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5月29日二十时十八分，一颗伟大女性的心脏在北京停止了跳动：孙中山先生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不幸逝世了！
我跟随、陪伴宋庆龄同志整整二十九年。每当我回忆起与宋庆龄同志亲如姐妹、朝夕相处的那些日日夜夜时，我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和不平静啊……宋庆龄同志的音容笑貌和流逝而去的历历往事，又在我眼前一幕幕映现了出来。
记下那些与宋庆龄同志在一起时的闪光的、宝贵的回忆吧，仅作为我对宋庆龄同志深切的哀悼和思念……
1952年3月，一个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日子。
这天中午，我刚吃好午饭走出中国福利会托儿所饭厅，突然，福利会人事科陈文藻同志从后面叫住了我。她对我说：“人事科长邹尚禄请你去，有要紧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有什么要紧的事呀？我一边猜测，一边跟着陈文招来到人事科办公室。周常鹿同志笑着给我让了座，开口就问我：“钟兴宝同志，派你去宋副主席身边工作，你愿意吗？”
“宋副主席身边？”我又惊又喜又紧张。惊的是党和人民竟把这样重要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喜的是我将要在孙中山先生夫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边工作了；紧张的是我自己不识字，没有文化，能干得了吗？我点了点头，又不安地问周常鹿同志：“我能行吗？”
周常鹿同志笑着说：“行。这是组织上经过挑选才决定了的，是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
“那……我服从领导安排。”我果断答应道。
当天下午，由陈文招同志陪同，我们俩乘上了福利会的小车，直向坐落在淮海中路的宋庆龄同志的居住处而去。
在警卫战士的带领下，我们的汽车继续往前开。经过一个绿嫩红肥、芳馨扑鼻的小花园，来到一幢日本式的两层小楼房前停下。这时，一位身材胖胖的三四十岁模样的妇女迎了上来，她就是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十八岁就跟随宋庆龄同志工作的李燕娥同志（即李妈）。她热情地挽住我的手，把我领进小楼，来到楼下。
楼下有电话间、会客厅、厨房间、秘书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就餐处。李燕娥同志带领着我直接来到楼上，指着一扇虚掩着的红漆房门对我说：“这里就是宋副主席的卧室了。”
说着，李燕娥同志就把我领进了宋副主席的卧室内。
（二）
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一个简朴而又十分整洁的房间。正门五斗橱的上面墙上，高挂着一幅孙中山先生与宋庆龄同志站立着的合影照片。另外，除了大衣柜、梳妆台和一只沙发椅外，就是宋庆龄同志的卧床了。
李燕娥同志把我领到宋庆龄同志的床边，对正患感冒卧床休息的宋庆龄同志说：“副主席，福利会派来的同志到了。”
“来了？好。走近点，让我看看。”宋庆龄同志从床上欠了欠身，对站在李燕娥同志后边的正忐忑不安的我，用一口纯属的上海话说。我听到宋庆龄同志招呼我，就壮着胆走到她的床边，拘谨地轻轻地喊了声：“副主席，您好。”趁这当儿，我细细一打量她，发现她竟是那样的消瘦，那脸色因工作劳累和病的纠缠，显得那样苍白。但她的两眼却是那么有神，那么热情。
宋庆龄同志微笑着把左手从米色被面的被窝里抽出。拍了拍床沿对我说：“来，坐下。”
我仍是拘束地摇摇头，说：“我就站会儿吧。”
她也不勉强我，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叫钟兴宝。今年三十八岁。”
“好。兴宝，从今天起，我们就要朝夕相处，在一起工作了。你可不能退退缩缩地象个小姑娘似的。别拘束，啊！这里就当作是你的家，我们都是亲姐妹呀！哈哈……”说着，宋庆龄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
顿时，我仅存的一些紧张和拘谨的感觉，都被宋庆龄同志那平易近人的风度和神情冲散了。我望了望站在一边的李燕娥同志，她也禁不住轻轻笑出了声……
从此，我就在宋庆龄身边开始了工作。
宋庆龄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在上海、北京两地都有居住处。工作繁忙时，有时一个月要往返于上海、北京好几次。我来到宋庆龄同志身边后，就接替了原来李燕娥同志的具体工作。除了精心照料宋庆龄同志的日常生活外，还要替宋庆龄同志传信、送文件。空余时间就是做一些换换洗洗、缝缝补补的工作。而李大姐则分工搞外务，直接指挥厨房、采购员。所以，宋庆龄同志每到一个地方，她总要把我带在身边，而李大姐是常驻上海的。
宋庆龄同志常常笑着对我和李大姐说：“你们不要认为是做我的阿妈（上海话：保姆的意思），其实呀，你们是我的贴身警卫员和女副官。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你们就是我的亲姐妹。你们为我分担了这么多家务小事，就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为党为人民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共同的，一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呀！”
