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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对建立国际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特殊贡献

  [内容提要]

  宋庆龄是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远见的国际主义杰出战士。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在反帝反战的历史大潮中崭露头角,跃登国际舞台,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世界反战反法西斯运动,是著名的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前驱。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是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她遵循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竭力主张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宋庆龄通过抗议纳粹暴行、主持召开远东反战大会、抨击美英等国的绥靖政策和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等工作,赢得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广泛了解、同情和支持,这就为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保盟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一个光辉典范。保盟的成立,标志着以宋庆龄为核心和灵魂的特殊形式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困难的时期,以无畏的气概和创新的精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而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反帝大同盟 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 远东反战大会 绥靖政策 保卫中国同盟

  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就积极参加并参与领导国际反战反法西斯运动,是著名的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前驱。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宋庆龄又竭力主张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建立国际反日统一,并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特殊而卓越的贡献。

  一、跃登国际舞台参与领导世界反战反法西斯运动

  宋庆龄是具有世界眼光、时代远见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伟大女性。她的国际主义思想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宋庆龄在早年追随孙中山征讨军阀及与共产党合作进行第一次大革命的过程中,就萌发了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妇女和民族解放的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于1927年8月出访莫斯科,后又去了德国。在苏联期间,她通过参观访问、实地考察,不仅感受到了“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诞生”[①],而且看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国际主义风貌。她曾多次向苏联人民发出致敬函电,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并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和苏联工人阶级“将继续并肩作战,打垮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②]这表明宋庆龄的革命思想有了迅速发展,认识到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国际主义真理。

  在国际主义思想指导下,宋庆龄在访苏和旅欧期间,就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发起并参与领导反帝反战运动。1927年冬,宋庆龄与世界著名人士爱因斯坦(德国)、高尔基(苏联)、罗曼·罗兰(法国)、巴比塞(法国)、辛克莱(美国)和尼赫鲁(印度)等共同发起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简称反帝大同盟)。12月10日,反帝大同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成立大会,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是日,宋庆龄致电会议表示热烈祝贺,对因故未能参加会议表示十分遗憾,希望大会支持中国革命。并指出:“中国革命是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堡垒的关键,是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在电文中还向大会“提出三大要求:一是将世界人民组织起来,呼吁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撤军;二是呼吁废除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三是向全世界揭露中国反动政府的血腥暴行和帝国主义走狗的本质。”[③]1929年8月,反帝大同盟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第二次大会,宋庆龄因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未能参加,但仍被大会推选为名誉主席。

  为了进一步制止日益增长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1932年春,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等在反帝大同盟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国际反战委员会,并于8月27日至29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大会,来自25个国家的不同政党和劳动团体的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宋庆龄被选为大会筹备委员,后因忙于营救国际主义战士牛兰夫妇未能出席大会,但仍被大会选为名誉主席。

  1933年1月,纳粹党首领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自此,纳粹党大肆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并竭力扩军备战,对外以夺取世界霸权为最终目标,对内进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疯狂地逮捕和虐杀广大工人及其领袖和知识分子,把德国人民推入了中世纪式黑暗的深渊。

  宋庆龄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无比愤怒。1933年5月13日,发表了由她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起草的《对德国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抗议书》,并于是日上午,和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这份抗议书。抗议书首先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④]接着在列举德国法西斯残酷迫害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种种令人发指的事实后,大义凛然地表示:“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的事实”。并说:“我们抗议这些对付德国无产阶级与进步思想家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因为这摧残了德国的社会、学术和文化生活。”[⑤]宋庆龄抗议纳粹暴行,声援德国人民反对法西斯统治的正义行动,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展。

  1933年6月,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巴黎成立,罗曼·罗兰为名誉总裁,巴比塞为主席,宋庆龄被选为副主席。在此之前,即是年春宋庆龄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介绍,加入共产国际。[⑥]1936年7月,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鉴于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共和国,决定将于9月10日在巴黎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援助西班牙和声援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群众运动问题,并通知宋庆龄参加。宋庆龄是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副主席,应该出席会议。但是,她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不能自由行动,出国极为困难。于是,宋庆龄经与中共地下党商量后,决定以她的名义委派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组书记的钱俊瑞前往巴黎参加会议。钱俊瑞启程前,宋庆龄约他到寓所谈了两次,请钱代表她向大会呼吁“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还要反对日本军阀财阀的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是凶恶的侵略者、压迫者。”同时还要反对“残暴的蒋介石法西斯主义”。总之“要说明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同欧洲各国人民的斗争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休戚相关。全世界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法西斯,反对压迫和剥削,挣脱自己的奴隶地位。”[⑦]9月10日,钱俊瑞代表宋庆龄在巴黎参加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并遵照她的指示和教诲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次扩大会议的两位主持人,即罗曼·罗兰和著名科学家郎之万在会上多次赞扬宋庆龄对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罗曼·罗兰以富有诗意的语言,热情洋溢地说:“你们以为我们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鲜艳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⑧]

