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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与P. C. Hsieh往来书信考

  内容提要 宋庆龄藏档对于研究宋庆龄的思想和生平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相关历史背景和史料,对两份馆藏档案即宋庆龄与P. C. Hsieh的往来英文书信进行了解读与考证,确定了P. C. Hsieh的身份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编译处处长谢保樵。通过对两封信中所涉问题的分析,就宋庆龄对犹太人的同情、对犹太民族锡安主义运动的看法,以及在锡安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意义做了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 宋庆龄 谢保樵 锡安主义运动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档中,有两封宋庆龄与一位署名P. C. Hsieh的往来英文书信,其中, P. C. Hsieh的来信写于1947年6月27日,收信地址是上海靖江路45号,宋庆龄的回信写于1947年7月3日。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对信中所涉及的几方面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基本查明了这两封信的相关背景和来龙去脉。

  一、P. C. Hsieh1947年6月27日致宋庆龄信

  P. C. Hsieh的这封来信是用中华民国立法院的信笺打印而成,主要内容是说近期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封完全赞同锡安主义运动,署名为孙中山的信,在帮孙科起草回信之前,希望能就以下几个问题征询宋庆龄的意见并得到启发:

  1.报纸上刊登的孙中山信是否是真实的,如果是,宋庆龄是否存有复件。

  2.宋庆龄手头是否还有其他材料能表明孙中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3.宋庆龄就上述信中所涉及问题的观点。

  此外,P. C. Hsieh随信还附了一封中国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领导人致孙科信的复件。

  笔者阅后发现信中需要查证的内容很多,如P. C. Hsieh的身份、孙中山信件的具体内容、P. C. Hsieh致信宋庆龄的背景等,于是从P. C. Hsieh的身份开始,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工作。

  (一)、P. C. Hsieh其人

  根据信纸上面抬头印的“REPUBLIC OF CHINA,National Government, Legislative Yuan”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立法院”字样,以及信的内容中提到要帮孙科起草回信,可以判定,这位P.C. Hsieh是国民政府立法院中的要员。

  根据英文姓氏翻译常识,Hsieh即谢。据查,1947年,立法院的谢姓高官当属编译处处长谢保樵。谢保樵深得孙科信任,自广东开始就追随孙科,1933年1月至1948年2月期间担任立法院编译处处长。[①]

  那么给宋庆龄写信的这位P. C. Hsieh是否就是谢保樵呢?

  首先,从历史资料来看,1929年10月,P. C. Hsieh曾陪同孙科,成为中国航空公司上海到汉口航班首航的乘客。根据相关史料,1929年10月21日,中国航空公司开始沪汉邮航。[②]1929年10月26日的China Weekly Review即《密勒氏评论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Minister Sun Fo Passenger on Inaugural Flight Shanghai-Hankow Service”即“部长孙科成沪汉首航乘客”的报道,该报道称“The regular, daily except Sunday, service of the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incorporated by a special charter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inaugurated Monday, October 21st. A large party was present at Lung Hwa airport to see the inauguration of this service, and the first plane left for Hankow promptly at 8 o’clock Monday morning. Minister Sun Fo and Dr P. C. Hsieh were on this plane which also carried the air mail.”[③]即“中国航空公司开通上海到汉口,周一至周六,固定航班服务,于1929年10月21日首航,大批人员到龙华机场观看首飞,其中第一架飞机于周一早晨八点起飞前往汉口。部长孙科和P.C. Hsieh博士也在这架同时运送邮件的飞机上。”据史,孙科时任铁道部部长、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由此可以断定这位P.C. Hsieh是孙科的下属或者非常亲近的人。

  另据中国航空公司史料汇编,1929年10月12日至13日,中国航空公司使用洛宁型水陆两用飞机,进行了上海—南京—汉口航线试航。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埃德加·斯诺随机采访,在报道中热情地欢呼“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10月21日,上述航线正式开航。孙科携铁道部秘书谢保樵及乘客张君乘首航机从上海赴南京。[④]

