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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香港

  40多年前,我和我的丈夫许地山(落华生)在香港,曾与孙夫人宋庆龄有较多的交往。

初会

  1935年,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排挤进步教授,解聘地山。地山应香港大学之聘,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我亦去岭英中学任教。直至1941年,我们都在香港,住罗便臣道125号。地山除致力于改革中国文学课程外,还积极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与当时在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沈雁冰、徐悲鸿、胡愈之、柳亚子、关山月等交往密切,活动频繁。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我们买了一辆“奥斯汀”牌小汽车,由我驾驶,接送地山。因此,地山参加的一些活动,我都随同参加了。

  1938年,有一次集会,孙夫人来了。地山把我介绍给她,孙夫人是国际国内知名人士,人称“国母”,威望很高。我对她是早已景仰的。与她会面,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握着我的手,并肩而坐,像一位老大姐一样,亲切地垂询我的教育情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她那美丽端庄的仪态,和蔼可亲的风采,更增进了我对她的崇敬。

如普通人

  我与孙夫人认识后,除了在集会上见面外,还常在街头见到她,她自己是有汽车的,但是她经常独自或与她的秘书廖梦醒一起,步行外出,到市民中去活动。她与普通人一样,在街头的摊贩购买食品和用品。

  孙夫人对英国文学造诣很深,她除了参加政治活动外,还勤奋地写作,在香港时,她住在一座不大的楼房里,邻居是一位姓邓的教师,我和地山与邓先生熟识,常去邓家。每次都听到楼上响着节奏明快的英文打字机声,据邓先生说,孙夫人经常工作到深夜。我和地山几次想上楼去看望她,但总是不忍去侵占她的宝贵时间。

融洽的合作

  地山祖居台湾省,在台南出生,地山的父亲南英先生,曾随抗日英雄刘永福扼守台南。甲午战后,台湾被日本侵占。南英先生不愿过亡国奴的生活,抛弃全部财产,举家返回大陆落籍福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山激于旧恨新仇,奋身走出书斋,奔向街头,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1938年,孙夫人在香港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保盟一方面在国际上和华侨中宣传抗日,一方面向世界各地募集医疗器械药品、食品和其他物资。辗转运到前线,支援抗日战争。地山虽不是保盟成员,但由于志同道合,与孙夫人过往甚密。特别与她的助手、保盟的司库、英国人法朗士先生,也是同事和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联系商讨募集物资及运输线路等问题。1939年,保盟曾派出一个大型车队,往延安运送物资,由法朗士先生押车,他曾约地山同往。惜因地山课务缠身,未能成行。地山一直引为遗憾。法朗士先生后来在香港对日作战时牺牲了。保盟的另一位领导英国人伯纳(今译詹姆斯·贝特兰——编者)先生也是地山的朋友,曾借住我家。他对孙夫人非常敬佩,他说孙夫人待人诚挚宽厚,把保盟的中外工作人员团结在她的周围,努力工作。有一次,伯纳先生病了,孙夫人特地派人送来一束鲜花和一封慰问信,这使伯纳先生和我们都非常感动。伯纳先生后来也参加英军,对日作战。

文化人云集

  1938年至1941年期间,进步文化界人士云集香港。文化界的许多集会孙夫人都参加了。文化界人士对她非常尊重和崇敬,视她为挚友。

  1938年10月,地山发起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孙夫人到会讲话,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怀念。不久,柳亚子先生来到香港,文化界人士举行欢迎茶会。我随地山出席,孙夫人也来了。这是一次旧友重逢的聚会。会上畅叙别情,纵论时事,极为活跃。

“语言大师”

  亚子先生不会讲粤语,地山为他当“翻译”;地山不会讲上海话,却学着讲上海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孙夫人是一位“语言大师”,她可以用普通话、上海话或广东话随便与人交谈,使人感到格外亲切。

  同年1月23日,在香港文艺协会招待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的茶话会上,我再次见到孙夫人,聆听她的讲话。她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举座钦佩不已。

许地山病逝

  1941年8月4日下午2点多钟,地山因工作繁重,积劳致疾,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孙夫人闻讯,于3点多钟就派人送来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飘带下款写着“宋庆龄敬挽”。这是第一个放置在地山遗体旁的花圈。

难忘的情谊

  8月21日,香港文化界在加路连山孔圣堂举行地山追悼大会,孙夫人再次送来花圈,并亲临会场,悼念地山,慰问家属。这使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她对于地山生前死后的深情厚谊,使我终生难忘。 

  * 原载《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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