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明星稀，灯火阑珊，上海仿佛仍在沉睡。我独自伫立阳台，微风习习，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我们这一代学者，大多从小就是宋庆龄的“粉丝”。抗战前在芜湖读小学，抗日救亡激情弥漫于课堂内外，连家中不问政治的老祖父，也要我们阅读“上海大报”，关心时局发展。“七君子”被捕，孙夫人大义凛然，率众前往苏州探监，并且主动要求入狱以示抗议。消息传来，引起全国人民强烈感应。从这时起，我们幼小的心灵就沐浴在她的圣洁光辉中。

　　抗战爆发，逃难到四川江津乡下，进入为安徽流亡学生创办的国立九中。初中阶段，根本没有什么党派意识，但在学生中已经略显不同政治趋向。我们多数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破衣烂衫，形容贫寒。但同学中却有少数是难童保育院送来的，他们虽然也与家庭隔绝，却有公家发的整齐制服与洁白被褥，自然要引起我们的羡慕乃至忌妒。我们常常倚小卖小，怪腔怪调地模仿他们唱歌：“我们的爸爸蒋委员长，我们的妈妈宋美龄。”那时大家都知道“宋家三姐妹”，其中蔼龄口碑最差，因为丈夫贪污、儿女骄纵。美龄虽然能干，但爱出风头，相当傲慢，也不讨人喜欢。我们这些弱小者，仇恨权势，向往正义，只有庆龄最符合青年叛逆期的偶像标准。

　　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并投入革命洪流，逐渐增加了对宋庆龄的理解与尊敬，但是从未奢望与她有任何接触。

　　直到1966年春节，我校老校长杨东莼以“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筹备委员会”名义，把我借调到北京，总算有了与孙夫人工作联系的机缘。我当时正处于困境，1964年10月因所谓“李秀成评价问题”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除整天反省检讨还须随时接受无止无尽的群众批判。老校长一直同情我的不幸遭遇，所谓“借调”实乃变相救援，让我多少能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

　　廖承志是综揽全局的秘书长，杨东莼任副秘书长负责学术筹备事宜。我的任务属打杂性质，除协助东老审阅几种重要书稿外，还要为廖公处理相关人民来信并代为回复。筹委会没有正式办公地点，我的卧室兼办公室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会议室楼上，里面摆满各地捐赠的重要历史文献，最重要的就是李根源家属送来的两大箱书籍和手稿，由我清理分类保管。当然，我的主要任务还是保证《孙中山选集》（两卷本增订版）与《宋庆龄文集》的终审与及时出版。但实际上也无非是代替两位秘书长仔细校阅出版社送审清样而已。由于前期工作非常扎实，我的事务并非那么繁重，不过也不敢有任何失误，因为东老嘱咐最后必须经过宋庆龄先生审阅。全国政协的年长同事谆谆告诫：“孙夫人工作上要求严格，有时批评起来火气很大。”这些话使我颇为紧张，加以又是“戴罪之身”，始终未敢前往拜谒这位“脾气很大的老太太”。几部书稿最终定稿以后，只有恳求秘书处一并转呈。

　　整整有几天我都忐忑不安，难以估量“老太太”将有如何反应。幸好她很快就委托秘书转告，夫人已看过书稿，非常满意，可以送出版社付印。直到此时我才如释重负，总算圆满交差。不过，她也郑重吩咐，《孙中山年表》关于她与孙中山结婚的日期表述，应以正式婚礼为准，因为结婚证书是提前办理的。话虽不多，但我深深理解她对孙先生爱情的真挚，尽管出生入死、磨难困厄，毕竟是她终身难忘的最幸福的岁月啊！

　　我对她的畏惧心理荡然无存，她在我的心目中重新转变成为慈祥的老太太。不过这时北京风云突变，“文革”风暴突起，我被学校紧急调回武汉，接受新一轮更为严酷的批斗，离开北京的时候连向东老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历史不容许假设，但如果没有“文革”，我仍留在北京参与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工作，说不准真会在某一天鼓足勇气去拜谒这位心仪已久的伟大女性。

