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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关注保姆李燕娥伤害案

  李燕娥是宋庆龄的保姆,广东中山县人,1911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家里十分贫穷,出身船工。她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叔父抚养长大,并长期跟随叔父在船上生活。16岁时,由叔父“作主”许配给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丈夫。婚后不久,李燕娥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忿然出走,于1927年千里迢迢前来上海投靠同乡谭妈。谭妈是谭洁怀的母亲,曾经在宋庆龄家当过保姆。宋庆龄与李燕娥相识于血腥风雨的年代。1927年7月17日,宋庆龄离开汉口回到上海。就在这时,谭妈把李燕娥介绍给住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宋庆龄。当谭妈介绍李燕娥的苦难身世和不幸的婚姻遭遇时,宋庆龄连声叹惜,十分同情地说:“你多么不幸,你多可怜呀。”就毅然决定把她留下来,作为自己的保姆。顿使李燕娥感恩万千,倾吐肺腑之言说:“夫人,我愿意服侍您一辈子。”从此之后,李燕娥就终身不嫁,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跟随在宋庆龄身边,忠心耿耿工作54年,直到1981年2月在北京病逝。宋庆龄为实现她的诺言,把李燕娥的骨灰埋葬在上海自己父母的墓旁。

  1961年11月25日,宋庆龄上海寓所内发生了厨师何元光伤害李燕娥一案。此案涉及到宋庆龄寓所内部事务,影响较大,根据有关领导指示,必须严加保密。此事尘封了20余年,除了公安部发过内部通报外,是鲜为人知的。直到宋庆龄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后,我才陆续披露出来。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者,我有责任提供翔实可信的情况,以飨读者。

一、李燕娥险些命丧厨师何元光刀下

  何元光是广东顺德县人,1916年出生。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在李燕娥陪同下,离开香山路7号寓所,前往香港后,寓所就由何元光负责看管。据李燕娥告知,何元光胆大妄为,竟敢把房屋分租出去,收取房租肥私,干了些坏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从重庆回到上海,她以博大的胸怀,教育何元光认识错误,改过自新,仍旧留用在身边工作,并把他带到淮海中路寓所担任厨师。

  1959年,有一天,李燕娥悄悄地对我说:“何元光这个人很不老实,油头滑脑,动手动脚,不尊重女性。有一天中午我正在煎荷包蛋,他竟敢侮辱到我的头上来,忿怒之下,利用锅铲,盛起一铲油,泼向他的头颈处,烫伤起泡后,何元光无可奈何地用毛巾围住颈部,遮盖自己的丑事。当司机刘春生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他支支吾吾说:‘我是在烧小菜时不小心被烫伤的’。”我听后心里暗自好笑,这是他自作自受的可耻下场。

  何元光品质不好,自私自利,手脚不干净,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在副食品上动歪脑筋,小偷小摸,得手后就拿到家里去,致使我们工作人员吃的小菜、肉类和鱼类的食用量,日渐减少,我怀疑有人私自动了手脚。

  为了弄清事实,做到心中有数,面对采购来的副食品用量十分注意,并把这一情况,告知李燕娥,在征得她的同意后,1961年8月31日上午,当我采购来两条鲳鱼,交给何元光验收,清洗,切片放入冰箱。上午8时50分,何元光就借口向我请假说有事要出去一下。当他匆匆离开后,我和李燕娥、警卫员程瑞庭打开冰箱取出鲳鱼来看,始终拼不成整条的鱼,其中各少中间的鱼块,初步认为是被何元光偷拿去,他就借口有事外出,把鱼块送回家去。

  第二次是9月7日上午,我采购两斤重的一块猪肝,交给何元光验收后,他又要请假外出,我和李燕娥、程瑞庭取出猪肝一秤,只有一斤十两,缺少猪肝六两。当时秤的计量单位为16两制。何元光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猪肝缺少6两?”他回答很干脆说:“新鲜猪肝冰后是要缩水的,你何必大惊小怪。”接着第二天,我又去购买一块两斤重的猪肝,经过何元光验收后,我把猪肝放在一只盖碗里,外面用绳子扎牢封好,隔天拿出来,在李燕娥、程瑞庭、何元光面前一秤,竟然仍是两斤。在事实面前,何元光无话可说,默不做声。9月17日下午1时30分,安培廉和隋学芳找何元光谈话时,他承认偷了猪肝、鱼块拿回家了。同时还承认以前曾贪污粮票60余斤拿回家去使用。由于上述事实的揭发,使何元光恣意伺机报复。

