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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对宋庆龄人生道路的影响和作用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使中国在形式上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意义重大。辛亥革命爆发时,宋庆龄正远在美国留学,但是从革命爆发的原因、结果来看,这场革命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决定了她的人生走向。宋庆龄反对清廷腐朽专制统治,向往民主共和。为了帮助孙中山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她在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低潮期来到孙中山身边,协助孙中山工作。孙中山去世后,她誓言忘却自我,投身丈夫毕生的事业,追求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关键词:宋庆龄、孙中山、辛亥革命、共和国、一党训政、联合政府

  辛亥革命最显著的成就是清廷逊位,最重大的意义在于“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已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使含有世界人类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专制政体消灭”,但它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因为它没有实现“真正和绝对的民主政治”[①]。

  这场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绝非1911年革命的结果,促成1911年武装起义胜利的也绝非革命党一派的力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均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历程,在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三岔口上,中国各派主要势力最终合力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然而共和制度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继承了他的衣钵,“中华民国”仅剩躯壳;蒋介石执政后,又长期施行“训政”……

  人类造就了历史,而同时,正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历史对作为个体的人而言,影响甚至决定着每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和最终命运。

  有关宋庆龄与辛亥革命主题的研究文章多侧重于政论,少有分析这场革命是如何影响宋庆龄人生道路的。辛亥革命爆发时,宋庆龄尚在海外留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革命与她的人生毫无关系或者影响不大,相反,从这场革命爆发的原因、结果来看,它改变了宋庆龄的人生轨迹,决定了她的人生走向。本文拟就此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共和理念的蕴蓄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后,宋庆龄于当年4月撰文,热情讴歌辛亥革命是继滑铁卢战役之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法兰西共和国。宋庆龄认为中国革命也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因为世界和平尚未实现,中国还未从列强的爪牙中挣脱出来。[②]

  在宋庆龄成长的道路上,促成她形成“自由、平等、博爱”之共和理念的因素有多方面,这其中既有历史大潮的推动,也有个人成长经历以及家庭和宗教信仰的影响。

  1. 清末新政对宋庆龄人生道路的影响。

  宋庆龄出生时中国已深陷落后挨打的境地,清廷统治危机四伏,在内外交困之下,清廷为自保不得不思变,慈禧太后在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后,仍然决定变法。1901年1月29日,正在西安避难的慈禧下变法诏,宣布实行新政,新政涉及军事、经济、教育、政治诸方面。

  “中国认识到她大量需要受过现代教育的男女人才”[③],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这一改革对国家而言,“有利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提高”[④],对宋庆龄个人而言,则直接影响到她人生道路的走向。

  1906年1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行抵美洲后,参观美国各种学校,并与各校校长商谈有关向美派遣留学生的事宜,耶鲁大学、干尼路大学、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表示愿赠给学额,但学生必须程度合宜方可免收学费。[⑤]端方历来重视办学,考察归来后,他更是将教育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立宪国“国本”地位,在向朝廷提出的宪政方案中指出:“欲修其政,必先智民;欲智其民,必先兴学”。[⑥]

  是年9月,回国后不久的端方即莅任两江总督,他随后下令在其两江范围内的苏、皖、赣三地分科考试,评定录取赴美留学生。力主振兴女学的端方在继1905年首次选派女生赴日留学后,又在此次特别辟出名额给女生赴美留学,于是中国历史上便有了首批官费赴美留学的4名女生,其中之一是宋庆龄。