  根据上述中英文史料,可以确定,1929年10月陪同孙科搭乘沪汉首航的这位P.C. Hsieh与时任铁道部秘书及中国航空公司秘书的谢保樵为同一人。

  第二,从谢保樵的人生简历来看,符合作为孙科亲信,长期追随孙科的历史事实。谢保樵生于1896年,广东南海人,早年留学美国,获霍布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政法大学、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广东大学教授。1925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铁道部秘书及中国航空公司秘书、广九铁路管理局局长。1933年1月起任立法院编译处处长。1948年4月起任驻暹罗(今泰国)大使,1950年辞职。[⑤]而孙科在1926年以后曾任铁道部部长、中华航空公司理事长、立法院院长等职,[⑥]自1933年1月正式宣誓就任立法院院长,直到1948年11月才卸任,时间长达16年。在此期间,立法院副院长、秘书长、编译处处长等重要职务都由孙科的朋友与亲信担任。[⑦]在1933年1月至1948年2月期间,谢保樵一直追随孙科,担任立法院编译处处长,深得孙科信任。

  第三,从身份上来看,处理外文信件,符合编译处处长的职责所在。这位P. C. Hsieh称征询宋庆龄的意见是为了帮孙科起草回信,亦是在履行编译处处长的职责。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可以确定,1947年给宋庆龄写信的这位P.C. Hsieh就是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编译处处长谢保樵,英文全名是Hsieh Pao-chao。

  (二)、孙中山信的具体内容及相关背景

  1.信的内容

  谢保樵信中提到的这封署名孙中山的信,刊登在1947年6月14日Shanghai Evening Post即《上海大美晚报》第1版第4、5栏的一篇文章中,该文题为“Sun Yat-Sen’s Letter Backing Jew Cause Found In Jerusalem”即“耶路撒冷发现孙中山支持犹太事业的信”。该文称:“From deep treasured articles of the Jewish Agency Headquarters, I discovered a precious and important document bearing Dr. Sun Yat-sen’s signature, showing that Dr. Sun was a whole-hearted supporter of the Jewish national movement.”意思是说“在犹太机构总部珍贵文章中,发现了一份带有孙逸仙博士的签名,表明孙博士全心全意支持犹太民族运动的重要文件。”文章称该文件“…is a letter replying a Jewish journalist in discussing Zionism, appears like a piece of our national treasure but its original has been kept here for many years.”即“该文件是就锡安主义给一个犹太记者的回信,犹如国宝般现身,其原件已经在这里保存了很多年。”[⑧]

  该文将孙中山信的内容登出,全文如下:

“Dear Mr. Ezra:

  I have read your letter and the copy of Israel’s Messenger with much interest, and wish to assure you of my sympathy for this movement, which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ovements of the present time. All lovers of Democracy cannot help but support wholeheartedly and welcome with enthusiasm the movement to restore your wonderful and historic nation, which has contributed so much to civil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which rightfully deserves an honorable place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I am

  Yours very truly

  SUN YAT-SEN”[⑨]

  此信的中译文如下:

  “伊斯拉阁下,拜读阁下来信及《以色列传讯报》(Israel’s Messenger),非常欣慰。余愿就这项当代最伟大的行动之一,向阁下伸致同情之忱。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重建你们伟大而历史上著名的国家,必然会给予全心的支持与热烈的欢迎;这一国家,在世界文明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也应该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

  孙逸仙

  四月二十四日于上海”[⑩]

  文章中提到的这位犹太记者,也就是孙中山回信中的这位Mr. Ezra是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犹太报纸《以色列信使报》(即孙中山函译文中的《以色列传讯报》)的主编N.E.B.埃兹拉(Nissim Benjamin Ezra)。埃兹拉写信给孙中山,是为了争取孙中山对锡安主义运动即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

