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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探源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

  儿童教育思想是宋庆龄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它可归为三大部分:儿童教育权益观,儿童教育主体观,儿童教育发展观。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萌动于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形成于世界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发展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实践于当今时代,推动宋庆龄开创的事业不断向前,是宋庆龄事业继承者的历史责任。

  关键词:儿童教育思想 探源

  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是她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思想和实践与世界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紧紧相连。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与实践大大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研究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形成轨迹和实践过程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全面、和谐地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与实践来源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她及时回应中国迅速变化和发展的社会需求,以适当时间、地点和方式服务于中国广大少年儿童生存与发展需求,每每与时俱进。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丰富多彩,系统完整,实践领域宽广,形式多元,充满中国特色和国际色彩。

  综观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与实践,我们发现她的思想可归为三大部分:儿童教育权益观,儿童教育主体观,儿童教育发展观。

  儿童教育权益观。宋庆龄把给予和保护儿童生存权利作为其儿童教育思想的基础,其核心理念为:保护广大儿童的生存权利,给予儿童受教育权利。宋庆龄在1927年7月14日说:“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援助无量数的失却了父母的儿童”号召。她说:“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临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①]为此,宋庆龄在战争年代为广大受饥受难儿童募集了大量的粮食、药品、衣被,使无数孩子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的权利;她争取海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积极筹集资金,建立一批儿童保育院、幼儿园和学校,给孩子们学习的权利。1949年2月,宋庆龄致函新西兰内皮女子高中服务员联谊会,告以其捐款将用于上海儿童文化福利事业。她说:“……你们可能知道,今天在中国许多地方,受教育是一种奢侈,只有少数境况优裕的人才能享受……”[②]正是由于“奢侈”,才显宝贵,宋庆龄一生把这宝贵的东西---受教育的权利——给予广大的孩子们。1950年6月1日,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宋庆龄在给上海《解放日报》的题词中谈到了新的国家,她说:“保护儿童的权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必要条件。”[③]尤其要重视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她积极参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和校外教育事业的发展,亲手建立我国第一个校外教育机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亲手建立中国福利会幼儿园的教育机构,筹建了一批儿童图书馆、阅览室等,奠定了新中国校外教育发展的基础。宋庆龄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为儿童争取和创造受教育权利和条件,形成她儿童教育思想广博的、坚实的基础。

  儿童教育主体观。这是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所在。早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就提出了“儿童是主人”的思想。她要求教育工作者把儿童当“小主人”对待,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她指出:“我们的儿童,最大幸福在于……他们得到了成年人的尊重和信任。”[④]她在1946年就提出:“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要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⑤]她提出对孩子不能过分保护和娇宠,要鼓励他们自强、自主、自立,事事自己动手,处处自己动脑,才能使他们的主人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宋庆龄把尊重儿童与尊重儿童权利与教育儿童的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贯彻儿童为主体思想中实现了社会教育的根本目的。在采用陶行知先生“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度中这一思想得到充分的体现。小先生制度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的雏形。它是现代后喻文化理念在当时的体现。它表现为社会新的一代用他们所掌握的先进文化知识向父辈传授的一种社会文化反哺现象。宋庆龄在《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儿童》一文中写道:“我们开展的工作宗旨,在于动员工人阶级儿童,教育他们认识群众力量的价值和作用,并以这个力量做基础,把革命的真理灌输到这整个人群中去。”[⑥]宋庆龄在致萨维奇小姐的信中说:“我们正在提供一种方法,可以训练出许多未来的领袖人物。——那些人将关注并愿意为实现提高全国同胞的生活水平而努力。”“这是最实际的自助助人的方法;给他们工具,让他们锻造中国光明的未来。”[⑦]在这里,充分反映出宋庆龄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发挥儿童主体创造努力的思想。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宋庆龄创建的儿童福利站、儿童阅览室、少年宫等,无不体现着她的这一思想。

  儿童教育发展观。这是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缘由之一。宋庆龄深刻认识到儿童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建设;它又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加以完善。因此,她深有远见地提出“把最宝贵的东西给孩子”的思想。她提出:“儿童工作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这是一个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关系着人类命运的问题。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⑧]这就是号召全社会要创造孩子们成长的良好环境:要为孩子建造最好的建筑,为孩子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要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活动环境,提供最优秀的教师等等。这里,宋庆龄为孩子们勾勒出一幅宏伟的教育蓝图,从社会、学校、家庭等诸方面构建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教育网络。宋庆龄提倡孩子们到大自然中去,到社会实践中去,至今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宋庆龄作为一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把儿童教育工作处于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的全球战略高度加以思考。她不仅要求少年儿童在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全面发展,更强调把儿童从一个“自然人”培养成一个“世界公民”,承担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解放和进步的责任。她在《儿童——世界之宝》一文中指出:“我们已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政党方面的分歧。这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⑨]尽管国界不一,宗教信仰不同,但是“儿童有共同的语言,要求和平、友谊和健康的成长。”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已经越来越小,人们交往日趋频繁,这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宋庆龄的儿童教育发展观,使我们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审视儿童教育工作,努力把儿童从一个自然人培养成一个地球村公民,承担起振兴中华、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和平、友谊和健康已成为世界儿童发展的共同主题,“学做文化主人,做自然主人,做宇宙的主人”,这包含着宋庆龄儿童发展观的全部内容。