  这次考试于1907年6月11、12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一、初二日)在南京举行,原定选取男生10名、女生3名,所考科目除了语文和英文外,还有数学、理化、历史、地理。值得称道的是,主考官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维新派思想家、时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的严复,他应两江总督端方电召,于6月6日(四月廿六日)赴宁。他既是该次考试的出卷人,也是语文和英文两门主科的阅卷人。考试最初报名者踊跃,有200余人之多,其中女性也有30人左右,及至临考,男性仅70余,女性不过10人而已。参与考试的宋庆龄曾自豪地说:“1907年,教育部门为派遣女学生出国留学而举行了择优录取的考试。被选派的留学生享受由威尔斯利提供的奖学金。这场考试的成绩使那些男主考官们认识到,女学生在智力方面并不亚于男学生。”[⑦]但事实上,严厉的考官严复并不这么认为,他批评男女考生程度都很差,“女子程度尤浅,接到题纸,与之对觑,不能下笔;英文勉强写出半板,而文法亦多支离。”[⑧]严复的判卷结果仅有5、6人及格,女生全不及格,但他最终还是照原议选定10名男生和3名女生赴美,并于6月(五月)发榜。据江宁《学务杂志》丁末(1907)年第六期记载,这10名男生分别为:胡敦复、辛耀庠、王钧豪、韩安、倪锡纯(即宋庆龄的小舅舅——作者按)、陈达德、李谦若、郑之藩、蔡彬懿、侯景飞,由于王、侯二人想完成在北洋大学的学业,遂由备取生杨景斌、杨豹灵递补;3名女生分别为胡彬夏、宋庆林(即宋庆龄——作者按)、王季茞;当时备取的还有王季明和杨荫榆2名女生,被送往日本。[⑨]经过严复的帮忙争取,在考试已结束的情况下,不属于两江范围的浙江嘉兴人曹芳芸和曹云祥姐弟俩于7月中旬(六月初)来宁补考,并补入此次赴美留学名单。所以赴美人数变成男生11人、女生4人。

  这15人虽然在严复眼中“程度极低”,但端方预言他(她)们“学业气质均堪造就”[⑩]。的确,他(她)们日后几乎个个都是中国的栋梁之才。男生名单里的胡敦复是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韩安是中国近代林业的开拓者,李谦若是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郑之藩是著名数学教授。女生也不让须眉,除宋庆龄外,胡敦复妹妹胡彬夏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一;王季茞日后成为生物学家,是近代中国科技女杰之一。备取女生杨荫榆日后成为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他(她)们日后有此成就无疑得益于在美留学的这段经历,得益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

  2. 清末新政对宋庆龄思想的影响。

  1911年11月,宋庆龄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从第三者的角度归纳了海外教育对留学生个人的作用:中国政府派留学生到西方学校学习和吸收西方的思想,“实际上,是去接受促进埃及、巴比伦和亚述这些古老国家当今社会进步的一切事物。”[11]

  清廷自洋务运动始派留学,这些海外留学生大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在清末新政阶段,他们深感救亡图存的迫切性,在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后,更加厌恶清廷的专制腐败,逐渐倾向于革命,宋庆龄便是其中一员,她和所有爱国者一样,心中一直“蕴蓄着反满情绪”[12]。

  《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一文发表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一月,但从文章的内容可以判断,该文撰写于清廷当道之时。在文中,宋庆龄大胆批评清廷统治道:“数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一直以任人唯亲和弄虚作假为特征。政府的要职都为御用文人、朝廷亲信以及靠‘政治交易’青云直上的人所把持。他们对朝政一窍不通,甚至连一点装模作样的治国本领也不具备。人民悲惨的境况,层出不穷的暴动和起义,是这种选拔‘能干官员’的可耻方法带来的后果。”[13]

  她认为:“‘自由’与‘平等’不是靠罢工、骚动和政治混乱,而是靠更为普及的教育和启蒙运动来保证的。”宋庆龄当时尚不满20岁,但已经体现出她思想的深邃性。

  欲社会进步,思想启蒙是基础,所以,教育家严复力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变法家梁启超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结为中国民智未开,故努力宣传“新民说”,希望中国人民从帝国时代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清廷重臣端方也说“欲修其政,必先智民”。

  革命家孙中山同样认为中国“昏睡的人太多了”,“蒙上眼睛毫无反应的人实在太多了”,“国家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将来沦为欧美列强、白种人的奴隶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14]。但与严复、梁启超不同的是,他主张革命新民。

