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宋庆龄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宋庆龄的心路历程及其北上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的统治走向崩溃、新中国诞生的历史巨变时期。宋庆龄这位20世纪中国的伟大女性,毕生为实现孙中山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而努力奋斗,其心路历程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内战全面爆发时,宋庆龄打破沉默,发表宣言,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认识到内战只会导致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是通过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来实现的。但是,她失望了。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她认识到中国历史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她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对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她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她虽然一度犹豫,但是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认识到孙中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因此,她决定北上,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

  [关键词]宋庆龄;心路历程;北上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宋庆龄的动向备受关注。她最终决定应邀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学者们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邀请宋庆龄北上的始末[①],本文在此基础上以其1946年7月22日发表的声明为起点,到1949年11月9日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发表的广播讲话为结束,进一步探讨她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思想变化,分析她最终决定北上的心路历程,从中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一、“国民党不能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1946年6月下旬,美国海员工会3000华侨会员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致电宋庆龄,要求她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呼吁“立即停止中国内战,实现和平与重建中国”,提出“肃清空前的贪污,取消一党专政,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②]。受此影响,宋庆龄于7月22日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国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篇声明是她在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唯一公开的有关内战问题的声明,代表了一个“三民主义真正信仰者的心声”[③]。

  宋庆龄首先指出她发表这篇声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完全致力于战时救济工作,对政治上的论争避免发表意见,以使全国能集中注意力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是“今日世界战争的第一个烽火,又在我们的土地上燃烧起来了!它必须扑灭,否则那火焰将毁灭全世界!”为了制止这场火焰,任何一个“具有人类感情的人”都“应当说话了”。因此,“虽然我仍愿以全力从事救济工作,并且我不愿我的工作受到任何阻碍,然而,我觉得这时候非说话不可了。”宋庆龄把她下列心里话向世界公布:

  宋庆龄指出:“目前的危机不是在国共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团结解放和生存的问题”,因此要解决的“不是党派的权利,而是人民的权利”。如果国民党为了党派的权利而发动内战,就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混乱饥饿与破坏”,就会“见到城市和农民被隔绝”,农民就“会拥护给他们土地和减低租税的共产党”,国民党的城市就会得不到原料和粮食,从而发生“已经吞灭了许多城市的通货膨胀,将千百倍可怕于今日”[④]。她作出结论,国民党在这样一种战争中不能取得胜利。

  唯有正确实施三民主义才可解决中国问题[⑤]。宋庆龄对三民主义的时代意义做了解释,认为民族主义“是指中国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权主义“是指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了,宪政时期必须开始”,中国人民“应该有自治的权利”;民生主义“是指人民不能再受饥饿,一方面让贪官污吏厚积财富,另方面使忠良官吏诉苦无门”。根据这一时代的意义,她指出目前正确实施要从三方面着手:其一,“国共两大党以及其他各党各派的领袖,立即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她就此提出两点:首先,“这个联合政府的产生,必不能单由国民党指派人选,各党派必须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其次,“国民党的代表也必须由党员选出,而不能由上面一个统治集团加以指派。”她特别强调:“国民党内有许多派别,而进步的党员一直没有机会发言,现在是实践民主建立民主的时候了。”其二,制定一部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她主张:“代表从民主方式选出,他们则可进行制定宪法,这宪法将会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批准。代表们必须在宪法中写上中国人民应有其不可缺少的基本自由,不要任凭那少数企图控制者反复无常,而要完全交托在人民自己的手中。”其三,合理解决土地问题,而基本方案就是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她强调“这并不是共产党或外力的煽动,这是我们本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国民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则“人民有权利起来反抗封建主义与殖民地主义”。

  这样,宋庆龄就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国民党不能通过内战而要通过正确实施三民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她向国民党指出其历史任务就是“领导人民,经由联合政府民权政治及土地改革,达到完全解决”,强调国民党如果能完成这一个历史使命,那么“在任何联合政府中,无疑的都会是领导的政党,他将得到许多属于其他党派的人民的拥护,包括那些没有军队因而在谈判中也无力发言的政党”,否则“就应担负造成内战的责任”[⑥]。这样,宋庆龄就指出了“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制度与土地改革的道路,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也就是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道路”[⑦]。

