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到1950年2月，我在宋庆龄同志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了近五年。这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宋庆龄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儿童，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崇高品德，永远烙印在我的脑中。

　　1946年5月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任务是与上海地下党联系，将药械运送解放区。当时，我心里七上八下，担心难以完成任务。

　　那天早晨，我随曹达同志来到南苏州河路颐中烟草公司大楼一间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宋庆龄同志和几位外国朋友在里面。宋庆龄同志身着黑色旗袍，端庄大方，仪表非凡。曹达同志介绍后，宋庆龄同志首先微笑地对我说：“天佑，欢迎你来我们这里工作，你高兴吗？”宋庆龄同志的普通话略带青浦口音，十分和蔼。顿时，我紧张的心情缓和下来，腆腼地说：“高兴。”接着她又带着笑容说：“那好，具体工作由廖大姐、王太太给你安排吧……”

　　那时，福利会的工作人员连我只有五人，除了廖梦醒大姐和我，其他的是美国朋友谭宁邦先生、凯卜尔小姐和德国朋友王安娜女士。宋庆龄同志每周一、二天或二、三天到福利会办公，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处理福利会的重要事情。

　　我每天除了简单打扫办公室以外，其余时间就是投递福利会的国外信件，以及到邮局领取国外寄来的信件和邮包等各种杂务。同时，还有一件特殊工作，就是代宋庆龄同志通知当时地下党和福利会联系的曹达同志。我记得，每当她叫我到曹达家里时，总是客气地对我说：“天佑，请你通知老曹一下，叫他什么时候来一趟，我有事需要和他商量。”

　　1947年，为了筹备开展儿童福利工作，福利会准备兴建三处儿童福利站。因为福利会资金有限，建造不起大的建筑，我们就用“联总”的活动房屋作为基础，分别在胶州路、通北路、昆山花园内建立起来。宋庆龄同志很关心工程进展情况，除自己到现场去看外，还经常派我去了解具体施工情况。我回来汇报时，她总是问是否可以按计划完成？施工中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她问得很仔细，对建造福利站非常关心。

　　在筹建儿童福利站过程中，宋庆龄同志不仅想到儿童教育和保健工作，而且还考虑到应该给孩子以形象的教育，所以又开始筹建儿童剧团。

　　宋庆龄同志的工作是很忙的，她除了操心儿童的福利外，还亲自抓运送医药药械到解放区的工作。她多次由王安娜和我陪同，到地下党借用的仓库里检查药械包装，多次与王安娜、曹达同志共同研究、商量发运的数量和路线。她常常告诫我们：这些物资运到解放区能救多少人的生命！这是多么宝贵呀，你们要包好扎牢，不要中途损耗。她心里想到的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想到的是在前方战斗的人民群众。

　　福利会工作全面推开了，为了扩大影响，筹募基金，宋庆龄同志又举办“表”的演出。之后，又办了“义卖会”，还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空前盛大的游园会。这时期宋庆龄同志的工作最忙，她在家办公，我几乎每天上她家领取信件，遵照她的吩咐送到许广平、陶行知、于立群、金仲华、叶以群、倪斐君等人家里，以及上海的文艺界、教育界各民间组织。我去她家时，每次都看到她伏案工作，有时一早六、七点钟，就听到打字机传来嘀嘀嗒嗒的声音。一次，我悄悄地问李妈，孙夫人什么时候工作的。李妈笑着说：“小伙子，你还不晓得，你还没有起床，夫人就开始工作了。”

　　临近解放时，宋庆龄同志代表解放区救济总署向“联总”争取到大批解放区应得的药械和大米、奶粉等食品。她派我到赵朴初同志那里协商抢运工作。这批物资数量大，我们用了十几辆卡车抢运了两个多星期才运完，除了医药器械由福利会特租仓库储存外，大米和奶粉堆放在上海各寺院与庵堂。这批物资后来成为解放初上海市各界人士组织起来的上海临时救济会的物资基础。有一天，宋庆龄同志和廖梦醒大姐找我谈话，她们说，为了防止国民党败退发生混乱，决定将十几条黄金转移到安全之处，并且说要暂放在我家里。说罢，宋庆龄同志亲手将这批黄金交给我，慎重地对我说：“天佑，这是会里一部分资金，请你负责拿去保存，要绝对保密，千万不可走漏风声……”这些黄金是福利会多年积蓄起来的财产，它作为此后福利会的活动经费。捧起这些黄金时，我望着宋庆龄同志那慈祥可亲的面庞，心里对她充满了无限尊敬、钦佩之情。

　　*原载《文汇报》1981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