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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孙中山对中国近代航空事业发端的贡献 ——以孙中山创办中华革命党近江飞行学校为例

  内容提要:

  中华革命党近江飞行学校是孙中山为第三次革命的需要在日本亲自创办的一所航空学校,航校的创办是孙中山真正开始有步骤地培养、建设一支空军队伍,实践他航空救国思想的重要开端。

  飞机是在二十世纪初发明的新型交通工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才开始运用到军事上。孙中山在飞机发明之初,就以敏锐的眼光加以研究和关注,并运用到革命的实践中。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开始着手策划反袁的第三次革命,在制定中华革命党的革命方略时,他首次将飞机项目列入革命方略中,并亲自着手飞行学校和飞行队伍的创建工作。后来由飞行学校的教员和学员组成的飞行队在回国配合山东的武装反袁斗争中发挥了出奇不意的作用,这也是中国革命党人首次将飞机运用到军事上的一次尝试。之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时又设立了航空局和飞行队,1924年孙中山在创建黄埔军校后又建立了一所军事飞行学校(广东航空学校),培养了大批航空人员,为建立中国的空军队伍,发展中国的近代航空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孙中山 中国近代航空事业 近江飞行学校 反袁斗争 

  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东京亲自创办一所航空学校。据日本外务省《孙文动静》记录,日本飞行家坂本寿一从1916年2月7日至4月24日曾19次到孙中山住所与孙中山商谈,时间一般一小时,期间他发给孙中山函电有5封,坂本寿一最后一次拜访孙中山是1916年4月24日下午1时55分,4月27日孙中山就启程回国。此段时间正是孙中山在策划部署第三次革命并准备回国亲自领导反袁斗争紧张时刻,孙中山为什么会在这么异常繁忙的时刻,频繁地与日本飞行家坂本会面呢?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有一份1916年4月25日中华革命党军事部副部长周运时与日本飞行家坂本寿一在东京青山町七丁目一番地签订的“契约书”,内容如下: 

  一、学生人数八十以上,至每个学生学习飞行技术至毕业为止,甲方支付乙方学费每人一千元;教授期,从开始教授之日起满六个月。但教授期间需要的一切费用(包括飞行机借用、机体的整理修缮、飞行练习上需要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二、费用支付方式如下:

  甲、教授开始时支付费用五千日元;

  乙、教授开始后满两个月,学生达到相当成绩时再支付两千五百日元;

  丙、教授开始后满四个月,学生达到更高成绩时再支付两千五百日元;

  三、教授期间

  乙方保证甲方学生掌握飞行技术,若期满以后学生尚未达到十分技术(但因学生个人先天未成熟的例外),乙方有继续教授的义务,并承担一切所需费用。

  四、甲方向乙方提出到中国内地出差时需要双方同意,并支付报酬。

  五、乙方约定将应甲方要求到中国从事航空事业。

  六、对本契约当事者一方不履行契约的则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契约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周运时(签字盖章)

  坂本寿一(签字盖章) 

  从这份“契约书”我们可以知道,第一、孙中山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与日本飞行家坂本进行近19次的商谈,主要就是为了创办一所飞行学校。周运时当时是中华革命党的军事部副部长,他应该是代表孙中山签订这份契约书的,周运时后来成为航校首批学员,协助坂本创建航校。第二、中华革命党是化了重金聘请坂本等来帮助培训飞行人员的,(据当年的汇率,当时1日元相等于中国的1银元,这笔钱是由梅屋庄吉支助的)。第三、孙中山当时已有邀请坂本寿一到中国协同作战并为创建中国的航空事业服务的打算。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反袁斗争的紧张时刻,用一大笔资金创办一所飞行学校?它的意义是什么?本文就此做一探索。

  一、飞行学校的创办是孙中山创建中国空军队伍、实践航空救国思想的重要开端。

  孙中山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家,他在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时刻不忘学习、掌握、了解世界局势及最新的科学发展知识。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研制成功了第一架飞机,这引起了孙中山的关注,他敏锐地意识到飞机未来在军事、交通、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将来世界中,无论为军,为交通,为学术、为经济,均将以航空为唯一利益。至于吾国面积之大,交通之难,各地政情民风之殊异,更非藉航空之助,不足以促成统一。”[①] 1910年11月初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收到了美国军事学家咸马里寄来的其刊登在《哈泼周刊》上的论文——“飞机在战争中的用途”。孙中山阅读后给他回信时说道:“至于你对飞机在战争中用途的见解,我已一再拜读,至为赞佩。你所有论证均极正确。我完全同意你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但在第二部分‘作为侦察手段’一节中,你忽略一事:飞机和飞船(可操纵气球)能作极好的摄影,有助于指挥官准确判断敌情。”[②]