  从上来看,宋庆龄作为民主主义者,期望国民党走三民主义的道路来“领导人民,经由联合政府民权政治及土地改革,达到完全解决。”[⑧];作为孙中山的遗孀,期望国民党不要被历史抛弃,对国民党抱有一种真实的情谊。尽管她强调“在声明的发布中,绝无任何偏向”[⑨],但是由于下列各点,她的声明被视为“一个带有强烈倾共色彩的行动”[⑩]。

  其一,宋庆龄把解放区同国统区作了对比,称赞解放区之所以没有灾荒,是“因为他们遵从中山先生的方案,把土地分配给耕者”,并提出“这样为民生的打算,在全国各地区应予以考虑”[11]。这是称赞解放区“是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根据地”[12],要求国统区仿照推行。由此推论下去,宋庆龄指出蒋介石进攻解放区,不仅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而且是“反对孙中山思想与孙中山主义的战争”[13]。

  其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宋庆龄认为中国内战发生的主因就在于“美国的反动者与中国的反动者狼狈为奸相互鼓励”。就中国的反动派来说,“因为他们希望中国的内争会引起美苏战争,从而在最后摧毁中国的共产党”,因为他们“希望把美国卷入,从而把全世界拖入战争中”。就美国的反动派来说,如果不再驻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果不借款给蒋介石并不再供给他军需品与军事援助,则“中国的内战就不会扩大发展”[14],即是说“内战的扩大乃是美国反动派所鼓励与助长的”[15]。因此,她呼吁“我们的美国友人,以停止一切军火供应,只允许把援助给予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来促成这一行动”[16]。如果对比毛泽东的声明和谈话,可以看出宋庆龄的这一主张与中共的立场一致。毛泽东在6月22日的声明中,指出“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17]在8月6日的谈话中指出“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18]。

  其三,立即组成联合政府。如前指出,宋庆龄的这一建议是从国民党如何才能保证其领导地位的角度提出的,《纽约时报》却将此解释为她“主张立即建立一个国共联合政府”。对此,她指出这“显然是歪曲了事实”[19],曲解了声明的内容。但是,她的建议仍然被认为“将加强中共及民盟之地位,因为他们坚持要求同样的东西”[20]。

  宋庆龄的声明引起强烈反响。何香凝等人通电赞成她的主张。晋察冀边区群众说:“国民党老师父的太太都反对老蒋打内战,看样子老蒋不会长久了。”[21]罗斯福夫人表示宋庆龄所提“为促进和平,放弃军事干涉,这是美国人民所欢迎的”[22]。尽管美国政府并未改变援蒋政策,但是急忙解释“在华美军之驻扎,系应中国政府之请求,用以遣送在华日军者。美军在华之唯一目的即在于此”[23]。蒋介石非但不接受她的呼吁,反而接受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提议,制造桃色新闻,企图诋毁她的形象。于是在美国的报纸上出现了专栏作家皮尔逊写的孙夫人与美国上尉谭宁邦之间风流韵事的文字。对此,宋庆龄置之度外,在给好友王安娜的信中提到:虽然“在那些副刊上,对我有许多下流的攻击”,“但我并不为此担忧”[24]。

  在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宣布与国民党政府八项和谈原则[25]之后,宋庆龄立刻意识到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历史就要结束,对国民党没有采纳她的呼吁而无限遗憾,指出:“我们中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曾试图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然而历史仍然选择了这条破坏性的道路。”[26]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她对史良说:“国民党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背叛了人民,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属于人民,和人民在一起。”[27]

  二、解放战争:“中国以致全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的时期”

  在1946年7月22日发表声明之后,宋庆龄不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免“会被认为是有所偏向”而阻碍她从事于救济和福利事业[28]。但是,她时刻关注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随着解放战争历史的进程,她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

  自内战全面爆发到辽沈战役结束前后,宋庆龄认为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动荡时代”,“一个非常不幸的时期”。她看到,在国统区,“过高的税收用来支付痛苦的内战,强制征兵,基本食品的昂贵,导致我们国家的许多苦难。农民劳动没有收获。他们的血被榨干。在城市里,工厂由于缺乏原料关门。银行、公司、商店、在每小时都在飞涨的通货膨胀下无法坚持而倒闭。由于缺煤,交通运输处于瘫痪。”[29]但是,她并不因此而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信心。一方面,她把这一时期当作“一个锻炼人的过程”,认为中国人民必然“在斗争中走向光明,走向政治和经济的自由”,“没有任何力量,自然的也好,人为的也好,能阻挡他们当家做主的权利。”[30]另一方面,她从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及许多将领被俘一系列现象中敏锐地认识到“国民党在走下坡路”[31]。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宋庆龄立刻意识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发生急剧变革的关键时期”[32],中国及全世界“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33]。1949年2月20日,她在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函中说“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时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34]。而这个事业就是孙中山确定的三大政策。7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上的致辞中,她一开始就指出:“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跟前。”她觉得还未把自己的意识表达出来,因而在致辞的最后再次强调:“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35]9月21日,宋庆龄在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式上指出:“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36]