（三）
上海。宋庆龄同志的卧室对门就是她的书房了。我们敬爱的宋庆龄同志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
这是一个不很大的书房。临窗放着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办公桌边有一只专门用来放置文房四宝的茶几，正中放有一张玻璃台面的小圆桌，桌上放有一架英文打字机。这张小圆桌又是宋庆龄同志的餐桌。这里还有一架古老的钢琴。钢琴上面的墙壁上，挂有一张放大了的孙中山先生的照片。
宋庆龄同志工作繁忙。除了有外事、会议和接见等任务外，平常的时间她大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每天清晨，按我们工作人员的作息时间，我是五时就起床的。从五时到六时吃早餐这段时间里，我除了整理卧室等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整理书房。我把宋庆龄同志所要用的笔墨纸砚准备停当以后，就一齐放在办公桌旁的小茶几上。然后把烟罐里的香烟备好，再沏上一杯茶，供宋庆龄同志取用。
有时因公务繁忙，宋庆龄同志常常在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工作。于是，每到隔夜临睡前她就要吩咐我：“兴宝，替我把东西停当好，夜里我要办公。”
宋庆龄同志在办公或写文件时，不许任何人去打扰她。她需要绝对的安静。记得我刚来到她身边工作时，有一天夜里，大约是凌晨四点多钟吧，我一觉醒来，发现宋庆龄同志床上空空的，书房里亮着灯，就悄悄起了床，为她沏了一杯茶，送到书房门口，为了不惊吓正聚精会神工作的宋庆龄同志，我就用手轻轻敲了敲门，轻声喊道：“副主席，副主席，喝一杯茶吧！”谁知这一下把宋庆龄同志的工作给打断了。她站起身走到书房门边，严肃地对我说：“兴宝，以后我在办公，你就不要来端茶送水了。我自己会的。啊？你只管睡你的觉好了。”说着，她伸出双手接过我递上去的茶杯，对我点点头，笑着说了声：“谢谢你。”就又忙着回到办公桌前工作起来了。
自那次后，宋庆龄同志深夜工作时，我就不再去打扰她。但每当夜里我听见宋庆龄同志窸窸窣窣起床声，我的心里总感到有所不安。我就问她：“副主席，要不要我……”
每当这时，她总摇摇手，轻轻打断我的问话说：“没有事，没有事，你睡你的好了。”事后，睡在隔壁的李大姐告诉我说：“她呀，就是这样一个脾气。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了。”
唯一需要我到书房里帮忙的是她用毛笔写字的时候。我站在一边，先替她把墨磨得浓浓的。然后，她饱蘸浓墨，写了一张又一张的毛笔字。每当这时，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些墨迹未干的纸片分别晾开摊平在书房里。沙发椅上，圆桌上都放满了，再往地板上放。每当宋庆龄同志写毛笔字的时候，她时常要对我说：“兴宝，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读书时都是用钢笔写字的。毛笔根本连碰也不碰一下。如今请我题字、写诗的人多了，我就不得不练习练习呀！”
（四）
1972年初，宋庆龄同志得了皮肤病，全身产生了严重的脱皮现象。据说是服了药以后产生的药性反应。这皮炎很严重，患处干燥发白，又痒又痛。皮肤一片一片地脱落下来，掉在地毯上。就是这样，宋庆龄同志还坚持着到书房里办公。我劝她休息休息，她总是不答应。
1981年5月12日清晨五时左右，这时已是宋庆龄病危的时候了。她突然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对守候在她身边的我说：“兴宝，扶我起来，我有事要做。”
我忙把她扶了起来后，她又大喘着气说：“我要到……书房里去……”
我一个人扶不动她，就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顾金风一起，分一左一右搀扶着她来到书房。一坐下，她就对我说：“兴宝，准备笔墨，我要写字。”
我把一切准备好以后，宋庆龄同志由我抱着后背，艰难地握起毛笔，蘸足了墨，然后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韬奋手迹”四个大字。写好了，她还不满意，又写了两张，说：“让粹缜（邹韬奋夫人）选着用吧！”这才让我们搀着重又回到病床上。一躺下，她就轻松地舒了口气对我说：“我现在放心了。”事后，我从沈大姐那里才知道，这是宋庆龄同志为一本将要出版的书《韬奋手迹》所题的书名。
1981年5月14号，“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召开前，宋庆龄同志因病而不能出席大会，她重重叹着气，表示遗憾。她又要挣扎着下床，象前天那样去书房写信，可是，身体实在虚弱，病情愈发严重，力不从心了。于是，她让我把笔和纸取来，就躺在病床上，托着木板给儿童节报告会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去。
这两次宋庆龄同志所写的东西，没想到竟成了她一生中最后的题词和遗墨！
宋庆龄同志就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忘我地工作着的。平常，她除了要处理大量的文件材料外，每天还平均向外发出一二十封信件。遇上有些外交上的事务，她自己还要亲自使用那架英文打字机。