  宋庆龄当时的观点更接近严复和梁启超,强调教育和思想启蒙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在这一思想主导下,她认为留学生在清末新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他们的巨大影响和孜孜不倦的努力,一个国民议会(宋庆龄原文为National Assembly,准确译法应该是“资政院”——作者按)已经形成,摄政者已颁布一项法令:中国将于1917年成立议会(宋庆龄原文为Parliament,准确译法应该是“国会”——作者按)。”[15]

  密切关注祖国命运的宋庆龄触及到了清末新政的根本性问题,虽然她将清廷已宣布提前实现立宪的年份仍写作1917年。

  清末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迟迟未触及根本的立宪问题,慈禧直到1906年9月方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计划从1908年开始,九年为期,到1917年正式实行君主立宪。摄政王载沣执政后,于1909年3月下诏,再次重申预备立宪,并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

  资政院是清廷仿照西方法规体制设立的中央谘议机关,在地方,这样的机构称为咨议局,是为成立两院制的正式国会奠定基础的过渡性立法机构。按照既定步骤,资政院于1910年9月成立,其议员分钦定、民选两种,共200人,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推选,议员大多出身地方绅民。

  成立咨议局、资政院是清廷在政治体制改革道路上迈出的重要步伐,中国的民主政治始见端倪,宋庆龄对清廷的这一举措持赞赏态度,并骄傲地认为是归国留学生促成了这第一步。宋庆龄的这一观点当然带有片面性,促成这第一步的并不全是归国留学生,但这支力量对中国政治改革的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3. 家庭及宗教信仰对宋庆龄政治思想的影响。

  宋庆龄之所以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念,不仅仅是因为她经受了“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16],还与她的家庭及其宗教信仰对她的影响密切相关。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早年在美国接受神学高等教育,曾是一名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历史大潮的推动下,他逐渐从一个“土洋人”转变为一位爱国者、革命者,成为孙中山最早的同志和朋友之一。正是在他的建议和催促下,孙中山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他不仅帮助孙中山从事反清大业,还从基督徒的角度为中国争自立,号召基督徒投入到救国运动中,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圣经》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17]具有同样宗教情怀的倪珪贞亦不顾革命可能遭来的杀身之祸,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协助丈夫“资助革命事业”。[18]宋耀如认为外国教育是达到解放中国目的的手段,于是他把他的孩子们不分男女均送往美国接受教育。[19]他经常给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儿们写长信,寄剪报,让她们了解国内的形势。因为家庭的关系,宋庆龄自幼就沐浴在上帝的光环之下。在父亲的影响下,她在童年时代就知道革命,“熟悉他(孙中山)的名字和志向”[20]。收到父亲寄来的一面崭新的共和国五色旗后,宋庆龄随即扯下寝室墙上挂着的清朝龙旗,用脚踩了又踩,并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把龙拽下来!把共和国五色旗挂起来!”[21]

  二、共和信念的形成

  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高举宗教改革的大旗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启蒙思想家们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然而中国政治并不像西方政治那样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中国长久以来都是以人治国,“神”根本没有能力影响“人”的国度。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了,但自由和平等对绝大多数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字眼,中国的共和事业不久又重遭挫折。面对现实,宋庆龄认识到要在中国实现共和非革命不能成功,于是她投入革命者的行列,决心为共和事业而工作。她将个人理想与人类共有的理想相融合,将个人幸福与人类共有的幸福相融合,为建立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勇敢地克服个人障碍,嫁给了她忠实崇拜的“中国政治改革家”、“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

  1. 决心为共和事业而工作。

  1913年3月20日,一心追求共和政治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正在日本考察实业的孙中山随即回沪,准备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孙中山回沪后,直接下榻宝昌路491号宋宅。宋耀如不仅为孙中山提供生活起居,还负责打理孙中山在九江路的一处不为人知的私人办公室,宋蔼龄也在该处为孙中山工作,就连宋家的私人车夫也在该处充当第一道门卫。[22]