  综上,宋庆龄认为解放战争“是中国以致全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的时期”,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革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时期。在这时期里,中国人民“正要开始过一种人类互相尊重的生活”,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团结的企求是无法否定的”[37]。随着这一时期结束,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着手“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38]。宋庆龄深情地说:“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它的长度和高度,它的诞生和生命的开始。”[39]

  在上述思想认识下,宋庆龄的活动及主要政治态度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继续和扩展我们的计划”[40],即继续从事于救济事业,其特点是开展以拯救儿童为中心的“三毛乐园运动”,并广泛寻求国际友人的援助。

  有人对“三毛乐园运动”作了报道,说:这个运动“在今天还是个新兴的名词,但是我预测,不久以后,它将脍炙人口。因为画家张乐平手下的三毛,是现实的,生龙活虎似的散布在全上海,甚至全中国阴暗的降落里”。又说:“孙夫人主持之下的儿童福利工作,就是以三毛为对象的慈幼工作。目前设立在胶州路等穷苦地区里,计有儿童福利站三个单位。受惠的难童计二万三千余人,包括卖报的,拾垃圾的,推桥头的,以及要饭的小叫花子。”[41]宋庆龄本人在致国际友人函中也谈到了这个运动的开展和寻求援助,强调在中国人民处于非常艰苦的大动荡时期里,“我们一定要坚持进步思想,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我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请求你的帮助来支持我们为五千名上海最贫苦儿童所做的有效工作。”[42]

  随着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折,宋庆龄寻求援助的重心从对贫困阶层转到对国家上来,指出:“当务之急是要使美国和全世界都能了解到中国人民的信息;要使各国人民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看法;要把我国劳动人民在恢复和重建国家与城市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公诸于世,以便使得那些能够帮助我们的人知道应当怎样做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要使得保证这种支持能够落到实处的一切又廉洁、又有效率的渠道畅通无阻。”[43]这段论述的中心,是她认为“美国人民是要同中国人民合作的,是要帮助中国人民的”[44]。

  其二,拒绝参加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工作。宋庆龄曾宣布“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这些基本原则是:“(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2)与中国唯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苏联密切合作。(3)实现工农政策。”[45]她继续坚持这一精神。

  1946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直接遴选”的国民大会代表的名单,宋庆龄在列[46]。194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加聘”她为国民政府顾问[47]。9月13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她[48]。接着,《申报》登出了“宋庆龄决竞选穗市国大代表,并依照国民党指导同志参加竞选实施办法,讬欧阳市长代为填表,向穗市党部申请登记,登记表已送达”[49]的消息,宋庆龄郑重否认:“此项新闻完全不确,余无意于参加政治竞选及政府工作。此外,该项消息发自广州,而余在广州并无代表及正式住址。”[50]针对1949年元旦前后传出的“宋庆龄要出山了”、“孙夫人将在国民政府中就职”的消息,她亲自于1月10日签发《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声明》称:“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51]接着,她又强调“在任何情形之下,渠绝不接受中国任何政府之任何职位”。因此,报称“孙夫人再入政界事,一般认为殊为渺茫”[52]。

  其三,国民党政府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寻求“和谈”以挽救统治地位,宋庆龄特有的地位使她成为国民党政府争取斡旋和谈的最佳人选,她予以拒绝。

  1947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拜访宋庆龄,“探寻对时局之意见。”[53]10月中旬,宋美龄也到沪与宋庆龄相见。他们的目的显在要求宋庆龄帮助国民党解决问题,但宋庆龄拒绝,仅与宋美龄一块游览杭州、无锡等地。