  2.相关背景

  1).关于锡安主义运动。

  锡安主义运动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现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旧约《圣经》中有个预言:号召犹太人回到锡安聚居。锡安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一座小山的名称,也是圣地耶路撒冷的别名,犹太人认为耶酥就诞生在这里。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这一预言,号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锡安山,复兴犹太国,因此犹太复国运动又称为"锡安主义运动"。锡安主义运动是犹太人对民族悲惨经历的激烈抗争,也反映了对重建犹太民族家园的一种强烈渴望。生活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犹太人都自始支持并进行着复国主义运动。

  2).《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

  1903年,上海犹太人成立了上海锡安主义协会(Shanghai Zionist Association,简称S.Z.A),由N.E.B.埃兹拉担任秘书长。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是亚洲最早成立的锡安主义组织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此后,近40年间,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一直是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并与世界锡安主义总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1]

  1904年4月22日,上海锡安主义协会创办英文报纸Israel’s Messenger(《以色列信使报》),又译《犹太月报》或《犹太日报》,由N.E.B.埃兹拉担任主编直到逝世。作为英文犹太报纸,《以色列信使报》的定位是“Official Organ of the Shanghai Zionist Association and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Commission for China”[12],即“上海锡安主义协会和犹太民族基金会中国委员会的机关报”,以宣传介绍传统犹太教和锡安主义运动,报道上海犹太社区的活动为主,作为上海第一种犹太报纸,备受上海犹太人重视,在中国、远东、乃至世界犹太人中都颇有影响。

  当全世界犹太人积极进行着锡安主义运动时候,上海的锡安主义组织积也在积极进行复国主义的宣传和运动。作为上海锡安主义组织的机关报,《以色列信使报》致力于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系,经常邀请上海的犹太名人和锡安主义者作演讲。为了扩大锡安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埃兹拉还以《以色列信使报》主编的名义给中国领导人写信,包括当时住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孙中山,谋求中国政府的支持。[13]

  3).孙中山对锡安主义运动的同情与支持

  孙中山与犹太人的交往由来已久,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他们两千年流散失国的悲惨境遇深表痛惜和同情,相信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因此,当世界各国的犹太人,特别是在中国的犹太人进行锡安主义运动,并寻求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时,孙中山给予了有力的回应和鼓励,积极支持他们为争取民族解放所进行的斗争。[14]

  孙中山于1920年4月24日致埃兹拉回信表明他对锡安主义运动是给予正面肯定,并且是全心的支持的。后来,孙中山在多次讲演中均对犹太民族对人类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对犹太民族主义运动——锡安主义运动表示支持。[15]

  孙中山的复信,是埃兹拉取得的最大的胜利。埃兹拉在《以色列信使》上刊登了这封信。作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公认的中国领导人,孙中山对锡安主义运动的支持,增强了犹太人在中国进行复国主义运动的信心与力量。

  通过对上述背景的分析可见,《大美晚报》上的这篇文章引用孙中山的信,是为了表明孙中山是同情和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

  (三)、谢保樵致信宋庆龄的原因及相关背景

  1.史料分析

  文章开头已经提到,谢保樵给宋庆龄写这封信,一是为了确认孙中山信的真实性,二是想问问宋庆龄有没有其他材料证明孙中山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的观点,三是宋庆龄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并说“随信附上的中国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给孙科的来信复件,可以不言自明。”[16]

  这里的这封“不言自明”的来信,是1947年6月20日在上海的中国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领导人朱迪丝·哈撒[17]写给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副总统孙科的。