  4月26日,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5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善后大借款”的条件有损国家主权,初始就遭到国民党人及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而袁世凯借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北京政府的政治、军事力量,解散南方的军队,这更激发了南方各省的不满。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6月,北京免除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7月,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在江西湖口举兵讨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

  “二次革命”不久失败,宋家与孙中山均逃亡日本,宋庆龄此时正在毕业回国的途中,接父亲急电,她中途转往日本与家人团聚。

  在日本,宋庆龄从父亲和孙中山的交谈当中得悉袁世凯将把民国倒退到君主国,她决心为共和事业而工作:

  从我父亲与孙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阴谋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因为他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之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23]

  于是,宋庆龄在初到日本后不久,就开始同宋耀如和宋蔼龄一起去孙中山处,协助他们为孙中山工作。

  2. 将个人命运与共和事业相维系。

  1914年3月,宋耀如由于宋蔼龄准备与孔祥熙结婚,不再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而自己又身患肝病,不能长时间跪坐在日本矮桌边从事书写,因而急电召已陪母亲回国治病的宋庆龄来日接替宋蔼龄工作。[24]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就任总理。中华革命党以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推翻袁世凯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3至4月间,宋庆龄同宋蔼龄一起频繁去孙中山处为孙工作,4月后则单独频繁赴孙处为孙工作,姐妹俩应该为筹备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大会出了不少力。

  担任孙中山秘书期间,宋庆龄还同宋耀如和廖仲恺一起,为孙中山起草、打印条举袁世凯罪状的材料。当时,中华革命党人在东南亚发行的报刊刊载了中华革命党首领揭露袁世凯迫害国民党的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应袁政府要求,禁止这些报刊在美发行,并拘禁记者。此案辩护律师要求美国驻日大使馆,调查目前在东京之中华革命党首领们在新闻报刊上所揭露事实是否属实。为回答美大使馆的询问,孙中山准备用书面材料,条举袁世凯的罪状及其迫害国民党的毒辣手段。[25]

  宋庆龄“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26]。1915年10月,她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与孙中山结婚是宋庆龄个人的命运,她在致友人阿莉的信中坦言她是勇敢地克服了她的惧怕和疑虑而决定结婚的,但宋庆龄是将个人命运与共和事业维系在一起的,她对阿莉说:“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27]

  婚后的宋庆龄感到非常幸福,她体悟到“自己的理想得以作为人类的理想而实现,随之幸福必将到来。”并说:“当幸福包含在使所有在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的共同愿望中,这就足够了。”[28]

  3. 对孙中山建设共和国之目标、方法与步骤的理解。

  孙中山是宋庆龄的“英雄”,她是他“忠实的崇拜者”,在同孙中山的十年婚姻中,宋庆龄“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从丈夫那里“学到很多学问”。[29]

  1921年4月,宋庆龄曾应《字林西报》的要求,撰文介绍孙中山的思想和工作,此文相对集中地论述了孙中山建设共和国的目标与方法,全引如下:

  因为孙博士主张民权,所以他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制政府,必须真正是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孙博士希望从给予人民地方自治权着手,以每个县或地区作为一个单位。

  这个地方政府应给予人民直接的权力,用表示他们意愿的4种现代方法管理他们的地方事务。这4种方法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

  在地方政府全部组织起来后,给予每个县选举权,选出一名代表去指导县以上的中央政府。这名有任期的代表被授权使用上述4种方法,来指导中央政府的公务员。

  至于中央政府,孙博士打算采纳美国宪法的三种权力,保留中国宪法的两种权力,创建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机构。

  虽然政治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仅由一种权力组成,即皇权,但是孙博士发现除了皇权之外,中国政府还有另外两种权力,即考试权和监察权。现在这两种权力已被欧洲最好的政府部分仿效。