中国福利会下属有七个部门。这七个部门本身有着大量的工作。每天傍晚前，他们各自把文件和材料送到大门口的传达室，然后由秘书把文件送到宋庆龄同志的书房里。第二天一早，各部门就能在上班前从传达室里取到经过宋庆龄同志亲自批阅圈点过的文件和材料了。由此可见，她对工作是抓得多么紧，对时间是抓得多么急呀！
（五）
宋庆龄同志为了工作，时间抓得很紧很紧。她忘却了休息，忘却了疲劳，把整个身心放在了党的事业、放在人民群众的福利事业上去。
“文革”前，还没有电视机什么的。家里常要包电影，放映给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看。但宋庆龄同志却很少光顾。饭厅里放电影，她就一个人在书房里办公。我们也不惊动她，因为就是请她一起下来“消遣消遣”的话，她也不会同意的。
68、69年间，有关方面给宋庆龄同志送来了一架黑白电视机。按理说，这架电视机应该放在宋庆龄同志的卧室里，供她一个人观看。可是，电视机到家的那天，她就吩咐我和李大姐一起把这架电视机搬到了楼下饭厅里，让工作人员去看，自己却从来不去看。有时，遇到有较新鲜一些的电视节目，我就预先对宋庆龄同志说：“今晚有好电视，一起去看看吧！”但是，她总是笑着推托说：“不，电视机这玩意伤眼睛，我不能看。我要把眼睛保护好了，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呢！”
她除了看看每天的几份主要的报纸外，唯一的消息交流者便是一架旧式收音机了。每天上午八时和傍晚七八时左右，她就要打开收音机，听一些当天的新闻报纸摘要节目和联播节目。直到1981年2月—5月间，她病危的时候，还躺在病榻上关心着国家大事，让秘书张珏为她读报纸、讲时事。
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她是时时放在心上的。记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那些天里，我和宋庆龄同志正好在北京。每次参加吊唁活动回来，她总是静静独坐着流泪，重重地叹气。我对她说：“太太，你自己身体要保重。”她就叹着气对我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平日里，她也常常对我说：“没有总理，文革不知要搞到怎样一天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都在上海。北京传来噩耗后，宋庆龄同志一边亲自动手和我一起整理行装，一边又是重重叹着气，流着泪说：“唉，国家又去了要紧人。”
宋庆龄同志平时是很沉着的、冷静的。但只有在这两件事上，她却常常叹气流泪。由此可见，她和老一辈革命家之间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呀！
宋庆龄同志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只圆形的银质的小镜架。这是一个小碗口大小的银质镜框，厚实的玻璃下，镶嵌着孙中山先生生前拍摄的一张二寸的小照片，照片已经发黄了。但是，宋庆龄同志无论到上海还是到北京，甚至是出国访问，她都把这只镜框随身带着。每到了一个地方，她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镜框用布擦拭得干干净净，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床头柜上或一眼就能望见的柜橱上。
（六）
宋庆龄同志对我们下属人员，包括从服务员到门卫战士，直至工作人员的直系亲属，都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着的，和我们保持着平等地位。记得刚来到宋庆龄同志身边工作时，我们都拘谨地称呼她为：“副主席”、“首长”。一次，宋庆龄同志借和我与李大姐一起去花园散步的时候，亲切地用手挽住我俩的肩膀，让秘书为我们留了张合影。留影后，她又把我们邀到一边坐下，恳切地对我俩说：“李大姐、兴宝，我给你们提个意见，好吗？”
我们点点头，一齐诧异地望着她。
她笑了笑，慢慢地说：“其实也没什么事。只是你们总称呼我为‘副主席’、‘首长’的，我感到很别扭。我们已是一家人了，不必用这些官衔，要知道你们这样一称呼，在我们之间就无形中有了一条界线，我要求你们不要这样喊我了，好吗？”
“那喊你什么好呀？”李大姐总是这样直筒子。她直截了当地问宋庆龄同志。
“除了不称官衔外，随便你们喊就是了。”宋庆龄同志随便地回答道。
后来，我和李大姐一再商量，决定称呼她为“太太”。所以，直到后来，除了沈大姐（粹缜）习惯地喊她夫人外，我们一直是这样称呼她的。
在宋庆龄同志关怀工作人员、与我们保持平等的事上，她怎样对待李燕娥同志，就是一个例子。
记得在1981年2月5日凌晨三四点钟。宋庆龄同志的老警卫员把我从蒙眬中轻轻唤醒。他把我叫出卧室，沉痛地对我说：“兴宝，李大姐在医院过世了。”我一听，又惊又悲，抑制住心头的酸楚，却又不敢惊动才睡着不多会的宋庆龄同志，便跟着老警卫乘车来到北京医院，把李燕娥同志的遗体搬到太平间。又为她换衣整容。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忙赶回北楼，来到宋庆龄同志的卧床边。这时，宋庆龄同志已经醒了。为了不让她一下子受到这噩耗的打击，我站立了一会，才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同志。我轻轻地对她说：“太太，李大姐已经离开我们了。刚才我已去医院，把她换了房间了。”