  上述事实表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宋庆龄在世界反帝反战的历史大潮中崭露头角,跃登国际舞台,不仅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英勇战士和站在反法西斯斗争前列的雄狮,而且是享有盛名的国际反战反法西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正如王安娜所说:“各种国籍,各个阶层的人都把她(宋庆龄)当作为和平与社会正义而战的先驱者。”[⑨]

  二、高举反战旗帜主持远东反战大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所挑起的,而日本法西斯则是发动侵略的急先锋。1931年秋,日本策划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次年1月,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当时宋庆龄曾以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名义向世界进步人士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声援中国的反侵略斗争。这个呼吁得到热烈响应,特别是反帝大同盟总部发表了一个宣言,痛斥日本的侵略罪行,号召各国反帝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人民。1932年8月,国际反战委员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大会,专门讨论如何组织起来为反对迫在眉睫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大会结束后,世界许多国家都接连举行了反对侵略战争的大会。上海召开的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简称远东反战大会)就是其中的一个。

  远东反战大会是共产国际倡议召开的。1932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听取并赞同由缪岑贝格递交的关于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的信。会议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反战委员会具体拟订这个问题。[⑩]11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听取了贝拉?库恩关于给远东反战大会指示的建议。决定:“中国、日本、朝鲜和‘满洲’的代表应该参加上海的大会”。[11]对远东反战大会的指示明确规定了这次大会的形式、性质、主题、口号、策略、及代表的组成和经费开支等。为了使会议按其性质成为非共产主义的群众性活动,指示特别强调“召开会议的动议将由国际[反战]委员会[巴黎]以发号召书的方式提出”。[12]

  12月21日至24日,在巴黎举行了国际反战委员会执行局扩大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问题,决定派巴比塞率领代表团前来中国调查日本侵略罪行,同时通过了将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会议的决议。

  1933年1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并抄送共产国际代表,通报了巴黎会议的情况和所作的决议,并正式通知远东反战大会“筹委会领导人是宋庆龄”。[13]

  根据共产国际的意图,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宋庆龄筹备远东反战会议。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江苏省委与宋庆龄协商后决定由宋庆龄公开出面筹备,具体工作则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主持。1933年6月18日,宋庆龄被正式推选为上海各界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及远东反战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

  为了动员国内外反帝反战的人们积极支持与参加这次大会,宋庆龄于8月6日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筹委会主席名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声明首先指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加深,各国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这些矛盾冲突正把世界迅速导向新的战争火焰中去”。[14]接着列举了资本主义世界狂热地扩军备战,奔走于缔结同盟,特别是在德国,法西斯已夺取了政权,而远东的日本侵占了中国广大的土地,还在长驱直入,企图在瓜分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竞争中,抢在各帝国主义者的前面。同时,日本一心一意地在它夺取的中国领土上扩军备战,计划进攻苏联等等事实,并由此得出结论:“这一切把人类投向战争、死亡和毁灭的活动,正是当前时局的特点。”[15]声明呼吁“把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苦大众的战斗力量组织起来,惟有他们才能使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计划归于无效。惟有全世界的人民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16]并表示热忱地欢迎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和团体都派遣代表出席“九月份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17]

  宋庆龄的这篇声明深刻而精辟地阐明了反帝反战大会的正义性和紧迫性,以及建立国际反战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很大的震憾力和感召力,对动员人们参加和支持远东反战大会起了重要作用。

  8月18日,宋庆龄以不畏艰险的革命魄力,蔑视国民党不许外国代表登陆的禁令,亲自到码头并上船迎接来沪的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代表团一行4人,领队是英国工党议员马莱勋爵,团员是法共党员、《人道报》主编伐扬??古久烈,比利时共产党人马尔度,英国人哈密尔敦。巴塞尔因病未能来沪。

  1933年月9日30,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原定中外代表800名,由于反动当局阻挠,只到了65人,其中来自国外的除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的4名成员外,还有法国共产党人雅克?多里奥、法国社会党人布比,《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也作为外国代表与会。代表们推选马莱、古久烈、马尔度、宋庆龄及东北义勇军代表、苏区代表、上海工人代表等9人为主席团,宋庆龄任执行主席。还推选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法国)、高尔基和伏罗希洛夫(苏联)、台尔曼和托尔格勒尔(德国)、工人阶级老战士汤姆?曼(英国)、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片山潜(日本)、朱德和毛泽东等为名誉主席团。[18]