  这个五权宪法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权组成。通过这五权宪法,可使中央政府成为一个完善的政府机构。人民行使政治权力指导和控制中央政府。这种政治权力就是上述4种方法。

  政治权力完全在人民手中,我们公务员的职责就完全起作用了。不像欧美政府的职责是政治和职能的一种结合。人民具有直接控制政府的权力,每个公务员都是本行业的专家,结果就是一个高效负责的政府。

  自1917年以来,孙博士发表了三部著作,两部中文版,一部英文版。论述了议会法、中国政治心理学和中国的实业发展。中国通过实业发展,可以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为全国人民谋取福利。当他的两个目的达到时,中国将成为一个既繁荣又善治的国家。这样孙博士的毕生目标就实现了。

  首先,宋庆龄表明孙中山的建国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宋庆龄此文中说的“民有、民治、民享”虽然是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但其所指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曾多次演讲说他的三民主义和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完全是相通的,宋庆龄1939年在应《新闽日报》编辑要求,阐述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和孙中山从事的革命目标时,明确说:清廷逊位,使中国在形式上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因为真正和绝对的民主政治还没有实现,“清廷退位之后,并不能建立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政府”[30]。

  其次,宋庆龄表明孙中山创建“权能分治”说来建立共和制政府。“不像欧美政府的职责是政治和职能的一种结合”,孙中山把国家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部分——政权“完全在人民手中”,人民享有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这四种直接民权,“指导和控制中央政府”;治权归中央政府,由考试、立法、行政、司法、监察五院组成,五院相互牵制,“中央政府成为一个完善的政府机构”。

  1924年4月2日,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赠“贤妻庆龄”。大纲定建国之首要在民生、其次为民权、其三为民族,建设之步骤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4月12日,孙中山再书《建国大纲》以付石印,宋庆龄书跋于后谓:“先生建国大纲二十五条,实为施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基础,而图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也。”[31]

  三、对共和国的追求

  孙中山生前,宋庆龄以“贤妻”的身份,精心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并为丈夫从事一些秘书工作,“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32]。她与孙中山同忧乐、共死生,辅佐孙中山建立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孙中山身后,对孙中山的忠诚和作为孙夫人的责任感使宋庆龄从幕后走向台前。她说:“我试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毕生的事业,就是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并誓言:“我一定要自己尽力并鼓励他人继续我丈夫的事业!”[33]

  孙中山在去世前一年,实行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他去世后不久,国共分裂,三大政策被弃置一旁。宋庆龄认为,“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34],因而不同意分共。以后,她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道路上政治立场逐渐转变,并最终由共产国际驻华政治代表介绍加入了共产党[35]。

  虽然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但宋庆龄并未放弃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念,她认为“国民党一直没有执行三民主义,而共产党领导人在实行。”“中国共产党是孙博士三民主义的真正的拥护者。”[36]

  但是,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间接地提出了反对,认为不应该实施训政。

  根据三阶段论,孙中山规定从革命军起义到宪法颁布前这段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37]1917年,他在广州成立军政府。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在统一中国后颁布《训政纲领》,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全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自此,国民党结束军政,实施训政。