  孙中山在组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同时,就一直在思考让这项人类新科技成果应用到中国实际革命斗争中来的问题。当时孙中山就曾指示旅美同盟会抓紧时间,组织有志青年学习飞行技术和飞机制造技术,以便日后为祖国服务。1910年3月檀香山同盟会分会成立时,他鼓励分会的同志筹办中华飞机制造公司;1911年5月孙中山在给华侨飞行家李绮庵信中说“飞船(即飞机)习练一事,为吾党人才之不可无,其为用自有其不能预计之处,不独暗杀己也。兄既有志此道,则宜努力图之。”[③]。之后他又在致旅美同志的信中说“阮伦兄等谋设飞船队,极合现时之用,务期协力助成,以为国家出力,幸甚。”[④];1911年1月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在美国奥克兰作飞行表演,孙中山当时刚刚抵达旧金山,闻讯后立即赶到奥克兰观看,并即席发表了演讲,他希望冯如能把自己的才能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不久冯如毅然回国准备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但不幸在1912年8月在广州进行飞行表演时失事逝世。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为增强革命力量,孙中山号召美洲华侨在美洲同盟会的领导下出钱出力,组建飞行队回国参加革命,得到华侨的支持。美洲华侨纷纷捐款,购买了6架飞机,组成旅美华侨革命飞行团。飞机分两批运抵南京,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非常重视这支旅美华侨革命飞行团,特地拨地将南京演武厅开辟为飞机场,任命李绮庵为飞行队队长。南京临时政府拥有了自己的飞机,这对清帝退位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但实际上当时飞机还处在初期的发展阶段,飞机的发明在世界上掀起一股飞行热潮,但总得来说此时飞机还只是处在飞行表演展示方面,在实际中使用的很少。当时孙中山虽然看到了飞机未来发展的前景,但他认为对革命党人来说将飞机运用到军事上的条件并不成熟。1911年9月14日孙中山在复萧汉卫的函中说:“承问飞机一事,此事当无碍于各种方面,但以吾党所欲求以发难者,尚不敢望此耳。飞机一物,自是大利于行军。推以无尺寸之地之党人,未有用武之地以用此耳。若欲以为发难之用,是犹凶年欲食肉糜之类也。如(朱)卓文兄欲研求之为发难得地后之用,未尝不可也。”[⑤]当时各个国家的一些军事统帅对飞机在军事上的作用也都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飞行对运动来说一切都好,但对军队来说没什么用。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作为新的战争武器首次出现在了战场上。当时飞机在战场上主要是进行空中侦察,飞机上没有安装武器,有的飞行员就自行将手枪等武器带上飞机向对方射击,由于没有固定装置,这些武器也并不发挥作用,直到有一天,法国的一位飞行员将一挺机枪带上飞机,沿飞行方向进行射击,结果将一架德国飞机击落,这立即引起各国重视,他们纷纷开始了军用飞机的研制,歼击机、轰炸机的出现,使战争从此从平面(陆地海洋)转向立体,空中作战思想开始在军队统帅的头脑中产生,1917年4月英国皇家空军正式成立,空军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日本策划反袁斗争,他是非常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况的,飞机在这次战争中显现的优势,使孙中山对飞机在军事上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这也应该是促使孙中山下决心创办一支自己的空军队伍的一个重要因素。1914年12月在制定的“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首次将飞机项目正式列入中华革命党的革命方略中,明确了要在海军部下专立飞机科,负责关于“飞船、飞艇之编制、配备”;“飞船、飞艇之制造、修理、购买”;“飞船、飞艇之调查、研究训练、奖励”等事项。[⑥]创办飞行学校也正式列入孙中山的工作计划,所以近江飞行学校的创办,不仅是孙中山为开展反袁的第三次革命的需要,也应该是孙中山为未来创建一支中国空军队伍而采取一个重要步骤。 