  1948年12月23日,《密勒氏评论报》记者C.Y.W.Meng建议她对孙科“光荣的和平”提出意见,或者写一篇“如何在中国取得和平之纲要”[54],她以“必须全身心地投入”救济工作而“不能作出允诺”[55]。李宗仁在出任代总统的第二天即1949年1月22日就致函要求她“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俾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国家人民实深利赖”[56]。李宗仁所派拜访宋庆龄的代表甘介侯宣称:和谈“乃国家人民之事,而非一党一派之事,将来在洽商过程中,如能由孙夫人出面指导协助,则对和平之获致,可有决定性影响。”[57]1月25日,张治中、邵力子到沪拜访宋庆龄,她“以血压增高,医嘱谢绝见客”而“不予接见”[58]。1月31日,李宗仁至沪拜访宋庆龄,“对和谈问题商谈甚久”[59],但结果如李宗仁身边人士所称“孙夫人健康仍欠佳,且连日此间气候恶劣,恐短期间甚少晋京可能”[60]。

  三、宋庆龄北上:“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

  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要“对于最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61]。1948年12月25日,中共以“某权威人士”的名义,提出了43人的“头等战争罪犯”名单,称这些罪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62],蒋介石名列第1,孔祥熙第2、宋子文第10、孙科第13、宋美龄第23。宋庆龄几乎所有的亲人即弟弟、妹妹、姐夫、妹夫和丈夫的儿子都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战犯,他们必然逃离中国大陆。1947年秋,已经赴美定居的宋霭龄以“染患重病,情况严重”一纸电文,将孔祥熙召到美国。1948年7月,宋美龄前往美国,1950年1月回到台湾。1949年5月,宋子文前往美国。这年下半年,孙科、蒋介石先后离开中国大陆。

  这些“党国要人们各奔前程”[63]时也在谈论宋庆龄的“社会和个人问题”[64],竭力要求她离开上海。1947年6月15日,宋霭龄致信宋庆龄:“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总在想你是否拥有对于你安逸和幸福的生活来说所应该有的一切。”[65]1948年11月30日,马丁·诺林致电宋庆龄:“您关于中国目前危急局势的观点现在对美国人民很重要。您是否能赴美就此问题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旅行讲演?”[66]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沪,名义上“访胡适先生,并劝吴国桢不辞市长职”[67],实际上催促宋庆龄离开上海。蒋介石本人也于4月26日到沪要求她到台湾,孙科也电话她以“亲情、党国利益、总理基业为重,迅速离开上海,去台湾或香港皆可”[68]。宋美龄、宋子良致函她说:“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我们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你。”[69]5月26日,宋庆龄在致王安娜函中吐露:“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地缠住我不放。”[70]

  宋庆龄在致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耿丽淑的函中指出,虽然被上述劝说、“邀请”及强迫“所烦扰不堪”,但是“即使在遥远的将来我仍绝对不可能离开中国”[71]。虽然宋庆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连收信、会友的自由也没有”[72],但是她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73]。的确,蒋虽有挟持她的打算和计划,但最终放弃,其原因如孙科在阻止他的行动时所说:“依我看来,她留在哪里,俱无大碍。……她恋栈上海,我看事出有因,那里有她先人的坟茔,又是她生活熟悉的地方,更是国父当年革命起事的源头圭臬。至于她去了共产党那边,至多批评一下党国的政策,未必能有什么惊天之举。再说,她毕竟身份特殊,资望隆高,万一有什么差池,我们不是自找被动吗?”[74]

  孙科指出了宋庆龄不愿离开的部分原因;此外还有一因,那就是她认为追求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的时机到来了,她指出:“当和平重返我们这片广大的国土时,我们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不惜代价地为我们饱经战争创伤的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75]不过,她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才能努力工作尚在观望。以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为线,她的心路历程经历了两个阶段。

  从1948年8月开始,民主人士陆续应邀北上协商召开新政协、成立新中国系列问题。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函宋庆龄,一方面对其安全“至所系念”,一方面提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邀请她北上“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76]。中共中央计划“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77]。2月20日,宋庆龄亲笔复信,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对她的关注“至为感激”[78],对“极友善的来信”表示“深厚的感谢”,一方面表示“非常抱歉”,提出“由于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79],并说“经长时间的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因而“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80]。这样,她委婉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邀请。