宋庆龄同志一听，顿时泪水盈眶。她长长叹了口气说：“唉——没办法，恶病致命哪！”她大口大口地喘息了一会，稍稍平息下来，就对我说：“兴宝，李姐生前我答应过她，把她的骨灰盒和我安葬在一起。这件事，我已和沈大姐说过了。到时你要提醒她一下，千万别忘了，我记得，万国公墓我父母坟地有八个穴……”
（七）
3月上旬，沈大姐从上海来到北京，带来了宋氏墓地的图纸，向宋庆龄同志汇报李姐墓地的安排和埋葬事宜。宋庆龄同志一面回顾着李姐对她的好处，一面用手亲切地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并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泪水滴滴点点落在了李姐的骨灰盒上……
我们工作人员是分居北京、上海两地的。除了我是跟着宋庆龄同志来去之外，其他同志基本上留驻在两地。我们工作人员由我、李燕娥，管理员张友、周和康、唐江、陆春林、黎傅、小杨、钟松年及司机等十余人组成。逢年过节，宋庆龄同志总忘不了要给我们送一些东西，一年总有那么几次。
夏天到来之前，一般是在端午节和“五一”节，她就把早已预备下的衬衣、短裤、草帽等东西分送给我们。冬天，一般是在春节前，她就把制服、帽子、围巾、毛衣、手套等一些越冬防护品分送给我们。我们每次向她表示谢意时，她总严肃地说：“这算得上什么呀，仅表示我个人的一点心意吧！”
北京故居的老服务员钟松年同志，他早年家中孩子多，吃口多，经济很困难。宋庆龄同志知道后，一直慷慨解囊地把钞票和孩子们的衣物用具、糖果点心送给老钟同志。每逢星期日，她还把糖果点心送给下属所有有孩子的工作人员。任凭工作繁忙，她这件事却始终不会忘掉。我清楚记得，每到星期六，她就掏出钱交给我，让我把她早就列好的购买糖果点心的单子和钱一齐交给管理员，由他从速去办理采购。然后，她再亲自把买来的糖果点心分成一包一包，交给我去楼下逐一发送。对于在上海，或在北京的同志，她就设法托人捎去或亲自打长途电话通知对方的管理员去购买采办、分送。宋庆龄同志常说：“我搞的就是为孩子和人民造福的福利事业，怎能把就在自己家里的事反而疏忽了呢。”管理员小张与服务员小杨来到宋庆龄身边的时候，还只是些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宋庆龄同志是看着他们成家立业的。1959年的5月4日，在宋庆龄同志的亲自建议下，小张与小杨同时举办了婚礼。宋庆龄同志很高兴，她说这是自己家的大喜事，要庆祝庆祝，并特意自己掏出了钱，在楼下小饭厅里为小张和小杨办了两桌喜酒席。还特意请小张和小杨把各自的爱人和亲戚带来家中，一起参加宴会。
宴会上，宋庆龄同志高举酒杯，向新郎和新娘作了热烈的祝贺。
不久，小张和小王又都各自有了孩子，宋庆龄同志对他们更关心了。每逢节假日，她总要掏钱买些小玩具、糖果什么的东西，送给他们带回去。
记得正当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那些年头里，我大儿子尤顺孚正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宋庆龄同志知道后，便在每个星期六下午特意给顺孚准备下一些面包之类的食品，以便顺孚来我处度星期日后带回学校去慢慢吃。有时，顺孚有事，星期六下午没来，她就要问：“兴宝，今天顺孚怎么没来呀？打电话叫他来。”有一年的10月1日国庆节，北京举行庆祝游行。我儿子顺孚作为首都民兵师的成员，参加游行。那时，要求民兵师的同志一律穿藏青色的学生装。顺孚没钱做衣服，时间又来不及。宋庆龄同志知道后，就让我打电话把顺孚叫来，说她有办法。
（八）
顺孚接到我的电话，很快就来到了。我把他领到宋庆龄同志面前。他叫了声“太太”，宋庆龄同志劈头就问：“顺孚，你参加民兵师游行没有衣服的事，为什么不跟我说呀？来，我替你买了一身衣服，你看看合适吗？”说着，她就让我从大衣柜里取出三天前就买下的藏青色学生装，亲手递给了顺孚。
顺孚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穿上衣服一看，不肥不瘦，正好。他含着泪向宋庆龄同志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太太”，就想告辞。谁知宋庆龄同志说：“慢走，你看这领子里光秃秃的，好看吗？”说着，又让我取出一件崭新的衬衣给了顺孚，然后才对顺孚说：“把它穿在里面。小伙子嘛，要打扮得精神些嘛！”
直到如今，我儿子顺孚还完好地保存着这身珍贵的衣服呢！
每逢节假日和星期天，本地的工作人员都回家休息去了，只剩下我、李大姐和宋庆龄同志。每到那天，她总要对我和李大姐说：“去，去，今天星期天，你们俩去玩玩，到老城隍庙去兜兜看看。”我们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在家里，她就说：“你们只管去‘白相’就是了，家里的事我一个人能行。”于是，我和李大姐便结伴出去舒心地“白相”了。
有时，我们都不出去，宋庆龄同志就邀请我们一起去花园里散步、赏花、谈心。再不，就一起坐在阳台上，海阔天空地谈家常。直到如今，我还珍贵地保存着一张宋庆龄同志和我们俩在花园里散步时留下的合影呢！
1973年初，我患了肠粘连和高血压等病，昏过去了两次。上海的有关领导知道后，很为我担心。他们决定让我回到我的家乡苏州木渎镇去休养，并通知了我儿子顺孚前来上海领我回去。那天，正巧是3月8日妇女节的第二天，顺孚来了，领导同志把送我回去的小车也备好了。我在顺孚的搀扶下，来到宋庆龄同志卧室向她告别。这时，宋庆龄同志正处于生病期间，她望着我和顺孚，哭了。她一边用手绢擦着眼泪，一边对我说：“让你走，我也没办法。你回去后好好养病，身体好一点，就到上海来玩玩。”说着，她又对一边站立着的顺孚说：“顺孚，回去把你妈放在你工作的医院里治疗，你就替她写信，把她的身体情况告诉我。”