  二、孙中山希望飞机能在开展反袁武装斗争中发挥出奇不意的作用

  1913年为了捍卫共和,孙中山奋起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由于力量的悬殊,“二次革命”不久便失败,袁世凯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8月孙中山不得不再次避走日本。但孙中山并未泄气,他决心重振旗鼓领导革命党人开展反袁的第三次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了中华革命党,此时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孙中山认为“刻下欧洲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⑦]。他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全国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1914年11月18日孙中山召集居正、胡汉民、丁仁杰、田桐、周运时、许崇智等人分析形势后,制定新的革命计划。

  孙中山明白他面临的对手是拥有军事实力又得到西方列强支持的袁世凯,因此除了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全体国民共同讨伐袁世凯外,从军事上作好积极准备就显得尤为重要。1915年夏孙中山组建了中华革命军,分别任命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佑任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总司令,随即便派他们回国组织开展武装反袁斗争。由于袁世凯握有重兵,要取得起义的成功,把握并不大。这就坚定了孙中山要创办一支自己的飞行队伍的决心,孙中山期望运用未来战争中的新型武器----飞机,来增强革命军在战场上的优势,为此孙中山着手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除了将飞机项目正式列入中华革命党的革命方略外,孙中山开始积极筹措资金购置飞机,以备军事之用。孙中山要求海外同盟会支部积极动员会员出钱出力购置飞机,并亲自联系落实。1914年11月孙中山致函美国华商戴德律说“我此刻急需用钱。你能否立即提供五十万美元以上的一笔现金?如能得到这笔款项,我尚能把握时机在今年或明年初采取一次成功有望的行动。如果你能为我筹得这笔款子,请代为购买至少十架最新式的飞机并立即交马尼拉的古恩上尉(Capt. Tom Gunn)。如果不能购到飞机,则请购买那么多的发动机(至少一百马力)和必要的材料与配备。”[⑧]。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决定返回国内亲自指挥反袁斗争,回国前他又多次就购买飞机事宜致函旧金山《少年中国报》。

  1916年3月21日孙中山致电旧金山《少年中国报》,“请将存款尽买百马力以上适军用之飞机十数台,速付来。并着能飞之同志及林森、邓家彦等回来。”[⑨]1916年3月25日孙中山又复函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电悉。批价太贵,可否改买百六马力之加的士机?价约美金万元,因机以多为妙。”[⑩]

  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又致电旧金山《少年中国报》“飞机寄时用Osaki Ukitern名义,并电告船名。如有款,请多购百五以上马力发动机寄东,装机体较廉。美加同志曾习军操决心效力者,请资遣先来东。”[11]

  1916年4月22日告知旧金山《少年中国报》“时事日非,袁党以假独立抵制国民党,文非亲入内地,恐吾党不能造达势力,故决意27日回国。飞机及各同志速回。”[12]

  1916年春孙中山在陈中孚报告关于购买日本飞机事宜的批函中说“此物甚急用,望查明何式,并马力如何,价钱如何,即复。”[13]

  从上述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为了让第三次革命能多一分必胜的把握,迫切希望能尽快拥有一支自己飞行队伍的心情。他要求海外同盟会支部尽快落实购置飞机事宜,而且越多越好。

  其次是抓紧培养飞行人才。由于飞机问世的时间不长,会驾驶飞机的人才奇缺,因此光有飞机不行还必须要有一支飞行员队伍。除了在海外动员、招募爱国的飞机驾驶员回国效力外,加紧培养革命党人自己的飞行人才是孙中山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1914年8月2日孙中山在复伍平一的函就谈到了创办飞行学校的紧迫性,他说“飞行学校事,当竭力促成之,而目前训练尤不可缓,盖时局正佳,飞机之用即在目前也。尚祈准备一切,以备军用,是为至祷。”[14]。孙中山感到随着反袁的斗争的有利时机的到来,创办飞行学校,培养航空人才,为军事之用已刻不容缓。飞行学校就是在此形势下创办的,得知孙中山决意创办飞行学校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表示愿意承担创办学校的费用,1916年2月6日梅屋庄吉将日本著名航空工程师兼飞行员坂本寿一介绍给孙中山,孙中山很高兴,两人立即用英语交谈起来,非常投机,孙中山要求他“务必给我党当老师”,[15]多年以后,坂本回忆说,当时“与我的飞机论共鸣的人,继梅屋先生之后,只有孙中山先生。”[16]在之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坂本寿一频繁地到东京府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宿109番地的中山寓拜访孙中山,经过近19次的商谈和5次书信往来,创办航空学校的时机日益成熟,孙中山在启程回国前委托周应时与坂本寿一正式签订了协议书,从契约的内容看孙中山当时已与坂本寿一谈妥必要时请他到中国协同作战的事宜。