  此时宋庆龄婉拒之因大致有三。其一,她认为最好是留沪继续主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采取公开的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迎接上海解放。在基金会担任儿童工作组组长的顾锦心回忆说:“在当时贫苦儿童集居地区成立的3个儿童福利站,每个站里都有识字班、保健室、营养站、图书馆和分配救济物资等多样性的儿童福利工作。这种公开合法的儿童工作,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个苦难儿童,更重要的是掩护了秘密支援解放区及动员、支援上海进步团体和个人,为迎接上海解放储备力量。”[81]其二,她对中国共产党对她的具体态度尚不了解。1月3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向美国政府报告:叶笃义告诉他,中共对宋庆龄的态度并不完全是真心实意,但是由于她在宋氏家族里具有特殊的地位而表示欢迎。据宋庆龄身边的人讲,宋本人并不想担任什么政治职务,她的志向是从事慈善事业。因此,她多次拒绝了中共发出的到解放区参加中共政权的邀请[82]。其三,她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不太理解。她在1949年1月致王安娜的信中特别提到:毛泽东无线电广播中“要求杜月笙维护上海的安定”,“要求吴国桢留在他的岗位上。”[83]就是这一体现。

  上海解放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等人致电宋庆龄恳请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6月4日,宋庆龄复电“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驱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84]。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函,专程到沪迎接宋庆龄北上。毛泽东在信中一方面表达对她“仰望之诚,与日俱积”,一方面提出“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85]周恩来在函中也诚恳说“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敬希早日命驾”![86]6月25日,邓颖超抵沪即拜见宋庆龄,“请其参加政协及政府”。宋庆龄一方面表示“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87],一方面提出“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88]。

  同2月20日的表态相比,这一表态虽未明确接受邀请,但亦未回绝。综合来看,宋庆龄犹豫之因大致为:其一,她被荨麻疹折磨着,血压升高。她在致友人信中多次提到这点,并说“很想尽快治好,这样才好出去见朋友!”[89]换句话说,未治好之前不想行动,因此其“病体难支又系实情”。其二,她对南京中山陵、上海孙中山故居的修缮与保护,以及对弟弟宋子安的财产表示担心。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时“由于不熟悉情况”而误入她的住所、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故居一个老仆人曾被拘留,这些自然对产生一些影响。她特别提出对宋子安应与对她其他亲人“加以区别”,因为宋子安听从她的劝告留美未归跟随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做事[90]。6月,她还曾去过中山陵,称“中山陵一带环境比较杂乱”[91]。其三,她对自己是以特邀代表,还是以民革或妇联代表的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有疑问。后来李维汉曾指出:“她是愿意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但她可能不愿意作为一个党派来参加。”[92]因此周恩来指示邓颖超这个问题“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93]。的确,宋庆龄虽然支持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组织一个政党,并建议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94],但是并不打算加入民革。她到北平后就“以身体不佳,不惯北方生活,不宜多参加政团业务”为由,表示不再担任名誉主席[95]。其四,她当时并未打算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任何职务,她对身边工作人员杨逸即说:“我去干嘛呢”?[96]

  6月27日,邓颖超、廖梦醒再次拜访宋庆龄,一方面“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至参加政府事可……到平后再说”,一方面“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上述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97]。同时,她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6月30日,宋庆龄同意7月10日后北上,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因为“须在八月六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98]。可见,她虽然同意北上,但不打算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因为中共中央已将10月成立新中国的计划同她沟通[99]。

  随着新政协会议先推迟至8月下旬后又推迟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争取她“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来平为好”[100]。邓颖超将会议改期告诉宋庆龄,她回说8月底“又有事,必须赶回上海”[101],周恩来意识到这“恐系推辞”[102]。的确,她的北上意味着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她自然有些犹豫,但最终同意北上。周恩来指出:“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103]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下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自到车站迎接。她的到达,正如爱泼斯坦所指出“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104]。她自己发表的讲话也阐明了她最终决定北上的原因:“二十四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现在可以展望未来,从事建设与复兴的工作,建立一个人民文化与社会进步的新世界,和我们伟大的盟友苏联人民作为同志,携手并进。”[105]因此,她放弃了只参加新政协会议即回沪的计划,同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0月1日,宋庆龄参加新中国成立大典。她回到住处已是深夜,“还久久处于兴奋之中”,“泪眼婆娑,百感交集”地对身边人说:“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与难过,我想起了许多为今日光荣牺牲了的人。”[106]她回到上海后发表广播讲话,强调:“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107]她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上海的。

