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14日，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抗战胜利后，1946年二月，宋庆龄将其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新中国诞生后，宋庆龄又于1950年8月将其改名为中国福利会。

　　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同一个机构，不同的名称。而这三个不同的名称，分别与那不同的历史年代紧密相关。三个不同的名称，标志着同一机构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中，不同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重点。三个阶段中，时间最长的是中国福利会。三个阶段中，工作内容和工作重点变化最大的也是中国福利会。

　　一、“China Welfare Institute”蕴含了宋庆龄深刻的寓意

　　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更名为中国福利会，英文名称为“China Welfare Institute”。此名称是由宋庆龄亲自选定的。

　　宋庆龄将“China Welfare Institute”作为中国福利会的机构名称，经过了深思熟虑，体现了她对这一机构的基本构想。其中，最突出、最明显的就是将其确定为一个研究机构。1950年7月，宋庆龄在致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信中说：

　　亲爱的委员们：

　　经周密的考虑和协商，我已采取行政决定，正式将我们组织的名称改为中国福利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持此向你们通报。

　　改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研究机构”（Institut）这个字体现了我们组织的最终目的。这就是，我们要体现我们是从事母亲儿童文化福利工作的权威机构。

　　选用这一名称的另一原因是为在国际上，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这一名称将大大加强我们的价值。用“研究机构”这个字作为名称，将引起外国朋友的研究兴趣和尊敬，而不是把我们看成一个主要进行宣传的组织。由此，我们发表的新闻和报道亦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更容易被接受。

你的非常诚挚的

　　宋庆龄

　　一九五O年七月①

　　1950年7月25日，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寓所，主持召开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的问题，一致通过了《中国福利会章程》。

　　《中国福利会章程》②规定：“本会定名为中国福利会”，“本会宗旨在于为了中国人民之需要，在福利方面从事实验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工作范围是儿童妇女福利工作、儿童文化工作和国际宣传工作。

　　宋庆龄于1950年11月18日，在《新中国的信息》③一文中明确写道：“中国福利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中国福利会将集中力量来做工、农、兵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在医药卫生和文化教育方面起示范性、实验性的作用。”“随着时间进展，中国福利会并将从事科学研究。”“总括来说，中国福利会所有一切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把我们经验所得结果，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出去，为人民服务。”接着，她在给新闻界的信中强调说明：“随着名称的改变，我会的基本特点亦将有所改变，它将在中国福利会的旗帜下，担负起永久性的任务，专门致力于妇女和儿童的医药福利和文化工作。并通过实验和示范的手段，促进它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将推广给中国从事同样工作的政府（机构）和人民团体。”④

　　1950年8月1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改称中国福利会，迁至上海常熟路157号办公。

　　1950年5月29日，来庆龄在写给耿丽淑的信中说：“由于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胜利，有关救济与福利工作的整个情况在物质上已经有所改变。过去，中国人民总是处于‘受援者’的地位。现在胜利以后，我们能够从物质上与精神上都处于‘捐赠者’的地位，特别在被压迫国家的进步势力中间尤其如此……会上不断提到的另一点是对中国福利基金会及其以往成绩的肯定。人们一再提到我们历时十二年的历史。它显示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团体，如何在受到压迫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并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国福利基金会由此而成了今日中国的头号福利团体，并对今后大量的领导工作，尤其是在福利领域，负有责任。实际上我们已在妇幼福利与儿童文化领域受命进行了试验性的领导工作和建立了示范项目。我们还要在这些领域的工作中带头提高技术，并将我们调查与试验的结果宣扬到全国去。”⑤

　　早在1950年6月20日宋庆龄在给顾锦心的信中说：“几周之内，我们的主要办事处将搬到常熟路（原善钟路）的一幢有四十个房间的现代化公寓楼内。有更多的房间来开展我们的工作，我们这个机构将更具规模。由于不再要求‘基金’，‘基金会’这个名称已不适用，我们的机构将改名为中国福利会。”6