  纵上所说,孙中山决意在1916年创办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以下简称航空学校)并不是一时兴起,而实际上是孙中山为了策划发动反袁第三次革命并期望能获得出其不意的胜利而采取的一个战略步骤。

  三、近江飞行学校在武装反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紧张的筹建,1916年5月4日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正式开学,飞行学校校址在滋贺县近江八日市町,八日市町位于京都以东的琵琶湖西岸,环境优美,日本的民间飞行家荻田常三郎曾在这里建过航校,因此具备一定的建校基础。学员是在华侨和留学生中招收,美国、日本、加拿大的华侨和留学生有100多人报名,后共录取了夏重民、周应时、简方杰、刘季谋、姚作宾、胡汉贤、马超俊、陈律生、曾更谟、苏玮鲲、李文耀等47人。[17]其中飞行班30余人,机械班10余人。周应时、夏重民负责学校事务工作,梅屋负责管理工作,坂本负责教学工作。坂本寿一1890年出生在日本山口县柳井,1907年于山口县立工业学校毕业。1908年到美国洛杉矶州立工业学院汽车系留学,毕业后在伏特汽车厂工作,但他对飞机有浓厚的兴趣,曾自制了一架三十匹马力引擎的单翼飞机,后进入查.卡奇斯飞行学校学习并取得了国际飞行执照,1914年1月他带着自己自制的匹马力的螺旋浆双叶飞机回日本,他飞行技术超群,曾飞行80次,坠入18次,但一次也未受伤。学校有时航校有飞机三架,一架是旅美华侨捐赠的寇蒂斯詹尼教练机,一架是坂本自制的,另一架是由梅屋租来修复好的“剪风号”飞机,航校的经费则由梅屋提供。飞行教官有坂本寿一、星野米藏、立花了观、尾崎行辉等,又聘请美籍史密斯为顾问。坂本开设的第一堂课是自行车训练,这是为了训练学员们的平衡技巧,当时学员们大都没有骑过自行车,开始训练时摇摇晃晃,不时跌倒,经过几天强化训练后才学会,同时坂本还开设了《飞机构造》、《发动机》、《电器》《飞行原理》等课程以及进行滑行训练等。由于孙中山已于4月27日偕廖仲恺、戴季陶、张继等启程回国,领导反袁斗争。坂本就定期将训练情况向梅屋汇报[18]

  航校开学一个多月后便传来东北军攻战济南受挫的消息。孙中山非常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他认为“今日如欲挽救南方独立各省之危急,舍重新建立巩固之实力外别无良策。山东本为我党同志长期经营之地,………山东地处南北要枢,且有铁路海运之便,如能在山东建立二个师团以上主力,则山西、陕西、河南各省必起而与之呼应。于是,则向北可攻取北京,向南可促进长江流域各省之豹变。”[19]1915年11月他派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亲赴青岛指挥起义,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共拥有兵力一万三千人,许崇智为参谋长,萱野长知为顾问。东北军于1916年2月发动起义,不久便占领了周村、昌乐、高密、潍县等十多个县城,得此消息后孙中山非常高兴,4月4日孙中山复函居正,要求他全力以赴乘胜攻占济南,因为“占(领)济南,则东北全局可迎刃而解”。“若济南一得,弟当亲来。大约得济南,则两师之军械,一二百万之现款,俱可以此间筹取,持此以往,足能号召天下,幸勿忽视。”[20]之后东北军于5月15日、25日和6月4日组织力量三次围攻济南,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进攻受挫。孙中山一方面抓紧筹款购置武器运往前线,同时派夏重民带领华侨敢死队回国(改编为“东北军华侨义勇团”)由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直接领导,进入山东潍县参战,另一方面孙中山决定启用飞机来助战。1916年5月20日东北军顾问萱野长知从山东发电报给梅屋庄吉询问“将飞机立即送往此地(山东)就地训练为何?”[21]梅屋庄吉接到电报后要坂本即到东京来商议,坂本感到很为难,因为当时飞行学校各项工作刚刚安定下来,各项训练还不到一个月,但为了支持孙中山反袁斗争,梅屋还是说服坂本将飞行学校搬至山东。6月7日孙中山发电报给居正,告之“飞行家尾崎同廖国仁、谢崧生赴潍,与兄商飞行事。”[22]6月28日坂本寿一率飞行学校师生共100多人,携两架飞机及一批设备从神户港出发,7月2日抵达青岛,然后坂本寿一一行用汽车将飞机拉到潍县,然后迅速在潍县城外建设道路,修建飞机场。飞行学校搬到山东后更名为“东北军华侨义勇军飞机队”,胡汉贤兼飞机队管理主任,刘季谋为助理员兼通译,李赦为总务,马少汉为军需,马栋廷为会计兼出纳,马超俊为副官,梁焕庭为机械员,日本人坂本寿一、立花了观、吉田安仁等为教官,学员30余人,编为飞行员。飞行队有飞机3架,分为3队。第l队美式JN一4型飞机1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胡汉贤率领;第2队美式JN一5型飞机1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刘季谋率领;第3队英国造剪风号飞机1架,飞行员10人,机械员2人,由李赦率领。另有日本机械工人6名。每日除有飞行任务外,仍按照原飞机学校课程训练。[23]蒋介石当时在东北军任参谋长,他在日记中曾记下他所看到飞机训练的情形,“四日,代理总司令派介石至西操场观操。飞行机试验活走。”“七日,朝六时半,代理总司令,往西操场观坂本氏之飞行,飞高约八百米,突。飞行时间约15分钟之久。第一师师长亦入场参观。”[24]