汽车在楼下发动了，我的行李用品都已搬上了汽车。我在顺孚和李大姐的搀扶下含泪告别了宋庆龄同志。她一直把我们母子送到楼梯口，倚在阳台上向我们挥着手，直到我们的汽车离开了她的视线……
（九）
在家乡治病的那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宋庆龄同志。由于其他原因，顺孚也从没有将我的病情写信告诉宋庆龄同志。
4月7日的那天上午，我第一次收到宋庆龄同志写的信。
我和顺孚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信封一看，咦，怎么信封里还放着信封呀？只见大信封里夹着两只小信封，并且这两只信封上还都开好了上海和北京两地的地址，上面写着“林泰收”的字样（林泰是宋庆龄同志的笔名）。啊！原来这是宋庆龄同志为了让不识字的我能写信去，而把信封都开好后寄来了呀！顿时，激动的泪水模糊了我和顺孚的眼睛。
从字迹上看出，信是秘书张珏写的。而后面的“林泰”两个毛笔签字，却是宋庆龄同志亲笔签上的。信的内容很简单：
“兴宝：
你和顺孚的信都已收到。从信中知道经治疗，你的身体渐好，又有一间临河的舒适的房间可资居住和休养，这是为你高兴的。
顺孚要买专业用的医科书，向这里各书店搜寻无着，等将来到北京时再觅购。
祝你一家都好
林泰
一九七三年四月四日”
1973年5月4日，宋庆龄同志又从上海寄来了第二封信。信上这么写着：
“兴宝：
你信中所说吴县木渎地区经常路有弃婴一事，应该由当地政府处理。
近来你身体好吗？手脚行动怎样？有可能来上海一个礼拜吗？请即答复。
祝你一家都好！
林泰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日”
信中两句问候词句下，宋庆龄同志还特意用笔划了出来，以着重问候。
我知道宋庆龄同志工作很忙。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但是她在百忙中仍这么惦记着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我的心一次次激动着，我更加惦念她了。
1973年5月上旬，我的病情已有好转，身体基本上恢复了健康。我决定独自去上海一次，看望看望宋庆龄同志。
那天，我到了上海。李大姐见到我，亲热地对我说：“兴宝，我还以为你起不来了呢！你又来了，很好，很好。太太这些天来，一直在念叨着你呢！”
我熟门熟路地来到书房，宋庆龄同志已经从书房里走出来了，她用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眉开眼笑地说：“兴宝，你来了……”
几句寒暄后，她拉我坐下说：“兴宝，你这次来了，就不要再回去了。一直留在我身边吧！”我担忧地说：“太太，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健康，怕不行吧……”
“不要紧，不要紧。我另用人顶你的工作。你就呆在我身边，别离开我了。”我话还没说完，宋庆龄同志就果断地作了这个决定。接着，她又让秘书打长途电话给苏州木渎的顺孚，让他快把我的行李衣物送来上海。她决定不再让我走了。
（十）
从此，我又回到了宋庆龄同志的身边工作了。
宋庆龄同志对担任警卫任务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的。
在北京故居花园和院子内，种有几棵苹果树、梨树、枣树和杏树。每年当果子成熟后，她就让战士们采集下来分着吃了。战士们把一些好的果子选挑送进来，她总让我留下几个，然后把大部分退还给战士们。她对我说：“一共才这么些东西，就给战士们吃了吧。战士们日夜值班，够辛苦的了。再说这些小花园也都是战士搞的。”逢年过节，宋庆龄同志总要事先关照管理员，要厨房加菜、包饺子给战士们吃，作为对战士们的节日问候。
1972年春节前夕，我正和宋庆龄同志在上海。这一天，宋庆龄同志让管理员去采办了不少桔子和香蕉，托人捎带往北京，并亲自挂长途电话，让秘书转达她对战士们的问候。她说：“春节到了，我不能回家和战士们一起过节日，这点东西，是对你们日日夜夜辛勤工作表示敬意。”
1980年11月初，警卫班战士们在排长刘光生带领下，把院内河塘中多年没挖的污泥挖了。宋庆龄同志见战士们很辛苦，弄得满身泥水，就告诉秘书说，战士们很辛苦，准备去买二百斤猪肉，给战士们改善改善伙食。连队干部知道后，谢绝了。但宋庆龄同志总觉得过意不去。她又掏出二百元钱交给我，让我带给连队干部，说是对战士们的补贴。可是，连队还是不肯收。我只得把钱交还给她。为此，宋庆龄同志很是过意不去。最后，她还是建议给连队放映了两场电影，才算表示了她对战士们的一片心意。
1970年初，战士们在南湖池塘内打捞到一条二十三斤半重的胖头鱼，是一个战士在大家没办法捕捞的情况下，用饭堂里烧火用的长铁钎刺中的。宋庆龄同志见了很高兴，她让我去取来一把菜刀，让厨师把鱼居中一剖为二，一半送给了战士们，另一半则叫秘书给正患病的周总理送去了。自己，连一片鱼鳞也没留下。