　　关于机构的定位，宋庆龄在1951年4月13日致西摩夫人的信中再次强调：“从这封信的上端你能够看见，过去的保卫中国同盟现在已成了一个研究机构。全体工作人员现在几乎有250人，我们正在妇女和儿童的福利和文化领域从事示范性和试验性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成果被广泛地推广到全国，以使每一个人能从我们的经验中受益。”7

　　1952年二月24日，宋庆龄在致赛特夫人的信中指出：“The China Welfare Institute（中国福利会）——专门从事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福利和教育工作的机构”8

　　中国福利会这一名称的确定，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领域从此开始。

　　一、“China Welfare Institute”宋庆龄创办的独特机构

　　（一）一个由多个实体组成，自成体系的人民团体

　　中国福利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主要在于它有一系列为妇女儿童提供服务的实体单位。这些单位门类繁多，却自成体系，都由宋庆龄亲自创办。

　　新中国建立后，宋庆龄本着解决急需，着眼未来的原则，开拓新的工作领域，确定重点服务对象。同时，她创办了诸多新型的为妇女儿童服务机构，开创了若干第一。

　　宋庆龄首先选择了产科这一领域，因为它关系着母婴两条生命。建国之初，绝大多数劳动妇女几乎没有进医院分娩的机会，因难产而死亡，成为危及广大劳动妇女生命的头号杀手。因而，宋庆龄首先选择了这一领域，全心全意提供援助。今天，享有盛名，每年接生五千多新生儿，造福母亲和儿童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就是宋庆龄1951年用自己获得的斯大林和平奖金10万卢布建造的，其前身是宋庆龄特意为贫苦妇女创办的妇幼保健站。

　　1950年6月，遵照宋庆龄的指示，以设立在胶州路725号第一儿童福利站为基地，将三所儿童福利站保健室集中起来，创建了妇幼保健站。工作人员到当时工人集中居住的梅芳里。药水弄等棚户区，上门访视产妇病儿，发送奶粉、鱼肝油等营养品，积极主动地开展妇幼保健工作。7月，和上海纱厂工会在陕西北路1574号合办了沪西妇幼保健站，服务对象很快从三万多人增加到7．5万多人。10月，又创办了胶州路保健站和澳门路女工妇幼保健站。

　　医务人员深人工厂和棚户区，为产妇和婴儿服务。他们甚至还到停泊在苏州河上的舢板中，跪着为产妇接生。根据客观迫切需要和宋庆龄的指示，1952年3月8日，中国福利会决定在沪西长寿路170号建立一所妇幼保健院，正式开设对外门诊。保健院建院之初，医疗条件较差，1952年下半年，保健院接产878例，产妇死亡11人，死亡率高达12．5％。经过12个月的努力，1954年保健院首次创造了孕产妇死亡率为零的好成绩。

　　今天，已经被广泛享受的女职工福利，当年是由中国福利会的医务人员首先提倡的。中国福利会的医务人员们通过深人棉纺织厂调查，根据广大纺织女工的身体现状和调查数据，提出了保障女工三期（经期、孕期、产期）健康和卫生的若干条例，请求工厂和工会考虑执行。同样，创办于1949年的托儿所，最早是因为上海解放初期，宋庆龄看到一些女干部和女职工忙于工作，难以照顾子女，为了帮助她们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而决定创办的。当时主要招收革命军人、机关干部、职业妇女和工人的子女。1950年11月，按照宋庆龄的意愿，中国福利会又创办了一所婴儿托儿所，收托三至十八个月的婴儿，收托对象是劳动模范、机关干部和军烈属的子女。以后，婴托所成为托儿所，托儿所改为幼儿园。1950年8月之后，宋庆龄又创办了儿童时代社、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儿童艺术剧场，使中国福利会成为一个自成体系，有一系列为妇女和儿童服务的事业实体和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特的机构。