  总结全文所言,从1946年7月22日的声明到1949年11月9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是宋庆龄的思想变化的一个完整时期。她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认识到这只会导致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是通过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来实现的。但是,蒋介石置之不理,她无力阻止内战,意识到国民党统治的失败不可避免。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她认识到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到来,中国人民进入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她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她因一系列原因而一度犹豫,但最终决定接受邀请。她的北上意义重大,反映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两条道路的汇合,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她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叶维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这方面成果可以参考季鸿生的《上海解放前后的宋庆龄》(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年4月号),周大计的《宋庆龄1949年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经过》(载《党的文献》2009年第2期),朱玖琳的《1949年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始末》(载《党史天地》2009年第9期)等。

  [②]《美国海员工会三千华侨会员呼吁停战取消一党独裁,毛主席复电表示钦佩,并盼督促美政府停止援蒋,撤退驻华美军》,《人民日报》1946年8月9日第1版。

  [③]《鲁妇女界先进隋灵璧先生拥护宋庆龄氏声明,坚决反对美国以余剩物资助蒋》,《人民日报》1946年9月24日第1版。

  [④]《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人民日报》1946年8月5日第1版。

  [⑤]《对于当前时局宋庆龄发表意见,唯正确实施三民主义可解决》,《申报》1946年7月23日第1版。

  [⑥]《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人民日报》1946年8月5日第1版。

  [⑦]《马西努谈话: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是进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人民日报》1946年8月9日第1版。

  [⑧]《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人民日报》1946年8月5日第1版。

  [⑨]《宋庆龄复斯潘塞·摩萨》(1946年9月2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⑩]《致摩萨》(1946年8月23日),吴全衡主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11]《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人民日报》1946年8月5日第1版。

  [12]《马西努谈话: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是进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人民日报》1946年8月9日第1版。

  [13]《马西努评论中国时局,指出反动派发动全国内战》,《人民日报》1946年8月11日第1版。

  [14]《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人民日报》1946年8月5日第1版。

  [15]《马西努评论中国时局,指出反动派发动全国内战》,《人民日报》1946年8月11日第1版。

  [16]《孙夫人对目前时局主张》,《人民日报》1946年8月5日第1版。

  [17]《反对美国对蒋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18]《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页。

  [19]《宋庆龄致斯潘塞·摩萨》(1946年8月23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86页。

  [20]《港九各界人士集会,呼吁美军撤离中国,北平美兵要求海长遣送回国》,《人民日报》1946年7月27日第1版。

  [21]《冀鲁豫各联武委总会号召全体会员民兵紧急动员参战自卫,各机关干部深入各地协助工作支援前线》,《人民日报》1946年8月30日第2版。

  [22]《美国广大进步人士谴责当局军事援华》,《人民日报》1946年8月6日第1版。

  [23]曾彦修:《美军不应占领中国》,《人民日报》1946年8月7日第1版。

  [24]《致王安娜》(1946年),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书信集续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25]八项和谈原则是: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26]《宋庆龄致史蒂文森夫人》(1949年1月16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76页。

  [27]史良:《与宋庆龄三次难忘的会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中国文史版社1996年版,第1315页。

  [28]《宋庆龄复斯潘塞·摩萨》(1946年9月2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90页。

  [29]《致阿莉》(1947年2月6日),吴全衡主编:《宋庆龄书信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8页。

  [30]《致尼赫鲁》(1947年6月16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38页。

  [31]《致贝特兰》(1947年5月6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508页。

  [32]《致劳特贝奇》(1948年12月14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782页。

  [33]《致哈伯》(1948年12月14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786页。

  [34]《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1949年2月20日),《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8页。

  [35]《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1949年7月1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1、462页。

  [36]《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68页。

  [37]《致海外朋友》(1948年3月),《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63页。

  [38]《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71页。

  [39]《宋副主席在沪广播演说,畅谈华北之行所得印象》,《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0日第1版。

  [40]《致巴特利特》(1948年11月27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771页。

  [41]《在孙夫人主持下的三毛乐园运动》,《申报》1949年3月29日第4版。

  [42]《致加菲尔德》(1948年3月23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56页。

  [43]《致劳特贝奇》(1948年12月14日),《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782页。

  [44]《致奥斯本》(1949年1月6日),吴全衡主编:《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45]《关于不参加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1929年5月),《宋庆龄选集》上卷,第72页。