  在致孙科的信中,朱迪丝称“孙中山先生是真正的民主原则和理想的捍卫者,全心全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相信“在联合国组织即将决定犹太民族命运的重要时刻,联合国组织也是遵循同样的原则的。”并表明立场:“如果当前联合国组织的决定要建立在正义和人权基础之上,……联合国组织不能不赞同其前身国际联盟在国际范围内制定的法令,从而悉心服务于盟国事业的犹太民族,将在巴勒斯坦重建一个独立的国家。”朱迪丝以孙中山对锡安主义的支持为论据,称“作为最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言论的代表,孙中山……支持锡安主义理想的声明在今天也是适时和恰当的,因为他们是对人类和政治问题深刻理解的产物”。[18]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朱迪丝此信的目的是希望就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重建国家的问题争取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谢保樵信中提到的《大美晚报》上的那篇文章除了全文引用孙中山致埃兹拉的信以外,还引用了埃兹拉给孙中山信中的话:“We hail with satisfaction your support extended us and trust that leaders and statesmen of your caliber will continue to evince keen interest in the rebirth of our nation in its own historic home, Palestine.”——“您给予我们的支持和信任令我们欢欣鼓舞,我们也相信像您一样有才能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将继续对于我们在巴勒斯坦——我们的历史家园重建我们的国家给予热情关注。”来进一步说明孙中山对犹太事业的支持,表明“While the world’s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the solution of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Palestine, I am excited at the discovery of this great document which clearly guides what our policy should be”,即“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如何解决巴勒斯坦的艰难问题之时”,“这份伟大的文件明确指明了政策的方向”。[19]

  这里所说的“巴勒斯坦的艰难问题”也就是向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重建犹太国的问题。换言之,这篇文章与朱迪丝·哈撒致孙科信具有相同的目的,即争取中国政府对锡安主义运动的支持,希望孙中山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对当前政府和领导人具有政策导向作用。

  2.背景分析

  这里所提到的“联合国组织即将决定犹太民族命运的重要时刻”,是犹太复国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早在1917年,英国政府曾颁布其中东政策和以色列建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文件,支持锡安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最初以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务大臣亚瑟·詹姆士·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致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沃尔特·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勋爵的一封信的形式出现,信中说:“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应明确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损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国家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20]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贝尔福宣言》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协约国主要国家的赞成,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和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1920年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据。锡安主义者将此理解为英国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正式支持。犹太人据此开始向巴勒斯坦移民。但是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对此强烈反对,以暴动和罢工的方式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限制犹太人移民。1922年7月24日,国际联盟正式通过了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训令》,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激起当地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因此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间一再发生冲突。后来,鉴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英国无法控制巴勒斯坦局势,宣布从巴勒斯坦撤军,并于1947年2月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1947年9月,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

  为了争取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对犹太人的同情和支持,锡安主义团体做了很多努力。除了在自己的刊物上披露纳粹屠犹暴行并宣传锡安主义主张外,还以中国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的名义致信南京国民政府要人,介绍和宣传锡安主义思想,希望能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21]

  根据上述史料和背景的分析,结合谢保樵致信宋庆龄的时间1947年6月27日,是英国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以后,联合国就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进行表决前,而朱迪丝·哈撒致孙科的信以及《大美晚报》上的这篇文章,目的都是为了争取中国政府对犹太复国问题的支持。因此谢保樵的来信,除了想证实孙中山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真实性以外,也是想征询宋庆龄对犹太复国运动的观点。所以,在帮孙科起草给朱迪丝的回信之前,为慎重起见,先致信宋庆龄,并称“宋庆龄对上述问题的看法举足轻重,并将极大尊重”。[22] 

  二、宋庆龄1947年7月3日致谢保樵回信

  宋庆龄致谢保樵的回信主要谈及以下几个内容:

  1.对孙中山信的说明。

  宋庆龄在信中对孙中山信的真实性加以肯定,并做了说明。她说:“这封信的内容是真实的,是总理口述给我的,最早发表在上海埃兹拉刊物《以色列信使》上。”[23]

  1920年,孙中山蛰居上海,潜心著书立说,与宋庆龄住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宋庆龄承担着英文秘书的重任,帮助孙中山起草许多电函稿,作英文翻译,孙中山给埃兹拉的这封信,也包含着宋庆龄的心血,所以对这封信的真实性,宋庆龄非常确定。

