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庆龄名誉主席第一号病情公告发布后，慰问信电象雪片似地从国内外飞来。从一九五二年起由宋庆龄亲自创办并且一直关心着的《中国建设》杂志社编委会暨全体同志第一个送来慰问信，并送来了绛红色的玫瑰鲜花花篮。我作为登记信电者，又是在她身边工作的人员之一，边登记、边回忆，心潮起伏，往事点点滴滴不断涌上心头。

　　她对身边工作的人，无不关怀备至。一九六九年，她带我们回上海时，对我说：“把你当作自己人，遇到什么事情，我将永远是你的朋友。你翻棉袄，拿到我家里翻，有熟师傅。”还让人问我：“上海家里有一间房子可以住的，你住吧！”

　　她对国际上的好朋友，热情相待。当埃德加·斯诺在十年动乱中访问延安来到北京时，她设宴款待，选择了保存多年的名酒，自选菜单。那一次，飞机误点，她等到深夜。当斯诺在瑞士病危，她起草一个诚挚的安慰急电稿，要我打字并送往电报大楼。当斯诺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又亲自拟唁电稿，直到凌晨方睡。后来斯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时，她自己由于健康关系不能参加，要我代表她前去。她对路易·艾黎同志也是很关心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为他写了一封保证信，要我送给路易·艾黎。她并叮嘱我路上要注意，必须亲手交给他。她还让我把英文的原信译成中文留着作为档案材料。

　　那时候，她对受折磨、受冲击的革命老干部十分同情。她冒着危险让人给刘少奇主席的孩子们写信，给他们送去《中国建设》杂志。老干部一得到解放，都来看望她，她都热情接待。其中有邓小平副主席和卓琳同志、彭真副委员长和张洁清同志等。

　　这期间，她对受冲击的亲戚们也是关心的，要我写信鼓励他们，并汇款接济他们。

　　她对自己的亲兄弟妹是不忘怀的，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情况。有一次她从外国杂志上看到宋子安去世的消息，她亲自拟了电报发出，表示哀悼。她说宋子安在弟辈中是最了解她的。有一次有一位姓赵的人从山东来信问孔祥熙一家的消息，她让我回信说，问过了从美国来的亲友，得到的回答都说不知道，可能孔家的后代都不在美国了。

　　宋庆龄名誉主席十分认真、迅速地处理日常的工作，这也培养了我们在工作上认真对待，力求迅速，从不积压的好习惯。

　　在抢救她的生命的紧张日子里，她病情起伏，顽强地同病魔搏斗。我强抑住无比的悲伤，学习她的坚强意志和顽强战斗的精神。默默地完成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现在，她已经离开我们了。我想起过去她送我一块缎料时曾说过的一句亲切的话：“这是作为我们紧密合作的一件纪念物。”慈祥亲切的话音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耳际回响……

　　*原载《中国建设》1981年8月“纪念宋庆龄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