  宋庆龄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大会听取马莱作的关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报告痛斥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法西斯猖獗。宋庆龄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在演说中,她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中国和世界局势;论述了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阶级根源;阐明了战争与革命以及她对各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所抱的态度。她说,当前时代的特点是:“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混乱中,越陷越深。”[19]并指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20]演说在谈到对待各种不同性质的战争的态度时,宋庆龄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21]因为“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22]演说还颇有预见地警告世界人民:爆发世界大战已为期不远了。她说:“我不想笼统地、全面地讲那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可以说,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23]演说最后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并强烈呼吁“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24]宋庆龄的演说,对动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去具有很大的意义。

  经过热烈讨论,会议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的宣言》、《反对白色恐怖抗议书》、《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抗议书》、《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进攻红军的抗议书》等等。会议还宣布正式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短短一天的秘密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宋庆龄主持的远东反战大会,不仅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和促进远东反战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是共产国际实行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以及全面抗战爆发前宋庆龄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与世界人民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结合起来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三、抨击美英等国的绥靖政策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又不断制造事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于1937年7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中国各族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开展了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气吞山河的瑰丽篇章。

  但是,美英等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私的帝国主义目的,对日本的侵略扩张,一直采取“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即实行纵虎为患的绥靖主义,在很长时间里根本不认识不承认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从而不仅大大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而且严重影响了国际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宋庆龄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西方国家的错误态度,她在对外宣传中严厉地揭露和批评了这种绥靖政策。九一八后,宋庆龄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能向中国进攻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得到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帮助,他们都瓜分中国。”[25]随着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宋庆龄又于1935年1月,再次尖锐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正在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26]

  1937年7月,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这时,西方国家仍不敢公开谴责日本为侵略国。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英国率先提出在上海设立“中立区”的建议,以示其保持“中立”和“不干涉”立场。美国虽然宣布禁止美国政府所辖船只向中日两国运送武器,但事实上这项禁运武器的法令对日本毫无约束力,受害的只是中国一方。因为日本可以通过1911年签订的“日美航海条约”这个渠道,依然从美国得到大量战略物资。

  面对这种情况,宋庆龄无比愤慨,曾多次直率而尖锐地批评了英美政府。1937年9月17日,她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指责英国政府说:日本“对华侵略的战争已经进行两个月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你们积极援助我们以阻止法西斯侵略者的明白表示,这是很为遗憾的。”[27]文中还抨击了九一八以来,由于英国奉行绥靖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指出这种政策“大大地鼓励了而且在客观上还帮助了日本强盗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28]最后,呼吁英国工党“必将在一切行动的场合上竭力支持中华民族壮烈的抗战,以反抗残暴的破坏文化的野蛮主义。”[29]

  宋庆龄还致电美国总工会,呼吁美国工人进行抵制日货活动,并阻止美国军火运往日本。特别是1938年8月23日,她在《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中,列举了美英把军火、原料和技术供给日本的大量事实,认为如果“没有了这些,日本就不能在中国进行它的屠杀。”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他们在“道德上的责任是极重而无法逃避的。”[30]美英所表示的“中立”,不过是“一种伪善”,“一种招牌”,来把这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事实“从国民的良心上掩蔽起来”。[31]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在这个战争中要保持真正的中立,实际上不可能。”[32]

  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实行绥靖政策的顶峰是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1939年,日本由于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美梦的破产,对中国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新方针,并企图通过英美等国压迫国民党向日本投降;英法等国鉴于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欧洲的战争风云日益险恶,更加迫切地希望在远东与日本妥协,企图把欧洲的慕尼黑阴谋搬到亚洲,以牺牲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战,换取日本承认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权益。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劝诱中国同日本“谋和”的逆流。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活动,构成了远东慕尼黑的严重危机。

