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于1932年在上海介绍我认识了宋庆龄。我们前往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博士的旧居去看望她。那个时期，她知道自己周围有许多危险的敌人，所以只跟为数不多的几位私交有所来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趋访之时，她亲自开门迎接，一手牵着一头套有颈圈的德国牧羊狗。
她梳着老式的发型，乌黑发亮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拢。当地的年轻妇女，受她好友廖仲恺夫人的影响，都将直发剪得短短的，独有宋庆龄从未改变她的发型。她认为，这象征着自己同广大中国女性的认同。
在1932年的时候，宋庆龄（我们称她孙夫人）身材瘦弱，风度优雅。她患有贫血症，感情上还没有从1927年那可怕的大屠杀所引起的震惊中摆脱出来。在这一场屠杀当中，许多跟孙博士和她接近的中国青年丧失了生命。
她的外貌使人感到，在她身上有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印象并非误解。因为她在经受反革命的极度考验的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巨大的性格力量。虽然她内向自谦，然而才思敏捷。幽默感与勃勃朝气，更使她的工作格外出色。我感到，她虽然经历了种种的痛苦，但却切实喜爱着自己的政治生涯。她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然而必要之时她也欣然而起，并且承担了一项又一项的政治使命，凭靠自己的能力而成为一位政治家。
埃德加·斯诺已经跟我说过有关宋庆龄的很多事情。我也读过他采写的《她为中国民众而奋斗》一文的底稿。此文后来发表在1933年8月6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除此以外，斯诺还曾有幸几次采访过孙夫人。她是使埃德加·斯诺向左转变的主要的影响者。以后他曾写道，同她结交“使我很快就理解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国家，使它在世界上从最底层上升到能够与它的悠久历史与广博多样相称的行列之中”。
还有很多别的人也感受到了她的影响，其中有文森特·希恩、埃文斯·卡尔逊、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约瑟夫·史迪威，等等。她只需稍一开口，便可得到显赫的地位与滚滚而来的财富。然而她坚定地从事着一项常常看来没有希望而只有困难与危险的事业，这就是社会革命与民族复兴。她告诉我们说，她和孙博士二人都曾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在1923年以前，孙博士就已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它有必要进行一场新型的革命，这场革命有可能通过同苏联、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联合而得以实现。
直到1934年，当蒋介石开始仿效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时候，微弱的国民党左派力量仍然存在。但是它的领导人、孙博士的追随者之一邓演达的被害，给了它极其严重的打击。1932年，宋庆龄和为数不多的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一起，建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组织，以帮助5万名政治犯，她任主席。以后不满1年，同盟的总干事杨铨被人杀害，其余的人在惊恐之下提出了辞职。然而宋庆龄努力不懈，与同事们一起，营救了几位人士的生命，其中有许德珩、作家丁玲以及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
埃德和我移居北京之后并未跟她失去联系。1936年，由于她帮助安排，使埃德得以完成了西北之行的壮举写成了《西行漫记》一书。我于1938年在香港同孙夫人再度相见。她是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避居那里的。她忙着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担任主席，看来颇为愉快。保盟是今天中国福利会的前身，其宗旨是为抗战募集资金和医疗器材，等等。她努力做到，使募集到的款项和物资能够送到华北与华中的游击队地区。
她对我用尼姆·韦尔斯笔名所写的《红色中国内幕》（中译书名《续西行漫记》——译者），予以赞赏，说此书内容，特别是有关共产党地区妇女运动的部分，正是她想要知道的。不过她总是反对被她称之为“沉闷无益的女权主义……”的东西。她相信，妇女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取得进步与平等。她自己没有子女，但是儿童福利事业在她心中始终关系密切。她任中国福利会的主席直到去世。该会最为知名的活动，可能就是上海的少年宫了。
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他编译的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一书卷首题写着：“献给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为卓越而辉煌的象征。”宋庆龄度过了漫长的一生。她积极活跃至于终身，并且在表现出，她是够得上斯诺上述赞语的评价的。
*译自美中友协主办的刊物《美中评论》1981年第4期，原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8年第1期。译者凌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