  (二)

  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在中国社会近百年来的剧变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广阔背景中产生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她的儿童教育思想与其整个思想体系一样,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文化变革的全过程。

  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萌动于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家庭文化背景催动着伟大思想的产生。1893年,宋庆龄出生于上海一个爱国的、崇尚民主、诚信的传教士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富裕、文明、民主、爱国的家庭氛围塑造了宋庆龄优秀的性格。父母民主、宽容、坚韧的性格使宋庆龄童年生活缤纷精彩。她没有象其他中国女孩那样受到中国传统习俗的束缚,任凭在乡村田园、城镇别墅间,在快乐无忧的环境中成长。1902年,宋庆龄进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这是基督教监理会创办的高级女子学校,英文和圣道是必修课。每周宋庆龄都要和家人一起上教堂做礼拜。宋庆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氛围和社会环境与基督教息息相关。浓重的家庭、社会宗教氛围,使基督教博爱的种子早早地布撒在她幼小的心里,以至于宋庆龄在晚年还表示:“在我的头脑中,还残留着《圣经》的博爱思想。”[⑩]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主张仁爱、慈善、和平,同情弱者,伸张正义。恩格斯说过,原始基督教“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逐的人们的宗教。”[11]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它被统治者控制、利用过,但广大教徒往往保持一颗虔诚善良、慈悲济世的心,遵守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尽管宋庆龄后来与它分手,但是如爱泼斯坦所说,宋庆龄“仍保留着基督教教育给与他们的、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他们也还有许多基督徒(包括一些传教士)的朋友——革命的同情者。”[12]宋庆龄儿童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她思想深处的基督教情节,成为她儿童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形成于世界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奠定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剧变中。宋庆龄1908年9月进入美国威斯利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直至1913年5月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美国的西方教育思想深刻影响着青年宋庆龄。正如她回忆时所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教育的一部分。”[13]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给予宋庆龄深刻影响,而西方新教育浪潮在美国的迅速发展,直接促进了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的形成。

  世界教育改革起源于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科技的进步有力地推动教育改革的进程。其中,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卢梭(J. J. Rousseau)的自然主义教育观,19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yzi)的生活教育观和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新教育运动”和“进步教育运动”的代表美国杜威(J. Dewey)等人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给予世界教育改革深刻影响。卢梭崇尚自然主义教育观,在其教育论著《爱弥尔》一书中,他提出教育要遵从儿童的天性,遵循儿童自然发展过程,要把儿童放到大自然中去,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让儿童到社会中去,在生活和实践的切身体验中获取知识。他的思想被美国教育家杜威所继承。杜威对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学校的教育体制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以书本、课堂和教师为中心的教育体制违反了儿童获取知识的规律,主张开展有利于儿童生活的各种活动。“学校课程中相关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14]杜威认为,活动不是为了消闲、游戏或获取某些利益,而是儿童生长本身。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体系,学校一切都要从儿童出发的原则,在美国和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宋庆龄在美留学的6年中,正是杜威教育思想广泛传播与实践之时,这直接影响了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的形成。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激烈变化之际。辛亥革命的胜利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但是袁世凯的窃国和军阀的混战把中国推入危机之中。1913年宋庆龄从美国威斯利安女子学院毕业后返国,跟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广大劳苦大众尤其是儿童的悲惨生存状态激起了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尤其关注妇女、儿童的生存。20世纪20-30年代,国际上以康茨(George Counts)、格拉(Harold Rugg)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家面对急剧动荡的社会,发出了敢于创造一种社会新秩序的呼声,创建改造主义教育流派。他们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力图把儿童教育成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承担建设新社会、新秩序的重任。这一思潮影响美国,并波及欧洲和日本。宋庆龄也深受影响。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她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宋庆龄在1932年12月指出:“(苏联)青年团拥有1000万工人农民的团员,它是新一代的伟大教育者与组织者,伟大的儿童组织,少年先锋队进行着同样的工作。”[15]她在儿童教育思想中融入社会改造责任学说,教育儿童掌握先进知识和技能,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把儿童教育与社会发展紧紧相连。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为其儿童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中国人民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当亿万儿童开始摆脱贫困获得生存权利的时候,宋庆龄获得巨大的社会实践舞台。她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进行各种教育理论流派的整合,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教育思想。

  宋庆龄运用辩证法,把教育的儿童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整合起来,提出教育既要尊重儿童主人地位又要明确改造社会的目标,两者互为因果,协调发展。她指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老一辈人们不仅在于争取时代的进步,而且还在于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16]突出了“儿童本位,缔造未来”的儿童教育观。