  1961年11月25日早晨7时左右,我记得那天是星期日,按照规定刘春生是每星期六晚上回家休息,星期一早上回来上班工作。我正在小厨房前面走廊扫地,突然听到主楼厨房内李燕娥的惨叫声“喔唷啊”。我回头一看何元光亦在厨房里,就立即奔到工作人员吃饭间窗口前,大声叫喊“李同志,李同志”,却没有一声回答。我情知不妙,连声喊问:“老何,你在干什么?”也没有什么回答。我急忙推门进去,却没有预防到何元光早已躲藏在小扶梯的门后,见我进去,他高举一根铁棒,是水汀炉上一根摇手铁棒,猛朝我的头上敲来,幸亏我眼疾手快,双手往上一举,没有被铁棒全部击中,但已经被他打得头破血流。当时,我意识到出了大事,就在小扶梯旁与何元光抢夺铁棒,我比他年轻力大,夺下了他手中的铁棒,他趁机逃进厨房,把厨房门关上反锁起来,把整个身体贴在门上,顶住不放。我用全力拼命推门,仍无法推开厨房的门,连声大喊:“王宝兴快来,这里出了大事。”接着我又连声大喊,奔向大门口传达室对警卫员张建俊说:“不好了,何元光打死李同志了,快进去捉。”当张建俊和我赶到厨房时,王宝兴亦闻声而来,我们在工作人员吃饭间窗口连声叫喊:“何元光快快开门出来。”只见他在厨房里手持菜刀,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你们谁敢进来我就杀死谁。”我们忍无可忍,合力推门,张建俊首先入内,只见何元光手拿菜刀,高高举起,穷凶极恶,还要杀人,张建俊立即拔出手枪向他右手臂开了一枪,夺下了手中的凶器菜刀,三人合力制服了他。我立即打电话向安培廉、张甦平汇报情况,并把躺在厨房地上,浑身是血、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的李燕娥,用救护车急送华东医院。经全力抢救,李燕娥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住在华东医院继续治疗。

二、宋庆龄闻知后忧心如焚赶回上海看望

  当时宋庆龄正在北京,圣诞节、元旦来临,她嘱隋学芳打电话给我,要在李燕娥处拿出贺年卡送往北京使用。因为历年的贺年卡,都是从上海家里取去的,经过宋庆龄亲自书写贺词,分送给国内外亲友。为此,我只好设法把李燕娥从华东医院接回家来,取出贺年卡后,再把她送回华东医院住院治疗。可是在宋庆龄和李燕娥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周一信,音信相通,从不间断。这次不好了,多日没有接到李燕娥亲笔签名回信的宋庆龄,感到十分不安,后经再三询问隋学芳,使他无法再隐瞒下去,只得如实汇报。当宋庆龄知道李燕娥头部被砍受伤,仍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她忧心如焚,立即于1962年1月11日,从北京乘飞机匆匆赶回上海家里。她步入大门,一眼望见李燕娥侍立在大扶梯旁迎接。两人见面,百感交集,激动万分。只见宋庆龄用动情的目光,久久凝视李燕娥受伤的头部用手轻轻抚摸着,眼泪夺眶而出,相拥而泣。宋庆龄亲切地说:“李姐,你受苦了,我在夜里梦见你满头是血,吓得我一夜难眠。这像是梦,亦真亦假,今天总算弄清楚了。”然后,两人手挽手上楼去休息。

  当天中午,李燕娥手持宋庆龄亲自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

  周同志:

  今天本来我想和你谈谈家里的事,但因神经痛得厉害,只好在纸上讲几句。首先我要对你表示衷心的感激。你自己亦受了伤。这次如果你不这样做,或许李同志的命没有了。这里其他同志亦很负责,有勇敢的表示,值得表扬。

  李同志的身体很虚,虽然出了医院,但须要休息,精神上受这样大的刺激,必须放弃一切,好好休养。因此我请你暂时掌握李同志平时的责任为荷。

  匆匆。并致

  敬礼

  宋庆龄

  1962年1月11日

  根据宋庆龄的指示,我暂时负责李燕娥平时的工作责任,加强管理家里的工作。宋庆龄的神经痛有所好转后,于18日上午10时,她在客厅里约见我谈话。她和颜悦色轻声地询问了李燕娥有关住在华东医院抢救治疗的情况,我如实作了详细汇报。宋庆龄动情地说:“周同志,我从来没有对你讲过,李同志是一个无亲人的孤独妇女,在旧社会里受尽了迫害。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十六岁来到我身边当保姆,对我忠心耿耿,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解放前在上海孙先生故居,国民党反动派曾以金钱、地位,诱使她监视我的活动和共产党的往来,搜集情况向特务机关汇报,她严词拒绝了反动派的威胁利诱,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我,支持我的革命活动。有一次,我居住在香港,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飞机就在我们头上,她顾不上自己的安危,立即架好扶梯,帮我翻越墙头,搀扶到隔壁邻居家里的防空洞里去避难。”

  谈到这里,首长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接着又说:“何元光这个人,劳动改造是改造不好,如果放出来是会害人的。现在处理定案否?为什么还不处理。我早已明确告诉过,一定要依法处理。据说张同志开了一枪是吗?他们都骗我(他们是指警卫处长王济普和警卫秘书隋学芳),说什么李同志在医院里只住8天就出院了,一切都好。这也是王处长打电话来说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造谣冤枉李同志,说要和他(指何元光)同居,这真是胡说八道。老实说,前几天,我在夜里梦见李同志的头被刀砍了,满身是血。所以,我就立即决定回家来了。我知道你也没有办法,他们不许你写信给我,其实这样的大事,是应该向我报告的。今后,我可以放心了,有你在家里,否则叫我下次怎好出门去北京。”