　　“文革”结束，对于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又一次获得解放。苦心经营多年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付印。究竟请何人题写书名为好？编写组同仁一致主张恭请孙夫人，因为没有人比她更合适。于是由我以个人名义循既往惯例给她写信，除介绍集体编撰的艰苦历程，还着重说明由她题写书名的特殊意义。不知为什么，信发出以后，我竟没有任何忐忑不安的感觉，相信她一定会欣然挥毫。果然，不过一个星期她就寄来题字，横竖两式，各写二张。秘书附言：夫人情绪很好，亲自写了好多张，最后选出这四张供你们采用。编写组同仁皆大欢喜，因为没想到夫人这样重视我们普通教师的唐突请求，而她的题字必将为此书出版大添光采。稍后，武昌起义纪念馆也委托我写信请她题写馆名，她慨然允诺并且很快把亲笔题字寄来，这更是对我们武汉辛亥革命研究者的亲切关怀与有力鼓舞。我们多么希望，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时候，她能够前来看看她亲自题写馆名的武昌起义纪念馆（即当年的湖北军政府遗址，是孙中山曾来过的地方）啊！

　　不料，此后不久，宋庆龄先生的病危消息正式发布，每天报纸上都有她高温不退的报道。我们与全国民众一样，痛苦如感身受，但也只能每天为她祈福。1981年5月29日，全国人民最为敬爱的当代伟大女性终于离开人间。这年10月中旬，我们在武汉隆重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由她题写书名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赢得与会海内外学者一致的好评，可惜她已经来不及看到我们寄给她的精美样书。会议期间，与会学者还特地前往武昌起义纪念馆，纷纷在她亲题馆名前摄影留念，共同缅怀她这份永远不会磨灭的遗爱。

　　我与宋庆龄直接联系甚少，记忆所及也只有几件琐碎小事。但我仍然极为珍惜这些记忆，因为不仅显示出她对辛亥革命的一贯重视，而且蕴含着她对孙中山先生刻骨铭心的大爱。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她立即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1913年“二次革命”失利，她又挺身而出，前往日本与孙中山先生并肩战斗，共同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1915年10月在日本与孙先生结婚以后，“护国”、“护法”乃至北上和谈，始终伴随在孙先生的身边，成为他最为忠诚可靠的战斗伴侣。可以想见，孙先生在晚年的岁月，从她那里获取多少慰藉、关爱、理解与支持啊！

　　1984年春天，孙中山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宋庆龄故居邀请若干外地学者参观。当时孙夫人身边工作老人大多健在，他们亲自陪同并详细讲解。卧室陈设如旧，床头框瓶中康乃馨仿佛仍带露水，那是新加坡友人新近所捐赠。我们循着她日常散步的路线，在鸽棚下与鱼塘边追寻伟人生活的踪迹，中午还品尝老厨师亲自制作的她平时喜爱的菜肴……。我们留连往返，不忍遽离，但总觉得这里缺少一点什么，而又一时说不清楚。所以1993年在东京接受NHK《宋庆龄》历史记录片编导访问时，我脱口而出：“夫人晚年似乎有点寂寞。”日本友人觉得有点突兀，惊讶说：好像只有你持这种看法。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这种感觉有点怪异，但却又长期挥之不去。

　　直到今年4月28日，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资深工作人员留我作半日盘桓，仔细瞻仰了陵墓、故居与纪念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自己那种“怪异”感觉其实并不怪异。因为北京什刹海故居实乃一处官邸，而上海两处故居才是真正的家。北京故居缺少的正是上海故居所独有的家庭温馨。官邸固然富丽堂皇，然而却与民众的市井相距甚远，深宅大院与警戒森严隔断了宋庆龄与民众、与社会，特别是与她所最爱的儿童的联系。所以我才替她感觉寂寞。上海故居保留着孙宋两人世界的浓情蜜意，保留着他们虽只10多年而已化为永恒的爱情。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仍然向来访的客人娓娓叙述着男女主人的生活细节。这里才是宋庆龄真正的家，她永远属于这个家，她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并且安息在最疼爱她的父母旁边。我向陵墓献花，向宋庆龄的塑像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默默地为她祈求冥福。

　　天人相隔，往事如烟。谨以心香一瓣，思念万千，纪念这位世界敬仰的伟大女性逝世30周年。

　　*原载《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三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