  2.对犹太民族的同情。

  在回信中,宋庆龄也表达了对犹太民族的同情,她说:“众所周知,六百万犹太人在最近的战争中被杀害。很多幸存者无家可归,无所依靠。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回到巴勒斯坦。”[24]

  据史,在纳粹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全世界1/3的犹太人被杀害,遇难者总数达600万,欧洲犹太人所剩无几。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宋庆龄同情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对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是认同的。

  作为孙中山事业的捍卫者和追随者,宋庆龄一直热烈支持犹太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并与在华犹太人包括锡安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25]宋庆龄对犹太人的同情也由来已久,她在给友人哈里·希尔的信中曾写道:“我个人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世界犹太人面临的问题。1919年(应为1920年),我丈夫发表一份声明,支持《贝尔福宣言》的原则。我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席,……,曾公开谴责希特勒和他对德国犹太人的看法和待遇,我们甚至向这里的德国领事馆提出抗议。”[26]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很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中国人民对犹太人一贯是宽容和友好的,许多正义之士挺身而出救助犹太难民,当时的上海也向世界上被迫害的犹太人敞开着大门,因而一度成为大屠杀受害者的避难地。[27] 1933年,希特勒在柏林掌权,纳粹德国开始疯狂排犹,宋庆龄在上海积极营救被蒋介石政权关押的外国共产党人牛兰夫妇的同时,也积极投身到抗议德国法西斯恐怖的运动中。5月13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包括鲁迅、蔡元培、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等前往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就德国法西斯对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向德国总领事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发表声明《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大人民的迫害》,声明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最近这种野蛮行为是表现在焚毁进步作家、无产阶级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上,这种事只有在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无知的黑暗时代才发生过。”声明列举了许多详细的具体事实,“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的事实……”[28]该声明让德国法西斯知道他们的暴行大白于天下,让中国公众了解了真相,在上海和各地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33年5月15日,N.E.B.埃兹拉就此事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信中,埃兹拉首先表达了对宋庆龄同情和支持犹太人、抗议德国法西斯的感谢,他说:“夫人,恕我冒昧,给您写这封信是为了就你们为纳粹德国的恐怖统治下被压迫的人民而采取的行动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埃兹拉对宋庆龄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一正义之举表示赞扬:“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其谴责暴政和压迫的大无畏方式充分证明了它的存在,我也相信整个文明世界将盛赞这一在您的领导之下正告侵略者‘你们是罪人’的行动。”;埃兹拉还阐述了当时反犹主义的根源以及众多犹太知识分子遭受纳粹迫害的现状:“公众舆论向来反对希特勒主义政权,一致认为反犹主义是偏执和狭隘所促成的错误和误解造成的。这种宣传旨在将群众对政府统治的不满转嫁到犹太人身上——他们被认为应对世界上遭受的一切苦难负责。今天一批杰出的犹太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在纳粹德国备受折磨,他们的自由和独立受到限制,生命受到威胁。”;因此,埃兹拉呼吁文明世界国家对纳粹德国的暴行和反犹主义运动进行强烈谴责:“希特勒德国的反犹主义正在蔓延,只有文明国家的呼声才能加以制止。文明国家必须开始认识到,反犹主义运动是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威胁。希特勒德国已经在文明面前遭到了谴责,在世界各地遭到了抨击。”埃兹拉随信还附上了一份剪报,列举了过去一年来希特勒“政策”的100个例子。并称“这份列表是应美国犹太人大会的要求完成,内容真实可信。”最后,埃兹拉写道:“我满怀崇敬,希望您勇敢的抗议能够唤醒德国冬眠的灵魂……”[29] 1933年6月2日,埃兹拉在《以色列信使》上就此事发表了题为《文明世界反抗希特勒主义》(The Civilized World Against Hitlerism)的文章,[30]并刊登了他致宋庆龄的这封感谢信,呼吁世界各国对纳粹的法西斯暴行和反犹主义运动进行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3.对犹太人重建民族家园的看法