  在这关系到中国抗战前途和世界人民命运的关键时刻,宋庆龄立即奋起揭露和谴责了国际投降主义者的阴谋活动。1939年7月7日,她在致美国友人的公开信中说:“我要求你们密切注意民主国家中的保守派”,由于他们害怕中国将“赤化”,“期望迅速结束远东的战争”,因而滋长“鼓励‘求和’与停战的空想”。显然这是一种“蠢笨行为”,它只能“助长侵略者的野心”,“破坏民主国家本身在远东的防御力量”,从而“导致我国的最终失败”。[33]随后,宋庆龄又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中进一步揭露了远东慕尼黑阴谋,并重申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她尖锐指出:“国际局势的变化使英美的一些集团的阴谋和希望复活起来了,它们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从而帮助日本“达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国媾和投降”。[34]但中国是任何别的国家所出卖不了的,她庄严宣告:“我们将要与任何这种倾向作斗争”。“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侵略者作战”,直到最后胜利。[35]由于宋庆龄等的揭露和谴责,以及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慕尼黑的悲剧才没有在亚洲重演,中国战场始终巍然屹立,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庆龄在揭露和批评西方绥靖政策的过程中,还大力宣传和阐明了中国抗战的重大国际意义。1937年9月,她在《致英国工党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不仅威胁中国的独立;他们对于所有民主国家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自由,也同样是威胁。”因而“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她郑重宣告:“中华民族的抗战确乎有着国际的意义”。[36]此后,宋庆龄又多次重申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不仅为着中国的解放而斗争,而且也为着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37]

  在法西斯日益猖獗,欧洲战争爆发的前后,宋庆龄从世界风云的全局出发,不断强调西欧和远东反法西斯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她指出:“日本强盗在东方,德意法西斯蒂在西欧,都已经充分地表曝了他们的企图和手段。”[38]这个事实表明,当今世界的特点是:“和平与民主势力对战争与法西斯势力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的生死斗争”。[39]而“中国的民族抗战,是为保卫全世界的民主而战,它确实是民主国家与民主的敌人之间世界范围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40]这就是说,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宋庆龄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不仅重申中国是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而且强调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这年10月,她在《致外国团体的信》中说:“目前法西斯侵略的浪潮已扩展到了欧洲”,但“远东前线依然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关键地区,它还将被证明是一个决定性意义的地区。”[41]稍后又说:中国抗战的意义不仅限于远东,而且“改变了太平洋两岸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未来的历史,并且使它更加光辉了。”[42]

  总之,在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从历史和未来的高度,尖锐地抨击了美英等西方国家推行的绥靖政策,深刻而精辟地阐明了中国抗战的重大国际意义。这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更加英勇顽强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而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广泛了解、同情和支援,促进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反日阵营的形成,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的完全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四、创建“保盟”特殊形式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形成

  宋庆龄是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宋庆龄不仅高举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帜,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而且还遵循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竭力主张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早在1933年,宋庆龄在远东反战大会上,就提出联合全世界一切愿意积极参加反战斗争的人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光辉思想。1934年4月,宋庆龄在与何香凝等联合发表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又指出:“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日本的劳动民众、朝鲜人等等)作友军;同时,与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的关系。”[43]后来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纪念词》中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尤其要联合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共同制裁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联合日本、朝鲜、台湾各地爱好和平的大众,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44]显然,宋庆龄是竭力主张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建立国际反对日本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导者。

  1937年12月,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乘船离开了已成“孤岛”的上海故土,到达香港。次年春,她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在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协助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她香港的寓所宣布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成立,公开发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保盟的任务是: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同时开展国际宣传。显然,保盟是以宣传抗战,争取外援为宗旨的国际性救济组织。保盟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公开宣称:它的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争取民主的救济”。认为“只有这样办,才能帮助中国人民并帮助你们自己。”[45]

  宋庆龄在创建保盟时,以其政治远见和博大胸怀邀请国共两党政要和中外著名人士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或担任重要职务。保盟最初成立时,由宋庆龄、廖承志、廖梦醒、港英政府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和稍后来港的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等任中央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克拉克、廖梦醒分别担任名誉秘书和秘书,法朗士、邓文钊分别担任名誉司库和司库,英国人约翰?利宁和爱泼斯坦相继负责国际宣传工作。先后参加保盟工作的还有美国友好人士耿丽淑,法国友好人士王安娜,香港首富何东爵的女儿何艾龄、何依华,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的次女柳无垢,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以及邹韬奋、金仲华、陈翰笙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宋子文宣布退出保盟,宋庆龄筹建了由中外支持者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同时为了扩大保盟的影响,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宋庆龄邀请了一批中外知名人士为保盟荣誉会员。国内方面有孙科、何香凝、冯玉祥和茅盾;‘国际方面有美国女权运动领导人爱德华????????????C??卡特,美国《时代》、《生活》杂志主编兼发行人亨利?????卢斯的夫人克莱尔??布什,美籍华人作家路易斯,美国著名歌唱家、黑人领袖罗?罗伯逊,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46]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庆龄的崇高精神、伟大人格和正义呼声的感召下,各国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士也对保盟表示同情和支持。其中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和夫人,英国工党领袖曾在邱吉尔战时内阁任大臣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夫妇,香港总督罗富国、杨慕琦,以及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等上层人士,还有一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直接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支援抗日工作。