  对此,宋庆龄持反对态度。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奉蒋介石之命来与宋庆龄疏通意见,他对宋庆龄说:“你已经看见自由是怎样被人滥用啊!这种集会唯一的结果,是无秩序与动乱。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落后了几个世纪。就是国民党的党员中间,他们曾受过了相当的训练,有时集会起来,还是不免没有秩序与争闹哩。孙先生对此很失望,才写了那个《会议通则》。你怎么能够希望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能集会!至于叫他们自己组织起来,那是更谈不到了。他们一定首先要经过一个训政时期。”宋庆龄反驳道:“你知道你袭用了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采用的同样的武器,拿来反对我们自己的民众吗?帝国主义者说我们落后了多少世纪,不懂法律与秩序,所以不能治理我们自己,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你们不让群众有机会去实习上面所说孙先生著的《会议通则》,怎样能够希望人民会组织和集会呢?哪里有能够不入水而能学会游泳的呢?”[38]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道路上,宋庆龄起初的活动基本上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进行,她甚至曾宣布“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39]。1932年,宋庆龄借孙中山民权主义一词,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蔑视民权的法西斯政治”[40]。同盟以保民权为号召,“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41],得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等人的响应。当时,胡适、罗隆基、张君劢等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很不满意,纷纷发表文章予以批评。1929年7月20日,胡适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孙中山手拟的《建国大纲》提出疑问。该文认为,民国13年(1924年)的孙中山“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该文由此进一步地批评孙中山“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的参政能力”,其言论中有“根本性大错误”。文称:“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政,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胡适明确地要求迅速制定宪法。他说:“我们不相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42]由于同盟同时致力于营救和援助政治犯,致使同盟内部分歧严重,并终因总干事杨杏佛遭暗杀而终止活动。[43]因为同样的原因,宋庆龄在这一时期先后出面参与组织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组织,均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背景,因而被国民党视为变相共党组织而加以阻挠和破坏,最后不得不停止活动。她参与筹备召开的上海反战大会同样如此。[44]

  随着形势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国民党的态度,从坚持世界革命到促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抗日讨蒋到联蒋抗日。宋庆龄也转而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

  时值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共产党人潘汉年草拟了“恢复三大政策的提议”至宋庆龄、何香凝、孙科,并运动各实力派签字。宋庆龄、何香凝随即以自己的名义在国民党中执委中间开展了征集签名的活动。1937年2月12日,宋庆龄同何香凝一起将该提案面交蒋介石。2月14日,宋庆龄与何香凝又一起亲赴南京,要求冯玉祥修改提案,“把(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改为扩大三政策。”[45]于是,正式提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提案由原名《提议讨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案》改为《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内容亦相应调整,从原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调整为:“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急起直追,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外与英、法、美等国进行联络,以接外援,内则全国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共同对外。更设法扶助农工商各行业,使与救亡图存之大业相适应;举全国之人力、财力、物力,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未完之功业。”[46]但是该提案被“密交常会”[47],仅限于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层面,未得以在全会上讨论,冯玉祥为此而感叹道:“孙夫人提的案子,很可以告知大众,本无什么不可说的,何必如此呢?”[48]2月18日,宋庆龄在莫利爱路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在沪各外国报纸发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并附上已向三中全会提出之原案全文。公开信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宋庆龄在信中主张:“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尽速召开国民会议,吸收有才能的人,不论他是什么党派,到政府中来”,要改变选举制度,实行普选,“为了便利选举,政府应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49]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抗战建国纲领》强调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对内“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对外“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宋庆龄随即与何香凝共同署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的纲领,实行抗战到底》声明,表示拥护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发表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

  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组成了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调查之权,但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其所通过决议案的权力。对此宋庆龄并不满意,她呼吁,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现在虽有两个大党和几个较小的党派,但是并没有一个充分的民主的代表机构,使每一个党派都能够根据它的党员人数和影响大小而在战时政府中担当适当的任务。”[50]

  抗战胜利前夕,1944年9月,中共提出召开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与之相对应,蒋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还政于民”。与此同时,随着国共两党围绕政治民主化问题的争论日趋公开化后,民间的民主呼声日益高涨,支持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对此,蒋采取了打压政策。宋庆龄对此十分不满,她认为建立联合政府是“当前政局的唯一出路”[51]。1944年10月31日,她对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说:“眼下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会不择手段,不惜冒任何风险以求达到目的。特工部门已经在公开镇压民主运动了。他们破坏进步分子的所有活动,加强镇压和逮捕共产党人与左派。国共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蒋介石不会同意共产党增加其势力。他也不会让人民和政府民主化。”[52]

