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生前曾多次对我谈起宋家及孙中山先生的一些往事，大约1981年4月底5月初，她逝世前不久，又用英文写成《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一文。在她辞世一个多月之后，我将该文译出。
宋庆龄说，她父亲宋嘉树（又名耀如和查理）青年时代在美国结识孙中山。“在美国，孙逸仙先生正向学生演讲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必要。父亲和他相遇了，一起旅游。”宋耀如回国后，“在住宅后面设印刷厂，印宗教册子。同时也印秘密革命册子。那时我们都在童年。父母嘱咐，不可告诉任何人并禁止带出革命册子。父亲以后也在经济上援助孙先生。”“儿童时代我们就知道革命的故事。那时候称他们为‘长毛’。因此我在美国时十分渴望来自祖国的消息。”
1911年辛亥革命时，宋庆龄工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求学。1912年初，她接到父亲的信，得悉了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后，立即扯下清王朝龙旗，踩在脚下，挂上她父亲预先寄来的共和国国旗——五色旗。她在校刊上发表《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指出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心目中是一位英雄。日本仁木富美子翻译《宋庆龄选集》，宋庆龄要我根据她的英又手稿拟序言。宋庆龄在英文稿中回忆，她与孙中山结为夫妇后，有机会见到当年日本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宋庆龄还写给我几页英文手稿，其中说：“1913年，我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州梅肯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原想继续读书。但父亲由于霭龄与孔祥熙结婚，不再担任孙先生英文秘书。父亲自己有肝病，不能长时间坐在日本矮桌边从事书写，因而急电召我前往接替。我应召去横滨。每天，由父亲陪往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先生处工作，尽快熟习秘书工作。1914年，母亲身体欠佳，要看中医，由我陪伴回到上海。1915年10月，孙先生的同乡朱卓文携带女儿慕菲雅访我并出示孙先生的电报，请我和朱氏父女立即返东京。孙先生告知，已和卢夫人离婚。原来，孙中山在东京曾与卢夫人进行商谈，卢夫人表示不愿过革命的紧张生活，希望在家乡安度光阴，因此两人签订离婚书。”宋庆龄叙述这一节时，附语说：“如果你认为没有必要把有关卢夫人没有文化、缠足和经常阻止孙先生进行革命工作等写入的话，请删去。”记得宋庆龄还写了“卢夫人在离婚书上，用红墨水按手指印”。
宋庆龄和朱氏父女到达东京时，孙中山在火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在朋友家。宋庆龄和慕菲雅同住一室。婚礼举行后，才迁入孙中山布置的新居。
宋庆龄随母亲于1914年回国，有孙中山至詹姆斯·戴特里克信为证。信寄自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邮戳日期为1914年12月25日。信中说：“……现在我身边没有英文秘书。从前的女秘书是姐妹俩。姐宋蔼龄结婚了。妹宋庆龄最近返回上海。所以，我自己从事英文写作……”。另外仁术富美子女士在日本觅到宋庆龄自上海寄给日本朋友的信件，有1914年11月2 9日和1915年1月14日寄发的。地址为余杭路628号C。仁木富美子于1982年曾寄给倪吉士先生这两封信的信封复制件。
宋庆龄对婚后生活非常满意。她写过这样一段话：“在东京住宅起居室里，四壁挂满各种地图。我的丈夫有许多书。每晚，他最爱的事，是铺开巨幅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等。而我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还有著名科学家汉道科·埃利斯和作家危普顿·辛克莱等写的书。那是我当学徒的日子……”她尊敬孙中山，自己以学徒自居，向“师傅”学习革命和各种知识。在晚年，她经常向我说起她有许多知识来自孙先生的指教，如关于用药的知识、认识娃娃鱼等。
孙中山对和宋庆龄的结合，也十分满意。他给詹姆士·康特黎的信中写道：“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宋庆龄婚后，认为孙中山是丈夫，是师傅，自己是秘书，是学生。
1967年，当宋庆龄听到“红卫兵”搞打、砸、抢的事，联想起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使孙中山的处境，几乎“火烧发际”。她说，她的《选集》里《广州脱险》一文中记载了那次险情。她提这件事，是在回忆与孙中山共患难的经历。当时孙中山很信任她，密码也交她掌管。
有人问，为什么孙中山诞辰或忌日，宋庆龄有时不出席纪念会?为什么宋庆龄逝世后不葬在中山陵？
宋庆龄个性好静。她经常在沉默中纪念孙中山。她说，她一生中最痛苦、最艰难的日子是孙中山逝世后的岁月。人消瘦，衣素色，窗帘下垂，她收拾起孙中山的衣物，在屋里沉思。在孙中山诞生90周年时，她写了《孙中山——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的儿子》、《回忆孙中山》两篇文章。在孙中山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她写了《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那时，她已73岁，她说孙中山“是一个有远大目光和深刻预见的人。……他的一生是一个顽强革命者的一生”。他“毕生好学”。在1980年，她收到福建泉州市培元中学寄来孙中山为该校写的“共进大同”4个字手迹，她把“共进大同”4个字横幅复制件照片放在床头柜上，日夜对着它。
宋嘉树一家8口人，约定死后葬在一起。“文革”前，万国公墓有宋嘉树、倪桂珍的墓，还有子女6人的寿穴，墓与穴均在“文革”中遭到破坏。宋家子女散居各地，“约定”未能实现。宋庆龄不忘“约定”，希望身后陪着父母。她认为，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应该独自葬在中山陵，永远接受人们的瞻仰和怀念。
孙中山曾题写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他在一生中直接间接领导了好多次武装起义，终于激起人民的革命浪潮，在1911年10月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创立民国。接着，进行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斗争，讨伐陈炯明叛变；再接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谈，与苏俄代表越飞晤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推向新三民主义，为国共合作奠定基础，筹建黄埔军校等等。最后，积劳成疾，被肝癌夺去了生命，终年只有59岁。
宋庆龄生长在一个父母严格教育（希腊斯巴达式）的家庭里，经常听人讲革命故事，性格坚强，长大受到美国教育，精于英语。她敬佩孙中山，支持在革命中遇到困难的孙中山，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革命伴侣和亲密战友。正如最近播放的纪录影片《宋庆龄和她在上海的故居》解说词里的话：“她和孙中山的结合，不是卿卿我我的绵绵柔情，而是精神的结合，理想的结合，共同的信仰是他们爱情的风帆。”她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坚持新三民主义。在孙中山逝世后，她与国民党左派一起斗争。她与共产党早有联系。路易·艾黎的寓所里设有秘密电台。当她获悉红军长征安抵陕北的消息时，到艾黎寓所为长征的胜利一起祝酒。她营救中共党员，在党组织遭到破坏时，她当联络员，为中共党员联系组织关系。抗战时期，她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后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争取捐款、医药、物资等援助。解放后，她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为建设新中国献出自己的力量。她以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一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原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