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4月，宋庆龄从上海到北京，迁入北京后海北河沿的新居。我作为宋庆龄的秘书之一，第一次随她到了北京。1967年5月第二次到北京在她身边工作。秘书工作的第一部分，是为她记日记，记她的活动或者她所关心的国家大事等。这些日记本仍存放于后海“故居”里。在这10多年中，作为一个20世纪杰出的伟大女性，她的伟大思想、高洁品德、端庄风度，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北京后海的新居原是清代醇亲王府的花园，占地25亩，花园里有山有水，假山石刻有“穿云”、“岁岁平安”等，建筑有“南楼”、“听雨屋”、“扇亭”、“听鹂轩”、“畅襟斋”等，十分幽静。
“文革”开始后，北京街头充满了“红色专政”的恐怖。邻近的两个机关打派仗，大喇叭不停地响。在后海大院的隔墙外，经常传来阵阵的批斗声、口号声，吵得一贯好清静的宋庆龄不得安宁。
在“十年浩劫”中，宋庆龄虽得到保护，但仍然受到不少干扰。她说：“我有职无权。”她创办的中国福利会无法开展工作，改归地方管理；她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几乎被迫停刊；与她有着深厚友情的老革命家含冤受屈，有的相继离开人世。宋庆龄虽然内心十分忧虑、痛苦，但由于她生性沉稳、持重，极少谈及自己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
古老的“醇亲王府”花园，虽然依旧那样郁郁葱葱，可这里的气氛与先前也大不相同了。原先的“畅襟斋”、“听鹂轩”等匾额已被当做“四旧”摘掉，过道的地毯没有了，有的服务员进进出出板着脸。每日午餐后，我伴随她在南湖边长廊中散步，她问我：“你有兄弟姐妹吗？”我说，有的。她又问：“几男几女？”当她听了我的回答后，不由轻轻“噢”了一声，说道：“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姐妹。可是，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说毕，她若有所思，眼神看着远方。我们又步回长廊另一端，走到客厅的时候，她对我说：“你看见吗，站在院里两边的服务员在打扫院子，看见我理都不理，倒是司机老刘叫了声‘首长，好’。”
不久，宋庆龄提出要求调换服务员和警卫秘书。为此，还必须会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军代表，让我陪同。军代表走后，她对我说：“方才你笑着说话。可是，要注意，不要笑得过分。军代表在注意着你呢！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才这样对你说的。”
一天清晨，我起床不久，忽然听到院子里、厨房里乱哄哄的，赶紧走去一看，原来保姆传话让服务员捉鸽子杀掉。在场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同志劝阻不止。服务员说，是宋庆龄听到电台广播说，养鸽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要批判的，让杀掉它们。
杜述周同志和我都知道养鸽子是孙中山先生生前的爱好，宋庆龄也十分爱护鸽子。老杜要我写便条给宋庆龄。我们先请服务员不杀鸽子，由我写便条。便条上，我这样写道：“您说过鸽子象征和平，让它们在蓝天飞翔吧！让它们在您身边啄食吧！”终于，花园里的鸽群保住了。
“文革”初期，刘少奇遭到劫难。过去每逢圣诞节、新年，宋庆龄经常给他的孩子送礼物；孩子们也会给她制作贺卡、画片等。刘少奇受批判后，宋庆龄依旧像过去一样，给他的孩子们送去贺年卡、日记本和糖果。
自刘少奇、王光美同志被监禁以后，他们的孩子一度和父母失去联系。于是，写信给“宋奶奶”。这封信当时先转到我和杜述周同志手里。信中说他们被迫离家，天各一方，一点也不知道父母的情况，希望“宋奶奶”能帮助他们找到亲人，让他们看一眼自己的父母。宋庆龄立即将这封信，附上自己的亲笔信转给毛主席。又另写一封信，让杜述周带了一些慰问品和几本《中国建设》杂志给孩子们，让他们前往监狱看望王光美同志，王光美同志十分感动。
1976年是不幸的一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周总理病危，需要营养性食物鸽蛋（那些日子正是鸽子下蛋最少的季节）。宋庆龄得到消息后，立即用盒子装好积存的鸽蛋派人送去。
不久，总理离开了人世，宋庆龄非常悲痛。她在参加毛主席追悼会时，身子几乎不能直立，必须由几位同志用力搀扶着。
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不幸的一年终于过去了。“四人帮”垮台后，宋庆龄健康状况好转，写便条问我：“你知道Four Crabs（4只螃蟹）的故事吗？”在接待外宾时，她讲了这个故事。
*原载张珏著：《往事不是一片云》，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