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工作30多年，其中在她身边工作15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和她朝夕相处中，所见到所听到的，尤其是从她与国际友人交往中，亲聆她的教诲，受到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令人难忘！
不少西方朋友通过她的关系，逐步了解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在政治上、生活上关怀和鼓励他们，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在艰难的岁月中，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同生死共命运，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忘我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这里我仅就在宋庆龄身边所见她关心马海德、艾黎、期诺三位国际友人的情景，作一回亿。
一、关心马海德
马海德1910年生于美国，祖籍黎巴嫩。1933年来到中国参加革命。1936年夏经宋庆龄介绍去陕北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
70年代马海德住在北京，年老乏亲人照顾。宋主席就叫我写信给在张家口工作的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的单位，要求将幼马调回北京。又叫我邀来《中国建设》杂志社领导到宋宅与马海德面谈，妥善安排幼马的工作。根据幼马的特长，安排为杂志社的摄影记者。从此，宋庆龄宴请外宾的摄影任务，就由幼马担任。宋庆龄不但关心幼马的成氏，也关心他儿子小马骏的成长，时常送《儿童时代》刊物给小马骏阅读。
从幼马到北京后，马海德每逢星期天就到宋宅打康乐棋，有时为宋庆龄矫正半导体收音机音量。因为马海德的住宅离宋宅不远，他还不时送来外国剪报，传递外国友人及国际形势等情况，帮助宋庆龄及时掌握了解世界动态。宋庆龄将住地河里打捞的鱼送给他，还送给他从远地带来的“苹果派”（以苹果为主制成的西点）。有时宴请外宾，总邀马海德作陪。他兴致勃勃，衣装笔挺，系上红领带，席上谈笑风生。他不止一次地向宋庆龄说：“我这红领带是您送给我的，是您引导我向左走的……”末庆龄说他在交际场合是很活泼有趣的。为了使马海德更高兴，宋庆龄叫我上街买一条新的红领带给他，因为那条确已旧了。可是我跑遍了北京王府井、西单、友谊商店，却找不到一条合适的红领带而末买成。至今我感到十分遗憾，没有能完成这个使命。
一天，幼马打电话说，马海德得了癌症，宋庆龄立刻叫我去医院探病，马海德夫人苏菲满眼泪水，深为忧虑。马海德躺在床上，脸色灰白，但神态乐观并问宋庆龄好，请她放心。
1980年5月，宋庆龄病危。马海德接到我的电话后，赶来探望。以后，每天清晨必来。忽然，有一天上楼探病后，到我的工作室，面带喜色地说：“刚才我叫了一声‘Suzie！’她睁开眼看我了。”此时我正在伏案处理信件，立即住手听他的话和端详他的面部表情，心中暗喜：“宋庆龄脱险了！”我从马海德的表情看到他们间真诚的友情是很深很深的。
二、保护艾黎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到中国，先后结识埃德加·期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1933年结识宋庆龄和马海德。宋庆龄在艾黎寓所中所设的电台，与江西苏区及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一直保持联系。1935年10月的一个深夜，她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曾在艾黎家共同为红军的胜利举杯庆祝。1937年12月，艾黎亲自掩护宋庆龄瞒过虎视眈眈的宪兵、包探的监视，登上泊在江心开赴香港的海轮。宋庆龄留深沉地说：“是路易·艾黎保护我到达船码头。”
解放后，艾黎定居北京。每逢艾黎生日，宋庆龄总要设宴为他祝寿。事先告诉我们，艾黎有过敏性皮肤病，要选择他能吃的菜。排座位要挨着她，便于谈话。艾黎在《自传》中写道：“1980年12月，她为我举行生日庆祝会，和经常一样地活泼幽默，简宜不敢相信半年以后，她竟病成这样。前一年，她在招待《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和夫人的宴会上，讲起她与孙牛山先生结婚，到中国奋发图强的现阶段，是她一生经历的惊人的历史连续性……”是的，那次宴会，宋庆龄谈到孙先生，眼神闪着光，她感到难忘的岁月，是如此的自豪。