  [46]《府选国大名单国府明令公布》,《申报》1946年11月4日第1版。

  [47]《国府任命五院院长,各党府委名单同时发表》,《申报》1947年4月18日第1版。

  [48]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4页。

  [49]《宋庆龄竞选国代,向穗市党部登记》,《申报》1947年9月20日第1版。

  [50]《孙夫人声明否认竞选国代》,《申报》1947年9月17日第1版。

  [51]《孙夫人招待影界商冬赈募款事宜否认将在政府任职》,《申报》1949年1月11日第4版。

  [52]《甘介侯自京抵沪,邀孙夫人等晋京》,《申报》1949年1月24日第1版。

  [53]《魏使赴广州视察昨在沪竟日与各界晤谈并访孙夫人询时局意见》,《申报》1947年8月15日第1版。

  [54]《C.Y.W.孟致宋庆龄》(1948年12月23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72页。

  [55]《宋庆龄复C.Y.W.孟》(1948年12月27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74页。

  [56]《李宗仁致宋庆龄》(1949年1月22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80页。

  [57]《甘介侯自京抵沪,邀孙夫人等晋京》,《申报》1949年1月24日第1版。

  [58]《孙夫人立场坚定,拒见邵力子张治中》,《华商报》1949年1月25日第1页。

  [59]《李代总统昨曾飞沪征询各方和平意见》,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2月1日第1版。

  [60]《孙夫人暂不晋京》,《申报》1949年2月1日第1版。

  [61]《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

  [62]李勇、张仲田编:《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498页。

  [63]《宋庆龄挽留孙科》,《文史精萃》2004年第5期,第35页。

  [64]《致王安娜》(1949年1月),《宋庆龄书信集续集》,第144页。

  [65]《宋霭龄致宋庆龄》(1947年6月15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24页。

  [66]《马丁·诺林致宋庆龄》(1948年11月30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58页。

  [67]《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68]康彦新、史进平:《宋庆龄在1949年》,《文史精华》2007年第3期,第20页。

  [69]《宋美龄、宋子良致宋庆龄》(1949年5月19日),《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199页。

  [70]《致王安娜》(1949年5月26日),《宋庆龄书信集续集》,第159页。

  [71]《致耿丽淑》(1949年3月28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168页。

  [72]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73]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2页。

  [74]佚名:《宋庆龄,1949年曾不想上北京》,《各界》2010年第2期,第50页。

  [75]《致史蒂文森夫人》(1949年1月16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12页。

  [76]《给宋庆龄的两封信》(1949年1月19日、6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7页。

  [77]季鸿生:《上海解放前后的宋庆龄》,《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年4月号,第40页。

  [78]《宋庆龄传》,第512页。

  [79]《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1949年2月20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458页。

  [80]《宋庆龄传》,第512页。

  [81]汤雄:《宋庆龄和她的三个女佣》,东方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05页。

  [82]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Cabo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893.00/1-349: Airgra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P3.

  [83]《致王安娜》(1949年1月),《宋庆龄书信集续集》,第145页。

  [84]《复电李济深、沈钧儒等》(1949年6月4日),《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188页。

  [85]《给宋庆龄的两封信》(1949年1月19日、6月19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38页。

  [86]《给宋庆龄的信》(1949年6月21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87]《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7月、8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52页注释[2]。

  [88]佚名:《宋庆龄,1949年曾不想上北京》,《各界》2010年第2期,第50页。

  [89]《致王安娜》(1949年6月14日),《宋庆龄书信集续集》,第164页。

  [90]《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7月、8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47、48页。

  [91]杨逸:《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档案春秋》2006年第8期,第6页。

  [92]李维汉:《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1949年8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

  [93]《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7月、8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51页。

  [94]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95]《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52页。

  [96]杨逸:《陪宋庆龄北上参加开国大典》,《百年潮》2010年第6期,第55页。

  [97]《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7月、8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47、48页。

  [98]《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7月、8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51页注释[1]、第53页注释[11]。

  [99]宋庆龄在1949年6月一封信函中说新中国政府10月份成立,说明她这时已知中共中央的决定。见《复贝特兰》(1949年6月),《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193页。

  [100]《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7月、8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50页。

  [101]《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7月、8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53页注释[18]。

  [102]《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7月、8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第50页。

  [103]康彦新、史进平:《宋庆龄在1949年》,《文史精华》2007年第3期,第24页。

  [104]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519页。

  [105]《宋庆龄讲话》,《人民日报》1949年9月7日第1版。

  [106]汤雄:《宋庆龄与她的三个女佣》,东方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13页。

  [107]《宋副主席在沪广播演说,畅谈华北之行所得印象》,《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0日第一版。

 
 
 
中国福利会版权所有,上海东方网制作维护
Tel:(8621) -6471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