1981年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代表该大学授予宋庆龄同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证书。在这之前，宋庆龄同志就已经卧病几个月了，白血病无情地折磨着宋庆龄同志，使她说一句话就要喘上一阵。为了实现宋庆龄同志最后的愿望，为了让她参加这次授证活动，北京医院的部分医护工作人员作出了最大的努力，稳定了宋庆龄同志的病情。又是医护工作人员们亲自护送她去完成了这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活动。为此，宋庆龄同志对这批医护工作人员充满了感激之情。每当她神志清醒的时候，她总是紧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连连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于是，宋庆龄同志决定趁自己有生之日，举办一次茶会，酬谢医护人员们，以表达她对医护人员的一片感谢心情。
1981年5月10日，她把自己的意愿向身边一位工作人员讲了。她嘱咐她速去通知管理员和秘书，马上去采办一些瓜果点心，以作茶会招待之用。谁知这件事竟没能如她之愿。
（十一）
原来负责采买的那个工作人员，是新来不久的同志，一时疏忽，竟把宋庆龄同志的嘱咐给忘了。宋庆龄同志整整等了一个下午，瓜果点心还没买来。她一问，才知道是那位同志失职了。为此，宋庆龄同志很生气，她持续着长长叹着气，用手轻轻捶着床沿。
我知道这事情后，见她这样生气，怕对她的病情不利，心里十分焦急。傍晚，我坐在宋庆龄同志的身边，用手抚摸着她的手，安慰她说：“太太，你千万不要生气，这事还来得及。等明天我一定去把这件事办到。再说，这件事我也有责任的……”
宋庆龄同志睁开眼，凝视住我说：“不，这事你不知道，不关你。现在我决定不办茶会了，我要举办一个答谢宴会，把所有的医护工作人员一起请来……”
我听宋庆龄同志说完这些话，立即下楼来到秘书室，把宋庆龄同志的指示向秘书张珏作了传达。张珏同志迅速用笔记下了我的传达，第二天就通知管理员去采办了菜类，并同时向曾在宋庆龄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全体医护人员发出了邀请。
1981年5月12日。三四十名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餐厅里举行了一次意义深长的宴会。
晚上，席尽人散，宋庆龄同志拉着我的手，欣慰地说：“兴宝，这一件事，我总算称心了。”
宋庆龄同志对同志、对下属，对医护人员，对警卫战士是这样的关怀备至，而她对自己却事事处处都十分严格。尤其是她的日常生活，更是艰苦朴素。
她从不挑食拣食，对于吃菜是很随便的。平常她工作忙，一般就餐是在书房里的。一天三顿由我从厨房里搬上去，所以，我最清楚了。
她除了会见宾客、举办宴席外，自己从不点菜。平常的菜很普通，两菜一汤，其中一荤一素。数量不要多，因为数量多了吃不了，倒了怪可惜。有时剩下的菜多了，她就关照我留着下顿吃。她常常这样对我和李燕娥说：“我们生在福中要知福。”她还常用这样一句方言告诫我们：“有福守福，不要作孽。”意思是要珍惜幸福，不要白白糟蹋和浪费了得来的幸福生活。
有时，我们工作人员炒了一些青菜，认为是粗食，不拿给她吃。宋庆龄同志知道了，就让我去盛来给她吃。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不要以为炒青菜不行，炒青菜我也要吃，里面的营养价值可高呢！鱼翅海参听听很了不起，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宋庆龄同志平时最爱吃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雪里红”腌咸菜。这种咸菜又经济又方便，每年雪里红上市的时节，她就要让我亲自腌上满满两大缸，放进冷库里，待熟后，慢慢吃。她还爱吃辣椒。一些菜里，她总要让我放上一些。我最拿手的豆腐干炒辣椒，则是她最爱吃的普通菜了。
（十二）
春暖花开的时候，宋庆龄同志还常常利用星期天和下午休息时间，邀约我或者李燕娥大姐一起去花园里挑野菜“枸杞头”（枸杞的嫩芽），挑剪回来后，洗干净，或炒，或拌，她很爱吃。“文革”期间和平时有的星期天，她就戴上大沿草帽，披上大氅，和我或李姐一起去池塘边坐上几个小时，钓几尾鱼，然后拿回家交给厨师，煮了大家一起会餐。宋庆龄同志很有耐性，所以，她能钓到鱼，而且比我和李燕娥两人加起来的还多。
宋庆龄同志从不吃零食。就是深夜起来办公，她也最多泡一杯茶，抽几支香烟。有时，我把我自己买的饼干一类食品送给她吃，她总是笑着谢绝，说她从没有这个习惯。
她对穿衣也极爱惜。她家里备有家常和外事两套服装。在家里时，就穿一般普通的衣服。只有遇有外事活动，她才经过选择，穿上质料好的衣服。但是，当外事活动结束回家后，她就又马上脱换上家常便服了。
记得有一次，她刚从外面回家，脱下脚上的长统丝袜时，发现这双丝袜上跳了长长一路的丝。为此，她十分痛惜，不停地“啧啧”惋惜着。我对她说：“太太，一双丝袜没什么，这双放起来算了，不要穿了。”
宋庆龄同志连连摇着头对我说：“不能，不能，这双袜跳了一路丝，补一补还可以穿。外事不穿，家常穿穿还是行的。”说完，她把袜子递给我说：“兴宝，这得看看你的手艺了，你能把它补好吗？”
我很快就把它补好了。后来，宋庆龄同志果然一直穿着它。
宋庆龄同志家常穿的衣服、鞋子，基本上都是我给她制做的。往往是她在一边指导着怎么做、怎样裁剪，我们一起合作着完成的。遇上一些式样较新颖的衣服，她就在一边画着草图给我看，或者找来衣服的样子让我参照着做。我的缝纫机技术，就是在宋庆龄同志手把手的指导下学会的。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宋庆龄同志所做的服装，全都是具有我国传统特点的女服式样。
宋庆龄同志北京家中的一套家具，无论款式与色调，都是不成套的。但就是这不成套的家具，宋庆龄同志还对它们百倍爱惜。她和我一起为床头、椅子、落地台灯缝制了些套子，套在上面，以达到保护的作用。