  宋庆龄根据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状况,正确处理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缔造未来”是一项社会综合工程,光是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儿童校外教育是这一工程十分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国初期,她就积极开辟校外儿童教育园地,创造经验,促进全国儿童教育工作。她创建了中国第一所校外教育机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校外活动的乐园;她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儿童艺术剧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她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儿童杂志——儿童时代,为孩子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她支持建立了一大批儿童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使孩子们在课余有了玩耍的天地等等。她为少年宫题词:“儿童们在少年宫里不能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更要紧的是学习劳动的本领,学习为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准备为人民谋幸福。”集中体现了她的儿童教育思想。

  宋庆龄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儿童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在德育压倒一切的浪潮中,她鲜明提出学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片面强调学习知识忽视德育时,强调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宋庆龄的儿童教育思想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给予她丰富和完善其儿童教育思想机遇,这是近代其他教育家很难获得的条件。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灿烂的一页。

  (三)

  探索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形成因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首先,从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的形成轨迹中人们不难发现,任何先进思想不是平白无故地产生,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先进思想的产生,是当时各种思想文化的冲突、碰撞、融合的结果,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是包含了西方基督教文化、西方教育改革各种流派思想合理内核,根据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加以分析提炼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反映了现代中国发展的需要,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从狭义范围来讲,目前,人们对我国教育制度改革的争论,对西方教育理念与东方文化传统的扬弃,就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的格局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教育发展之路。我们不应在西方教育理论前顶礼膜拜,也不必把被中国历史证明是糟粕的文化奉为至宝。美国近来的“虎妈之争”、中国上海中学生世界PISA测试获第一名,都不足以证明哪一条教育改革道路的正确。从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形成之路,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融合东西方教育思想的精华,结合本国社会实情,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教育改革之路,应是符合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

  其次,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仍有强大生命力。

  宋庆龄关于尊重和保护儿童生存权、受教育权的思想,仍在时刻敲击人们的心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获得极大的发展。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按照联合国贫困标准来衡量,我国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中西部尤其是农村地区,不少适龄儿童还未能上学。而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到城市打工后,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也未能全部完成学业,这使得每个儿童都能受到良好教育的目标远远没有达到。前不久,媒体报道的关于流浪儿乞讨事件就集中反映了我们保护儿童生存、受教育权利的任务还未完成。保护儿童,让他们快乐成长应成为时时敲击我们心灵的社会警钟。

  宋庆龄关于“儿童是主人”教育思想的论述,今天我们读来仍然那样令人感慨。尊重孩子的主体地位,一切为了孩子的发展,本应成为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教育改革的核心所在,宋庆龄一生为此而奋斗。然而,在应试教育的漩涡中,分数成为一切的中心。我们常能看到,为了高分,将来能考上好学校,不能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3岁的幼儿已成为分数的奴隶,他们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倦缩在各式各样的培训班里。为了分数,孩子们告别了自然,告别了操场,告别兴趣,丧失了人生选择的自由、创造世界的乐趣,难怪我国已逝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对温家宝总理再三发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大师?大师的成长是需要空间的。当我们的孩子在分数的漩涡中挣扎,在考试的桎梏中颤抖,一切都明瞭了。儿童是世界的主人,是未来的主人。人们重温宋庆龄论述之时,应有一种时代的责任感:解放我们的孩子,尊重我们的孩子。这种历史的使命感,不仅在嘴上说,而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中做。

  第三,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是发展的理论。从它的形成轨迹中,我们能看到宋庆龄勇于探索、大胆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洋为中用、中外融合、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以及在不同的社会阶段适应和发展其思想的社会实践之路。因此,作为宋庆龄事业的继承者,不仅要了解其思想的形成过程,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她的思想,实践于当今时代,服务于激烈变化的社会,推动宋庆龄开创的事业不断向前。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技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处于信息风暴中的孩子们,有着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征。他们知识面开阔,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但是,他们比父辈儿时更少的社会实践,更少的人际交往。他们中的不少伙伴,为逃避应试教育和激烈的社会竞争,沉迷于网络,置身于虚拟的游戏世界……。新时期的儿童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学习和继承宋庆龄的儿童教育思想,根据新时期儿童特征,积极参与当前的教育改革,成为宋庆龄事业继承者的社会使命和历史担当。唯有如此,才能发展宋庆龄的儿童教育思想,大力推进宋庆龄事业,服务于广大少年儿童,这也是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探究的意义所在。

  [①]《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③]《解放日报》1950年6月1日。

  [④]《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第74页。

  [⑤]《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第12页。

  [⑥]《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第32页。

  [⑦] 摘自中国福利会档案。

  [⑧]《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第74—75页。

  [⑨]《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第53页。

  [⑩]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0页。

  [11]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12]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13]《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

  [14] [美]杜威著:《民本主义与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15]《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第5页。

  [16]《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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