  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于1946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了,但是宋庆龄对此却并不乐观,虽然被大会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她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她在会前就曾针对即将举行的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说:“从种种迹象看,代表将由上而下地指定,而不是选举产生。所以期待大会在真正民主化方面有什么结果,显然是错误的。”[53]5月30日,她就国民党六大的结果,对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说:“代表大会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成果:无论当权者还是政府都没有改变。一切照旧。”当彼得罗夫说毕竟代表大会还是决定召开国民大会时,宋庆龄回答道,由于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是在抗战前选举出来的,由于他们并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那就很难期望大会能有什么成果。[54]

  虽然宋庆龄一再对苏联外交人员表示蒋介石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但是她还是希望国共谈判能够成功,多党制的联合政府能够建立。在美国的干预下,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讨论了政府改组问题、过渡时期施政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国大代表资格问题、宪草修改原则问题,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问题案》等5项有利于推进民主的协议。在这次会议讨论宪法问题时,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受到疑议,结果大会通过的是一个仅保留五权宪法理论外壳的偷梁换柱的方案。对此,宋庆龄未在媒体公开发表任何意见。究其原因,一、宋庆龄非理论家,她对宪法问题从未有理论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能力介入其中;二、她之不表态已经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不管是谁的理论,以有各界代表参加的政协会议民主讨论的最后结果为定。

  虽然国民党对政协会议协议十分不满,但还是为适应政协会议后的政治形势陆续实行了改革,蒋介石于1月28日在国民党中常委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一项议案:“现行法令中与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项自由抵触者,应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55]2月14日,蒋介石在从重庆回上海的三天后,于上午11时往访宋庆龄,宋庆龄赠他孙中山1924年4月12日手书之《建国大纲》。[56]《建国大纲》第二十四条谓:“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第二十五条谓:“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细品之下,可知宋庆龄选择这一时机相赠之期许所在何指。此举也显示出,宋庆龄对蒋这一时期的表现是相当满意的。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憎恨根深蒂固,要他同意容纳共产党参加政府几乎不可能。当日上午有大学生约300人聚集在蒋的“爱庐”外请愿,要求见蒋,蒋气愤至极,谓此“乃为共党指使”[57]。

  国共短暂停火之后,6月四平战役爆发,内战再起。7月22日,宋庆龄公开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她提出,“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了。”“联合政府应当立即组织起来。它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也应当由党员中推选出来,而不应由一个统治集团指派。”“代表经过民主方式选出以后,应当让他们起草一个为中国人民所承认和批准的宪法。让这些代表在宪法中写明,中国人民将有不可剥夺的自由,这些自由绝不能听凭少数野心家的一时好恶来决定,而是完全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的。”[58]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共产党和民盟缺席的情况下在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次年元旦,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定于是年12月25日施行。自此中华民国结束训政时代,正式进入宪政时代。但是,正如宋庆龄曾说的,建立联合政府才是“当前政局的唯一出路”,制宪国民大会将共产党和民盟排斥在外,所制定的宪法必然遭到共产党的强烈反对。1947年9月16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否认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的声明》,谓:“我并无任何从事政治运动以图参加(蒋)政府的意图。”[5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宋庆龄以及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等三位非共产党人士同共产党人朱德、刘少奇、高岗一起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宋庆龄难以抑制欢欣,她想起了许多为了这一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同志,她认为:“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60]

  结语

  纵观宋庆龄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足迹,辛亥革命对她人生道路产生影响和作用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分析:

  第一阶段是宋庆龄蕴蓄共和理念的阶段。在历史大潮的推动以及个人教育背景、家庭及其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宋庆龄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念,成为一名反对清廷专制腐败统治的革命支持者。

  第二阶段是宋庆龄形成为共和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信念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她从一个革命支持者转变为一名革命参与者,她的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她视这一理想的实现为她个人最大的幸福,因而将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了革命。她帮助孙中山从事共和事业,并在孙中山身边接受“导师”的亲自指导,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共和国,如何来建立一个这样的共和国。