  飞行队到达潍县后,不久即参加攻占济南的战斗,为了瓦解敌军军心,飞机队派出全部飞机---3架,飞往济南上空散发传单,向敌军宣传“弃暗投明,不可附逆”。那时飞机队的学员还不会驾驶飞机,只得由日本教官驾驶,每机各派1人随机做散发传单和绘图、观察等工作。胡汉贤和日本教官板本寿一驾JN一4型飞机,刘季谍和立花了观教官驾JN一5型飞机,李赦和吉田安仁教官驾剪风号飞机。8日飞机在北洋军上空飞行,撒下了一万张传单。传单说“速速投降!否则要以炸弹攻击。”[25]当时没有飞机专用炸弹,他们搜集了装“三炮台”外国香烟的空铁罐,装上炸药和雷管,每次轰炸时先由前座飞行员操纵飞机对准轰炸目标,负责投弹的人坐后舱点燃导火线,然后用手投向轰炸目标,尽管这些炸弹的威力并不大,但由于北洋军第一次见到飞机投掷炸弹,吓得丢枪弃械溃不成军,大振了中华革命军军威。坂本后来回忆“孙先生对于利用飞机发挥战斗力的设想非常赞成,乃邀请我带飞机参战,我痛快承诺,便驾了飞机到达潍县,当地民众由于第一次见到飞机,大加哄动,都说‘神仙来了’!敌方对于这种空袭,好像是有了反应,他们派遣军使前来拜托—‘不管怎样,就只有一个请求,请不要再从飞机上扔炸弹下来’。”[26]

  当时北洋军队没有飞机,经革命军这一威胁,一时军心大变,山东督军靳云鹏还因此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后由黎元洪继任总统。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停止进攻,等候政治解决;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压力下同意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7月25日孙中山通告各地中华革命党:迄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27]经与北京方面谈判,9月决定解散东北军,孙中山原打算将航校迁到杭州但因条件不具备而未成功。而北京政府派曲同丰到潍县改编东北军时,试图将华侨义勇军飞机队全部设备及人员,调往北京南苑,改为中华民国飞机学校。按照孙中山电示:航校拒绝了北京政府的邀请,就地解散,飞机3架,寄存青岛。东北军司令部发给坂本4个月薪金,星野、立花两助教各3个月薪金后,1916年11月15日航校正式宣布解散。

  四、中华革命党近江飞行学校对孙中山创建中国航空事业的意义和作用

  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虽然只存在了短短6个多月,但它是孙中山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它的意义在于:

  第一,飞行学校的创办充分体现了孙中山是一位善于学习、运用世界最新的科学发展成果,具有卓识远见、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家。飞机是在1903年发明的,1914年飞机才首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而1916年孙中山就在日本东京创办了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开始着手培养自己的空军队伍,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不仅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个善于学欧美之长,以敢于赶超欧美的精神学习、运用最新的科学发展知识的实践家。后来1924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说“恢复我们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中国人向来以为外国的机器很难,是不易学的。不知道外国视为最难的是飞上天,他们最新的发明是飞机。现在我们天天看见大沙头的飞机飞上天,飞上天的技师是不是中国人呢?中国人飞上天都可以学得到,其余还有什么难事学不到呢?”[28],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新技术、新知识,赶超先进国家。

  第二、飞行学校参与的山东武装起义是革命党人首次将飞机运用到战场的一次实战演练,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使用飞机作战,航校飞行队在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也为今后飞机配合革命军作战提供了经验;

  第三,飞行学校的创办为孙中山实践他的航空救国思想,积累了经验,为未来培养、建立一支中国的空军队伍,增强革命力量,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打下了基础。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航校不得不解散时孙中山特地指示杨寿彭要妥善保管好飞机,以便将来之用。他说“至飞机则务请尽力保全,勿令有损失。飞机存仓,用尾崎名义,将来有无窒碍?能否取出,另用兄或他人名义存放?请妥筹电示决定,至要至要”[29]这说明孙中山一刻也没放弃对创建一支空军队伍的计划。1917年9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后即在大元帅府设立了航空处;1919年,为了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孙中山组成了以杨仙逸为总指挥的“援闽粤军飞机队”,配合“援闽粤军”作战。1920年9月孙中山还亲自指挥飞机轰炸盘踞在广州观音山的桂系叛军,叛军闻风而逃。

  1920年11月,孙中山再次回粤组织大元帅府时,即设立航空局,朱卓文任航空局局长,下设两个飞机队,飞机队在配合孙中山北伐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有力地壮大了革命军的声威。为了能尽快培养和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队伍,1920年底,孙中山又派杨仙逸出国筹款购买飞机,并招募航空人员。(后杨仙逸到美、日等国筹款后,购得飞机8架,组成一支新的飞机队。)1922年12月6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设立航空局,任命杨仙逸为航空局长,接着又筹办了广东飞机制造厂,由杨仙逸兼任厂长。孙中山对飞机的制造工作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经常携夫人宋庆龄亲临飞机制造厂,鼓励职工们努力工作。现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就藏有好几张孙中山视察飞机制造情况的照片。当时的广东飞机制造厂,不论厂房、工具等设备都十分简陋,又缺乏制造飞机的专业人才。但在孙中山的关心下,杨仙逸信心十足地领导大家一起投入研制工作,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第一架飞机终于制造出来了。这架飞机后来就以宋庆龄青年时代的英文名字“乐士文”(又译罗莎蒙德)命名,孙中山与宋庆龄亲自到大沙头机场,参加试飞仪式,并在飞机前留影。这些充分表明孙中山对创建自己的空军队伍,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视。之后为了进一步培养飞行人才,孙中山又派黄光锐等数十人去美国航空专业学校学习,这批人后来成为中国早期的飞行人员;1924年孙中山在创建了黄埔军校后又决定在大沙头航空局飞机制造厂附近建立一所军事飞机学校(即广东航空学校),第一期于9月开学,学生多由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选送。广东航空学校从1924年创办一直到1936年两广事变时被接收,共毕业了8期学员,培养训练飞行人员500多人,涌现出许多人才,为建立中国的空军队伍,发展中国的近代航空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委会:《国父思想论文集》第2册第1330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版,第490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1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83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38—539页。

  [⑥]《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第六章第六条。

  [⑦] 1914年8月27日,“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件”,日本外务省,乙秘1651号。

  [⑧]《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37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52页。

  [⑩]《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54页。

  [11]《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67页。

  [12]《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76页。

  [13]《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82页。

  [14]《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06页。

  [15] [日]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第306页。

  [16] [日]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第306页。

  [17]俞辛淳著:《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第76页,

  [18]《梅屋庄吉文书》,小坂文乃藏。

  [19]《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96页。

  [20]《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62页。

  [21]《梅屋庄吉文书》,“萱野长知致梅屋庄吉电”,小坂文乃藏。

  [22]《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02页。

  [23]叶介蒲:《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文史精华》2009年。

  [24]见《蒋参谋长日记》,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25] [日]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第318页。

  [26]《蒋总统秘录》,第4册,第255—256页。

  [27]《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33页。

  [28]《孙文选集.》,黄彦编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78页。

  [29]《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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