  从保盟成员的组成、荣誉会员以及支持者来看,它既具有广泛性,又具有国际性,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的一个光辉典范。总之,保盟突破了西方“绥靖主义”的怪圈,架起了国际主义的友谊桥梁,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使两者休戚相关,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因而保盟的成立,标志着以宋庆龄为核心和灵魂的特殊形式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此后,宋庆龄领导保盟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旗帜,始终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呕心沥血,竭智尽力地着重做了如下工作:

  1、向全世界人民传播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实况。保盟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先后出版了以《保盟通讯》为主的20多种宣传品,向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介绍中国抗战的真相和困难,呼吁并指导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援助工作。由于这些宣传品,特别是《保盟通讯》具有举世公认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因而赢得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信任和欢迎,为争取各国朋友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支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动员世界人民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中国抗战。保盟的正义呼声,因其出色的宣传,特别是由于宋庆龄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因而很快得到欧美民主国家中许多团体和友好人士的广泛同情和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行动起来组织了100多个各种援华团体。这些援华团体都与保盟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保盟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中国抗战以巨大援助。从保盟成立至1940年2月,各国朋友的捐款就达40余万港币。保盟在1942~1945年,仅拨给国际和平医院、医疗工作、救济河南灾民等的款额就达165.3万美元和2.15亿元法币。除了现金之外,还有大量的捐赠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日前线。此外,世界各地的华侨也通过保盟给抗战以极大的支援。保盟还在香港举行义卖、义演、义映等一系列筹款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雪中送炭”。宋庆龄公开宣布:保盟的救济方针是“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47]根据这个方针,她把援助的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上。这种援助是全方位的,也是巨大的。保盟不仅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以国际和平医院为核心的医疗救济体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医生、护士、药济师等医务人员,并且把募集到的大批药品、医疗设备、保健食品、毛毯被服等,通过多种渠道,克服艰难险阻,越过千山万水,分送给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香港3年半时间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人民约送出了120多吨各种医药救济物资,平均月要送出3吨左右。这些援助被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交口赞誉为“雪中送炭”。

  4、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对人民抗战事业的支援,除了“输血”之外,还提供“造血”功能,这就是大力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组织战争灾民与失业工人开办小型工厂、作坊、合作社等,开展生产自救,支援前方抗战。工合运动一开始,宋庆龄就向世界人民宣传工合,呼吁给予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她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并担任名誉主席。该会成立后,立即开展广泛的国际活动,美国、英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都成立了援助中国“工合”的促进委员会,竭力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筹集资金和物资。同时保盟还在香港举办嘉年华会和一碗饭运动等活动,把筹集到的钱款全部用于发展工合事业。由于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大力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合事业不仅安然渡过难关,并且得到生机勃勃的发展,这就大大加强了八路军、新四军持久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物质力量。

  总之,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困难的时期,以无畏的气概和创新的精神,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光耀千秋的特殊而卓越的贡献。宋庆龄不愧是救亡女杰,民族脊梁。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不愧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

  [①]《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54页。

  [②]《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9页。

  [③]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385-386页。

  [④]《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0页。

  [⑤]《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3页。

  [⑥]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第520页。

  [⑦]钱俊瑞:《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1日。

  [⑧]钱俊瑞:《痛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1日。

  [⑨]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5月版,第167页。

  [⑩]《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1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29页。

  [1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30页。

  [1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三卷,第295页。

  [14]《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6页。

  [15]《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7页。

  [16]《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8页。

  [17]《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29页。

  [18]引自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16页。

  [19]《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0页。

  [20]《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1页。

  [21]《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7页。

  [22]《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5页。

  [23]《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0页。

  [24]《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38页。

  [25]《宋庆龄选集》上卷,第99页。

  [26]《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45页。

  [27]《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3页。

  [28]《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0页。

  [29]《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4页。

  [30]《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43页。

  [31]《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42-243页。

  [32]《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45页。

  [33]《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2-283页。

  [34]《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4页。

  [35]《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45页。

  [36]《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02-203页。

  [37]《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70页。

  [38]《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22页。

  [39]《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65页。

  [40]《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3页。

  [41]《宋庆龄选集》上卷,第289页。

  [42]《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08页。

  [43]《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43页。

  [44]《宋庆龄选集》上卷,第154页。

  [45]《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8页。

  [46]杜淑贞主编:《中国福利会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79页。

  [47]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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