称她为“国之瑰宝”、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而我也愈来愈感到在她身边十几个春秋是值得自豪的。

　　一九八六年二月

　　*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辑孙中山与浙江》，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