  就犹太民族重建家园的问题,宋庆龄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中国也是成员国之一的联合国组织,说他们尊重国家的选择、《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巴勒斯坦训令》规定可以大规模移居——最终建立民族家园,但在实际执行这一点的时候,却有很多困难甚至阴谋破坏。因此,结合孙中山博士的这封信,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郑重就这一问题重申在联合国组织中所采取的立场。”[31]

  据相关史料,宋庆龄曾对锡安主义运动表示自己的同情之意,她曾对朱迪丝?哈撒说:“我支持你们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32]宋庆龄在给友人哈里·希尔的信中也曾写道:“为什么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祖国;为什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能工作和生活在一起,这是毫无道理的。”[33]谢保樵给宋庆龄写信的时候,正是联合国大会即将就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表决前不久,从宋庆龄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宋庆龄同情犹太人,同情锡安主义运动,认为犹太人应该拥有自己的祖国,支持犹太民族重建自己的家园,也希望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够结合孙中山的这一指导思想,采取正确的立场。

  三.历史意义

  谢保樵致宋庆龄信中表明在征询了宋庆龄的相关意见后要替孙科起草致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领导人朱迪丝?哈撒的回信。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找到了孙科1947年7月4日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Dear Miss Hasser,

  In reply to your letter, I wish to state that the Zionist movement is championing a worthy cause. I am glad that the late Dr. Sun Yat-sen’s sympathy for, and support of, the movement have produced results. As a lover of democracy, I fully endorse my late father’s views.

  Assuring you of my wholehearted sympathy and wishing you success,

 I am

  Very truly yours,

  Sun Fo”[34]

  中译文如下:

“哈萨女士:

  您的来信收到,我要说明的是锡安主义运动正在捍卫一项值得为之奋斗的正义事业。我感到欣慰的是,已故孙逸仙博士对这一运劝的同情和支持已结出硕果,作为一个热爱民主的人,我完全赞同我先父的观点。请相信我对你们真诚的同情,并祝你们成功。

孙科

  1947年7月4日于南京”[35]

  这里孙科表示完全赞同其父孙中山先生对锡安主义的观点,给予锡安主义运动以同情和支持,并祝锡安主义运动成功。

  作为锡安主义运动争取中国对犹太建国的同情与支持的活动之一,朱迪丝?哈撒将上述孙科复信的抄件转交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并进行大量的游说活动,取得了成效。[36]在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就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进行表决时,中国政府代表团综合各方面的考虑,由原计划投反对票改投了弃权票。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并使耶路撒冷国际化,之后,由犹太人组成的以色列国成立。由于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这一改变对以色列建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37]

  四.结语

  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和时代背景的分析,笔者对馆藏档案中两封宋庆龄与谢保樵往来书信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证与解读,基本查明了这两封信的来龙去脉,也就宋庆龄对犹太人以及锡安主义运动的同情做了初步的探索。同时,这两封信也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来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和政策都会有变化,因此,我们在分析和考证历史人物的观点和言论时,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宋庆龄观点的研究也是如此,相信宋庆龄在犹太复国问题上的观点也必然是随着国际环境及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值得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①] 陈红民、陈书梅:《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调整》,《行政学报》2008年第3期。

  [②]《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29年10,21(九,一九)甲、中国航空公司沪汉邮航开始。

  [③]《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 1929年10月26日,第314页。

  [④]《中国航空公司欧亚—中央航空公司》史料汇编,文史编辑部,第4页。

  [⑤] 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珍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784页。

  [⑥] 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珍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第838页。

  [⑦] 陈红民、陈书梅:《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调整》,《行政学报》2008年第3期。

  [⑧] George Wang, Sun Yat-Sen’s Letter Backing Jew Cause Found In Jerusalem, in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June 14, 1947, P1, Col. 4 and 5.

