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的宋庆龄同志经过与病魔的顽强搏斗，终于与世长辞了，我站在她的遗像前，凝视着她那慈祥的面容，回想起她老人家长期以来对我全家的亲切关怀，怎能不百感交集，悲痛万分呢？
宋庆龄同志是个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志的出色继承人。她在少女时代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她与中山先生结为伴侣，在革命的艰苦岁月中形影相伴，给中山先生以巨大的支持。她那高贵的革命感情和坚贞的革命情操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是越南华侨、镇南关起义烈士张云田的儿子。1919年在云南讲武学校骑兵科毕业后辗转来到广州，1920年经父执介绍追随孙中山先生，总统府成立警卫团时任上尉团副官，后升任机枪连少校连长。我与第二连长叶挺一起掩护过宋庆龄同志突围脱险。后来，在永丰舰上孙中山先生任命我为大元帅副官，并委派我带信到梧州、柳州沿途请救兵。孙中山先生离舰赴上海后，我也转移到上海。
在上海，我接受了孙中山先生交给我的新任务：押运一船军用品和慰劳品到福州去慰问东路讨贼军。那时宋庆龄同志在上海热心做筹募工作。那一捆捆的棉衣、被服、手巾、牙刷、口盅、筷子和医药用品等，都是她从各地募来的。孙中山先生命令我押运时，宋庆龄同志还叮嘱我小心谨慎。在我完成任务后，我又受孙中山先生委派，赴越南筹款讨贼。
1923年春间，孙中山先生和夫人从上海回广州成立大元帅大本营时，我也从越南回到广州了。这时我在大本营担任交际工作。因为很多时候要亲自向中山先生汇报工作，所以见到夫人的机会也多了。我常见她整天埋头工作，为孙中山先生书写英文文件，经常打字到深夜，每天晚上都念英文报纸给孙先生听。宋庆龄同志出身于富有家庭，又到美国留过学，但和孙先生结婚后，过的都是艰难穷困而危险的日子。她对人和蔼，不摆架子，对我们这些副官、卫士都是平等看待。
解放后，我虽然没有和宋庆龄同志见面的机会，但我和中山先生生前的一些卫士在南京中山陵墓工作时，遇到生活上的困难，写信给她，她都亲自给与支持帮助。1961年，我因病调回广州市参事室后，因为中山纪念堂的修建事，和每年对孙中山先生的两次纪念活动，我都写信向她汇报，她每次都要秘书回信表示感谢。她还关心我四个孩子的成长，孩子小时，寄儿童刊物来，每年必寄来挂历、贺年片。我的大儿子张华鸿考进华南师院英文系后，宋庆龄同志知道他已上大学很是高兴，从此经常寄来英文书刊，还用英文亲笔书写赠送。我的二女张华清分配到广州机电局幼儿园工作时，她又亲笔签名写信鼓励。我的三儿张华安写给她一张书法条幅，她便要秘书回信说：“愿张华安的字越写越好，要用书法的传统艺术为人民服务。”我的儿子张华强参军入伍后，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立功受奖，她马上亲自签名回信鼓励。她的关怀、教育，促进了我的小孩健康成长。
现在宋庆龄同志是永远离开我们了，但她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一定要学习她那高贵的革命品质，把她的关怀教育铭记在心，并教育好后一代，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南方日报》198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