  从此开始,宋庆龄才改称李妈为李姐的,并开始和李姐在一起吃饭。往常宋庆龄是在餐厅用膳,有时遇到工作繁忙或身体不适,就改在楼上办公室小餐桌上用膳。在她的办公室中间,放着一张小方桌,二把靠背椅,一把朝南,一把朝西。有一天用膳时,当钟兴宝端上饭菜放在小方桌上后,宋庆龄就将一把朝南的椅子推开说:“李姐,这边坐吧,来和我一起吃饭。”可是李燕娥心里明白,这朝南的是主座,过去皇帝就是朝南坐的,她是服侍夫人的保姆,绝对不能坐这个位子。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说:“夫人,您是主人,总是这样客气,可我怎能坐得下去,还是请夫人坐这个位子。”宋庆龄笑着说:“李姐,别这么说,你跟随我身边几十年了,工作勤奋,忠心耿耿。长期来,我们相处得很好,早就像亲姐妹一样了,就坐这里吧。”

三、宋庆龄致信张春桥要求依法处理凶手

  1962年3月7日,宋庆龄从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前往北京。她在北京,心系上海,情牵李姐,时刻惦记着她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情况,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不忍心让她再做劳累的工作。5月10日,宋庆龄特地从北京给我来信:

  周同志:

  接李同志七号的来信,藉悉家中情况,又知她的健康日有进步,并已做了许多清洁工作,我很安慰和高兴。

  但是,李同志的身体刚好转,并血压高,工作不宜过于疲劳,请你转告她不要蹲下去打地板腊(蜡)。这些用气力较多的工作,还是请别位同志做做吧。希望她好好休息,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我仍腰背痛,关节炎痛等,尚在按摩及服药治疗中。

   祝

  同志们均好!

  宋庆龄

  1962-5-10

  有关李燕娥事件的案件,由于发生文化大革命,迟迟没有结案,致使宋庆龄感到焦急和不安。1967年6月27日,她从北京亲自来信:

  周和康同志:

  李燕娥同志是一个无亲人的孤独的妇女,在旧社会里受尽了迫害,我从来未对你们讲过。解放以后,她又受到何犯的侮辱,你是知内情人之一。她遭何犯的恶毒手后,据钟兴宝同志说,经常在屋里暗自哭泣,不让我知道,怕我为她难过。对她这样一个旧社会里受尽苦难,新社会中又遭到何犯的欺侮的妇女,必须使她亲身体会到人民当权时代的光明,使她真正懂得真理站在谁的一边,使她知道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对何犯,因此决不能由他蒙混过关,就此漏网。正因为这样,很想亲自到上海向张春桥同志面谈全案经过。但是由于这里有任务等原因,不能离开北京,只好写就一封信寄给你,由你把信面交张春桥同志。我深信,你一定会尽你的力量的。我们务必尽力使这一案件得到正确的结论。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宋庆龄

  1967-6-27日

  附言:请看完信后将(信)封好送去。谢谢!

  宋庆龄的来信,谈到李燕娥的不幸身世和她遭到何犯毒手后经常躲在自己房间里暗自哭泣,她为此深为不安,提出要依法严惩何犯的不法罪行。我看完该信后,遵照宋庆龄的指示,立即封好,于1967年6月29日前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交由黄振家同志签收,这个签名,迄今仍留在我的发文簿上。该信送出不久,市革会公检法组曾经派人前来寓所了解情况。我清楚记得在大门口传达室,由我陈述李燕娥案件的全过程,张建俊和王宝兴一起参加,发言补充案件现场情况,一致要求公检法依法办案,严惩何犯的不法罪行。据了解何元光一直劳动改造,没有放出来过。

  在发生李燕娥受伤事件之后,她虽经华东医院抢救脱险,但终于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经常头昏目眩,颇感不适,以致日常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理。宋庆龄对此十分关心,请华东医院继续治疗,希望在她身边有人陪伴,帮助处理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就想让李燕娥的养女李圆住到寓所里来。1973年6月17日,宋庆龄在家里给我来信:

  周同志:

  因李燕娥同志近来的身体不好,我看她需要她的女儿李圆从本月19日起住进来照顾她一下才好,等我回来后再讲。

   宋

    1973-6-17

  但是这个养女,不太争气,好吃懒做,不愿意积极主动去照顾她的日常生活,每天连倒洗脚水等事都不肯做,拖拖拉拉,敷衍了事,使宋庆龄大失所望。

  从宋庆龄无微不至关怀李燕娥受伤一事,折射出她的崇高品德和人格魅力。 

  *原载《世纪》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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