宋庆龄同志常常在深夜起床工作，夏凉冬寒，我生怕她受了凉，提出了建议，要给她做一件御风寒的躺衣。她很高兴地同意了。但是，她却不取出现成的整料来做，而是与我一起翻找出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普通布料和织锦锻料子，拼凑着做了件特殊的躺衣。如今这件躺衣陈列在北京故宫里。乍一看这件躺衣好漂亮，殊不知这是我和宋庆龄同志一起一针一线拼凑了二十六块的“八卦衣”呀！宋庆龄同志常披着它笑着对我说：“兴宝，你别小看这件‘八卦衣’，披上它还挺御风寒呢！”宋庆龄同志平时不常添新衣服。旗袍、上衣瘦了，在夹缝里接上一条再穿。这在1981年6月2日《人民日报》上王光美同志一篇名为《永恒的纪念》的文章中就提到了。
（十三）
宋庆龄同志有一套梳妆用具：一把象牙梳子，一根用来挑头路的骨钻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一齐盛放在一只碗口大的盆子里。这套用具还是宋庆龄同志出嫁时的陪嫁品呢！可是，这套用具一直用到宋庆龄同志逝世为止，仍保管得好好的，没有损坏。
每天清晨，五时到六时左右，我就用这把象牙梳子，替宋庆龄同志梳理头发。她的头发是常年留着的，几十年来从没修剪过。无论发型怎样变动，她总要叮嘱我：“兴宝，要保持我们民族的传统呀！”当我按照她的指点，把发型做好后，她又让我从左右不同的角度去看，有时还担忧地问我：“兴宝，你看这样好不好？不要象个外国人呀！”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记得那天，宋庆龄同志收到了一些单纯的孩子的来信，孩子们在信中要她改变她已经梳了几十年的发式。宋庆龄同志看信后深深叹了口气说：“唉——，孩子们不懂事呀，傻孩子，这种发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啊！”过了会，她小心翼翼地把孩子们的来信折叠起来，放在一边茶几上，又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可别害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呀……”她所说的“他们”是指谁，不言而喻，我们心中都非常清楚。
宋庆龄同志从不进理发店，或请理发师来为她梳洗头发。每次梳洗头发，她都是让我配合着做，有时见我工作忙，就干脆一个人自己洗。在上海时，就请李燕娥同志帮她洗。后来，“文革”期间，李燕娥同志受了刺激，生了病，不能再做较辛苦的工作了。于是，给宋庆龄同志洗理头发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宋庆龄同志的东西用旧了，从不舍得扔掉一件。就是用破了，她也要让我补上补钉后再用。就是她常随时带的手绢，也让我补上了补钉。她在家穿的鞋子，都是我给她做的。尽管手艺不行，很粗糙，但她总不嫌丑，说：“这样很好，很好。”这些东西至今还保存在故居内。
她还从不在自己身上装饰什么东西。记得我刚到她身边工作的时候，我看到她头上常佩有一种乌黑油油的发夹。我心想，这东西一定很贵重，至少也是乌金的。可是后来我才知道，这哪里是什么贵重品呀，原来是一种普通的钢针做的发夹！
在上海她的书房里，她常年累月坐着办公的椅子，既不是沙发椅，又不是藤椅，而是一种通常见的那种木质靠椅。我常劝她换张舒适些的，但她总不答应，说这样坐着还可以练练筋骨。
（十四）
宋庆龄同志对一支笔、一张纸也十分爱惜，从不乱团乱丢。每次写完字后，她就要把毛笔洗得干干净净，笔直地挂起，待毛头干了，再取下插在笔套里。一些朋友知道宋庆龄同志爱写字、画画，就送了一些纸张给她。但宋庆龄同志轻易不动用，一张一张地压在书柜里，放得整整齐齐。
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性的事实。
二十九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同志时，她用的是一条米色的绸缎被子。二十九年后的今天，她逝世时，却仍盖着那条被子。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宋庆龄同志只有这么几条有限的被子。平时，她家里从不另外备有被子。所以，来往的宾客是没有一个在她家里过夜的。
记得那一年，我在苏州乡下农村里的房子被一些人拆毁了，我很苦闷，宋庆龄同志就开导我。一天，她突然在书房里喊我：“兴宝，兴宝你来！”
我走进书房。她笑着对我说：“兴宝，我给你造了一幢房子，你要吗？”说着，她把一幅画递给我。我一看，原来在一张八开的图画纸上，她用素描方法画了一幢小巧的楼房。这是她根据她解放前居住过的早已拆毁的那幢房子，回忆着默画出来的。我为她的乐观主义逗乐了，笑了起来。宋庆龄同志对我说：“兴宝，这幅画就送给你吧！”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她这件意味深长的礼物。直到如今，我看见这幅画，那历历往事就如在眼前。
宋庆龄同志绣得一手好花。就是我这个所谓来自“绣乡”的绣娘，也不得不佩服她那熟练、高超的手艺。有一年春天，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赠给宋庆龄同志一束在国外说来是比较名贵的鲜花——夏威夷鸡心花（安得利悦花）。宋庆龄对这束鲜花十分欣赏，尤其对友人的一番情谊更是十分领会。客人走后，宋庆龄同志对我说：“兴宝，这束花不久总要凋谢的，多可惜呀！来，我们让它永远开放吧！”说着，宋庆龄同志让我取出绣花绷架，亲自在绷布上勾画了鲜花的式样和线条。然后和我一起，你一针我一线地绣了起来。直到如今，这幅刺绣还挂在北京故居的卧室西墙上。