  [⑨] George Wang, Sun Yat-Sen’s Letter Backing Jew Cause Found In Jerusalem, in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June 14, 1947, P1, Col. 4 and 5;Sun Yat-sen to N.E.B. Ezra, April 24, 1920, in Israel Messenger, November 4, 1927.

  [⑩]《致伊斯拉函》(译文),《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256-257页;《致伊斯拉贺其为重建祖国而努力函》(译文),《国父全集》第五册,第221页,国父全集编委会编,台北。

  [11]潘光、王健:《犹太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2010年1月第1版,第103页。

  [12]馆藏N.E.B.埃兹拉1933年5月15日致宋庆龄信。

  [13]潘光、王健:《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犹太民族史上的东方一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30页。

  [14]王健:《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86-287页。

  [15]潘光、王健:《犹太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2010年1月第1版,第194页。

  [16]馆藏P.C. Hsieh 1947年6月27日致宋庆龄信。

  [17]朱迪丝·哈撒(Judith Hasser),全名朱迪丝·本-埃利泽(Judith Ben-Eliezer),父姓哈撒(Hasser),父母是俄国犹太人,出生在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朱迪丝·哈撒积极参加上海锡安主义青年组织的建立和活动,后成为该组织负责人。日军占领上海后曾为抗日地下组织做工作,后来多次被上海的日本警察、情报科特工和日本驻上海宪兵总队等审问过,所幸均能灵活应对,一次次化险为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朱迪丝·哈撒积极投入创建以色列国的工作。

  [18]馆藏朱迪丝?哈撒1947年6月20日致孙科信复件。

  [19] George Wang, Sun Yat-Sen’s Letter Backing Jew Cause Found In Jerusalem, in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June 14, 1947, P1, Col. 4 and 5;Sun Yat-sen to N.E.B. Ezra, April 24, 1920, in Israel Messenger, November 4, 1927.

  [20] 胡里维茨(J.Hurewitz):《近东和中东外交文件集》第二卷(1914-1956)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Vol. D 1914-1956),普林斯顿,1956年版,第26页。

  [21] Judith Ben-Eliezer, Shanghai Lost, Jerusalem Regained, Israe1, 1985, P 281.

  [22] 馆藏P.C. Hsieh 1947年6月27日致宋庆龄信。

  [23] 馆藏宋庆龄1947年7月3日致P.C. Hsieh信底稿。

  [24] 馆藏宋庆龄1947年7月3日致P.C. Hsieh信底稿。

  [25] 潘光、王健:《犹太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2010年1月第1版,第195页。

  [26] 宋庆龄1948年4月29日复哈里?希尔信,《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87-689页。

  [27]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上海》(The Jews In Shanghai),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24页。

  [28]《申报》1933年5月14日;《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0-123页;《为新中国奋斗》,第49-51页。

  [29] 馆藏1933年5月15日埃兹拉致宋庆龄信。

  [30] The Civilized World Against Hitlerism,in Israel’s Messenger, 2 June, 1933, P.7.

  [31] 馆藏宋庆龄1947年7月3日致P.C. Hsieh回信底稿。

  [32] 潘光、王健:《犹太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2010年1月第1版,第117页,潘光采访本-埃利泽记录,1993年6月9日,特拉维夫。

  [33] 宋庆龄1948年4月29日复哈里?希尔信,《宋庆龄书信集》上册,第687-689页。

  [34]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China and Israel, 1948-1998: a fifty year retrospective, edited by Jonathan Goldstein, P9; Judith Ben-Eliezer, Shanghai Lost, Jerusalem Regained, Israe1, 1985, P.348-349; Sun Fo, Nanking, to Judith Hasser, Shanghai, 4 July 1947, Central Zionist Archives, Jerusalem.

  [35] 根据原文译。

  [36] Judith Ben-Eliezer: Shanghai Lost, Jerusalem Regained, Israe1, 1985, P.281, P.349-350.

  [37] 潘光、王健:《犹太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2010年1月第1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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