在艾黎的《自传》中，还写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事迹：“在‘文革’初期，1968年8月31日，她亲笔为我写了一份证明，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这份证明信是宋庆龄用英文写的，要我译成中文。由她亲自签名叫我清晨送交艾黎，还千叮万嘱注意路上有没有人跟踪，要我早去早回，务必亲自交到艾黎手中。证明信上写道：“我从1933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了年轻的一代……。解放前和解放后，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和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那天，我把这份证明信紧紧地揣在怀里，从后海朱庆龄住所到对外友协，途中边走边回头看，肯定没有“尾巴”跟踪，才走进友协。见到艾黎，亲手将证明信交给他。他感到万分高兴，一再表示对宋庆龄的感谢。要留我喝咖啡、吃花生米。我说：‘谢谢，不行，我要马上回去，夫人在家等我回音呢?”回到后海，我仔细柬报了经过。宋庆龄说，“现在，在这里的外国朋友都被怀疑，我保护艾黎，这是我的责任，因为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1986年，宋庆龄逝世五周年，在上海宋氏陵园举行宋庆龄像揭幕仪式，艾黎抱病参加。他感谢有这样一次机会向现代的进步的妇女作一次致敬！艾黎称她：“一直很活跃，感到有责任秉承丈夫的遗志，尽一切努力继续为革命工作。……她给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她像一株常绿的松柏，永远给人们以鼓舞。”
三、帮助斯诺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优秀的记者，著名的作家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1928年到达中国。一次，《纽约先驱论坛》的星期日杂志要他写一篇关于宋庆龄的文章，他以记者身份来采访了宋庆龄。宋庆龄开始不知斯诺底细，没有在莫利爱路（现香山路）家中接见，而是约在一家叫“巧克力店”的咖啡厅接见的。通过第一次接见后，她对斯诺的才华和为人才有所理解，就像欢迎朋友那样在家中经常接见他，给他谈中国的光明前途，逐渐为斯诺所接受。斯诺写道：“通过她，我了解到中国在最佳状态时的思想和情感。几年来，她总是把我介绍给那些将创造历史的年青作家、艺术家和战士。后来我就跟她一起在成千上万的难民中组织合作社，为忍饥挨饿的孤儿提供住处，为医院提供设备，……宋庆龄教育了我，使我了解了国民党，了解了孙中山及他心中的愿望，了解了她自己的宋氏家族和她拒绝跟她的家族一起帮助蒋介石统治的原因；还了解了许多我从书本上永远不可能学到的事实。认识了宋庆龄使我明白了中国人民是能够剧烈地改革他们的国家，并能够很快地把他们的国家所处的低层地位上升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人口所决定的应享有的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斯诺本人所写的这段话，爱泼斯坦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庆龄是斯诺的老师。”可见宋庆龄对斯诺帮助之大，而且帮助斯诺，就等于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争取了一个国际友人的支援。
1936年，斯诺能进入革命圣地延安，完成他第一部惊人的世界名著《西行漫记》，就是宋庆龄帮助他成行的。因此斯诺在他出版的《远东前线》、《活的中国》两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以敬仰和热烈之情，献给宋庆龄”。
斯诺和他的夫人是1970年被邀访华的美国朋友。宋庆龄在家中设宴约见，畅谈甚欢，非常高兴。事后一天早晨，她交给我一封英文信，叫我准时送交艾黎即转斯诺。她说：“有些事，只好请外国朋友谈。”可见此信的重要性。
这次访问期间，《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斯诺登上天安门与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我暗中想这可能与中美关系有关。1972年，宋庆龄在为《中国建设》杂志六月号撰写英文稿《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写了1970年12月斯诺同毛主席进行长谈导致中美人民友好往来在中断二十多年之后恢复了。宋庆龄在这篇文章中还写到：“恢复中美人民交往，正是埃德加·斯诺毕生致力的事业目标之一。”
1971年斯诺患了癌症，1972年2月25日不幸逝世。宋庆龄闻悉，通宵未睡。我和保姆陪着她。她端坐在书桌旁写唁电，是给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的。电文是：
“适才接到来电，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他在我们抗战期间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外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心中的记忆将永葆常青。”
宋庆龄平时用英文写文章，下笔很快。唯有这份英文唁电却写一个通宵。事后她告诉我：“由于拟电稿，勾起了许多往事的回忆，很难下笔。”
斯诺逝世后，遗嘱要将一半骨灰葬在中国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他的夫人照办了。安葬骨灰那天，宋庆龄写给我一张便条，让我代表她去一趟。便条上写道：“请代向洛伊斯·斯诺表示慰问，我精神上与她同在。”
*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