遇到空闲时间，宋庆龄还喜欢打上几盘康乐棋。没人搭档，她就拖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一起玩。我们却又常常是她康乐棋盘上的败将。
（十五）
弹钢琴，这又是宋庆龄同志的一个业余娱乐活动。她弹得一手好钢琴。在她指头灵活的那些年里，她经常要到书房里弹奏钢琴的。晚饭后，她如想弹奏钢琴，就会对我说：“兴宝，我想弹钢琴了。”于是，我就来到书房，把那架“斯特劳斯”牌钢琴打开，把曲谱放在琴架上。在她弹奏钢琴时，我就或站或坐在一边，随着她的示意翻动曲谱。她弹奏的钢琴声音很好听。熟悉曲调的同志说这是贝多芬的乐曲。到了星期天，人们大都回家了，她弹奏的时间就长一些，有时要弹上几个小时，还兴犹未尽。
她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遇到外宾来访或接见外宾时，她从不要翻译。总是自己亲自与外宾交谈。
她还喜欢种植鲜花。庭园里、阳台上都有她种下的红玫瑰、月季等花。鲜花盛开的时节，她就亲自采撷一些，分别让我们养放在卧室和书房里的案头和盆架上。如有宾客来访，临走时，她总要亲自赠送一束束芳馨扑鼻的鲜花。
“文革”中，有关部门要让我和李燕娥一起去参加他们每天的“学习”。宋庆龄同志知道后，很恼火。她对那位组织学习的同志说：“兴宝和李姐是我个人私用的，属于我的人，不参加学习。”从此，我们俩就再也没参加什么“学习”。
1981年4月中旬，宋庆龄同志在临终前的一个月，白血病愈发严重了，整天卧床不起。她身体胖，迎面躺着感到胸闷、气急，呼吸困难。如果侧过身睡，却又因身体负重大，睡不了多久就又要重新仰过身来。为此，她整夜不能得到安寐，常常独自重重叹着气。我见她难过，为了让她能得到好好休息，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对她说：“太太，别着急，我给你打撑，我给你打撑。”说着，我就睡到宋庆龄身边，用自己的身子顶住了宋庆龄同志沉重的后背。宋庆龄同志舒服极了，她一边把手从肩头伸过来摸着我的头下，一边问：“你有枕头吗？”我说：“我有。”她就安心地说：“那好。”就这样，我把自己作为支撑，紧傍着宋庆龄同志睡了好多个夜晚。
记得有一天，医生们来给宋庆龄同志复诊，她开口就对医生说：“嗬，晚上多亏钟兴宝良心好，救了我一夜天。”事先，医生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才笑着把“打撑”的事情说给了他们听。
（十六）
在宋庆龄同志病重的十天之前，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如果她有什么“问题”，要送到上海，埋在她父亲、母亲和李燕娥同志的墓旁。后来，我把她的遗嘱分别向沈粹缜大姐和廖承志先生作了汇报。
在她临终的最后几天里，她的病情更严重了，已经进入了人事不省的阶段。我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者，这位和我朝夕相处整整二十九年的亲如姐妹的大姐，想着她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心中不由一阵阵悲伤。我整日整夜地守护在她的身边，为她端茶送水，清理杂事。有时，她清醒的时候，总把手握住我的双手，深情地望着我说：“兴宝，苦了你了……”
我哽咽着说：“只要你身体能好，我再苦也值得。”她望着我，无力地摇摇头说：“我恐怕是不行了。你空时，替我用水把头颈擦擦……”
我深知她平生爱洁净的习惯。我端来水，用毛巾一遍一遍地替她擦着脸和颈部。擦着擦着，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一滴一滴落在衣襟上……
1981年5月29日二十时十八分，宋庆龄同志终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一夜，我根本没合上眼。
我一遍一遍地替她擦洗着身子，替她换上了那套早在十几年前就备下的衣服。我还依照她生前的习惯，一遍一遍地用眉笔替她勾描着眉毛，一遍又一遍地用梳子梳理着她的头发……
我一次又一次强忍下心头涌上来的悲伤。虽说她要永远离开我们这是我早就作了准备的，但是，我还是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护送着宋庆龄同志的遗体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吊唁厅里，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为我们敬爱的宋庆龄同志整理了遗容。
电影、电视摄影机“沙沙”响着，记下了这毕生难忘的一切……
当我最后一次为她整理毕遗容站起身来时，我已经知道我所担当的工作使命也到此结束了。我除了只能从画册上和照片上再见到她外，我将永远也见不到她了！我颤抖着步子，最后望了一眼安睡在鲜花丛中的她，离开了她。回到北楼，我扑在床上，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的工作使命完成了。我回到了我的家乡。但是，宋庆龄同志那亲切的音容笑貌却时常在我眼前闪现，在我脑海中萦绕着，久久地、久久地不愿离去。
*原载《北京晚报》1984年6月10－25日。整理者汤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