  第三阶段是宋庆龄在孙中山身后踏上政治舞台,直接投身丈夫毕生的事业,实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宋庆龄始终坚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信念,追求人民民主和自由。但是,面对国内政局的现实情况,在共产党人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她没有死守孙中山的理论。她反对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强烈要求国民党迅速结束一党训政。当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被1946年政协会议偷梁换柱后,宋庆龄在媒体上未置一言。

  宋庆龄虽然在政治立场上转向了共产党,但随着形势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她重又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从内部督促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她对国民党作出的团结抗日努力表示拥护和支持,并寄予希望,要求国民党发扬更多的民主。在国军豫湘桂大溃败,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她力主建立联合政府,认为这是唯一出路。但是,历史最终选择了令宋庆龄十分无奈的破坏性道路。宋庆龄最终决定留在大陆,当宣布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认为她和孙中山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建立了。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5页。

  [②]《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③]宋庆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转引自[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④]李维民:《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⑤]端方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选派学生留学奏》,《端忠敏公奏稿》卷十,第9—10页。

  [⑥]转引自张海林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⑦]《宋庆龄选集》上卷,第6页。

  [⑧]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9—846页。

  [⑨]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31页。

  [⑩]端方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选派学生留学奏》,《端忠敏公奏稿》卷十,第9—10页。

  [11]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70页。

  [12]《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页。

  [13]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71页。

  [14]《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杜1990年版,第121页。

  [15]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71页。

  [16]《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8页。

  [17]详见拙文:《“行善、敬人、赞美上帝”——论宋耀如在基督教影响下的特殊人生轨迹》,《“宋耀如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9年版。

  [18]见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宋母倪太夫人讣告》。

  [19]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51页。

  [20]《宋庆龄自述》,《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一期。

  [21] [美]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庭》,第91—92页。

  [22]详见拙文:《孙中山1912年至1913年在上海行馆的考释》,《民国档案》2003年第3期。

  [23]《宋庆龄自述》,《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24]详见拙文:《从日本外务省档案看宋庆龄婚前在日沪间的往来》,《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3期。

  [25]俞辛焞、王振锁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务省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238页;《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907页。

  [26]据朱卓文1915年2月2日致孙中山函,转引自杨天石:《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27]《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28]《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20页。

  [29]《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19页;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30]《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95页。

  [31]孙中山治丧处编:《哀思录》,1925年版,初篇插页。

  [32]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33]《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3页。

  [34]《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4页。

  [35]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514,目录号2,卷宗号224。转引自杨奎松:《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载《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3年第4期。

  [36] [美]埃文思·福代斯·卡尔逊著:《中国的双子星》(英文),第316—318页。转引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378页。

  [37]《中华革命党总章(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

  [38]《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8—79页。

  [39]《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3页。

  [40]《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41]《宋庆龄选集》上卷,第91页。

  [42]转引自杨天石:《“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43]详见朱正:《鲁迅和胡适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

  [44]详见邵雍:《伊罗生、〈中国论坛〉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市社会科学届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2008年度)(哲学·历史·文学学科卷)》;邵雍:《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述略》,《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3期;邵雍:《1933年上海反战大会始末》,《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

  [45]详见杨天石:《史海钩沉:九一八后宋庆龄为国共合作募集签名》,载《光明日报》2004年11月24日;拙文:《宋庆龄抗战思想之演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

  [46]《新中华报》1937年3月13日;台北“党史馆”档案,类别:会议纪录,类别序号:5.2/17.9.9,标题: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

  [47]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席团成员王法勤在提案封面之毛笔批注。

  [48]《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49]《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67页。

  [50]《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3页。

  [51]李玉贞译注:《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页。

  [52]李玉贞译注:《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09页。

  [53]李玉贞译注:《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12页。

  [54]李玉贞译注:《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谈话记录(1942—1945)》,《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213页。

  [55]转引自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

  [56]见邵铭煌:《另眼看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关系》,《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第50—51页。

  [5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6年2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58]《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16页。

  [59]《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37页。

  [60]《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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