　　（二）一个研究、实验、示范、推广的基地

　　中国福利会最突出的一点，即它是一个研究型的机构。这一点，宋庆龄早在为它命名时就已明确了。

　　因为是一个研究机构，所以，她分别在妇女儿童范围内不同的领域，开创了一系列的试验基地。

　　因为是一个研究机构，所以她聘请了第一流的专家担任各单位的负责人：如江兆菊、张佩珠、金仲华、陈翰名爱泼斯坦、陈维博、任德耀、陈善明等。

　　因为是一个研究机构；所以她开辟了一系列新的服务领域和服务项目。

　　因为是一个研究机构，所以宋庆龄要求中国福利会下属各单位都要经常总结经验，要开展科学研究，要动笔写科研论文。

　　1956年12月12日，她在致路易·艾黎的信中说：“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工作正在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将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机构专门致力于此。由中国福利会在高技术水平上来从事这项工作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多么想让我们工作能完全符合‘研究机构’这个名称。你可以想象，建立这一项目不是一桩简单的事。它对我们，对中国来说是全新的，而且是复杂的。这不是几个星期的问题，因为，准备工作就要从世界各地收集很多资料，加以研究、筛选，联系中国的条件和需要，讨论出一个中国福利会的长期计划。”9

　　这以后，从1959年2月15日至1962年8月，她共写了14封信，专门谈中国福利会的科学研究工作。仅在1959年就给李云写了三封谈科学研究的信。1960年1月26日，她又写信致中国福利会同志们，再次强调了科学研究与“示范性、实验性”的关系，强调了在庆祝建会二十周年时，光是“示范性、实验性”的目标显然不够了，要增加科学研究这一目标。“我的意见是，这一切思想应该是反映在我们三年规划中的基本思想。因此我希望：虽然规划已经很好，但是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更大胆一些。我希望这一规划能够为中国福利会逐步地变成一个主要是科学研究机构打下基础。”10

　　1961年她写了5封信，谈科研工作。其中一封致李云的信，从严格意义而言，是一封非常严厉的批评信。信中说：“科学研究工作要抓紧。保健院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主要是外面的压力大，还不是主动地考虑。这是中福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其他大部分单位听说做得不够好，忙于日常工作，非常容易将科学研究工作放在脑后，这是不对的。”“这几年来，我老早提出来，你也提了。但光听到楼梯响，却不见人下来……总之，从领导到下面都没有将科学研究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谓专人负责，恐怕也落空了。现在五月快完，一转眼半年过去。如果不再抓紧，一年也将很快过去的。”11

　　长期以来，中国福利会正是由于坚持了宋庆龄“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的方针，从不仅仅以追求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数量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在为妇女儿童服务的领域里不断研究、实验、示范、推广，不断创新，不断提高，使得中国福利会的事业始终充满生机，始终保持领先。

　　（三）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宋庆龄是一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维护世界和平，致力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是她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国际宣传与友好交往，也是中国福利会的重要工作。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中国福利会成为一个联结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其一，表现为创办了一份对外刊物。在确定中国福利会的工作目标之时，宋庆龄就决定拓展国际宣传工作，准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宣传，特别集中于资本主义国家。其目的在于有效地传达新中国的实际情况。为此，她作出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包括筹备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创办一个象样的月刊等等。

　　1950年8月宋庆龄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再次强调：“国际形势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宣传阵地来反击美国侵略者。我希望你会批准我们前些时送给你的国际宣传计划。”12

　　1951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宋庆龄找了刚回国的国际问题专家陈翰蛮，又找了曾有国际宣传经验的老朋友金仲华和爱泼斯坦为主要筹备力量，研究制定刊名和杂志方针、对象等重大问题，并亲自选定了刊物名称为《Th China Reconstructs》，还从美国邀请耿丽淑负责发行推广工作。

　　宋庆龄从1950年到1981年逝世的31年间，一直重视国际宣传，尤其是对《The China Reconstructs》这份具有7种文字，8个版本的杂志更是倾注了心血。从创办刊物到改进工作，从杂志方针到对外发行，她写下的有关文章和信件有20余篇。多年来，她坚持每月以“林泰”的名义，将《The China Reconstructs》杂志寄给国外的朋友，以扩大杂志的影响。她坚持从人民团体的角度，以民间的渠道，用新中国真实的建设发展进程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实际状况，如实向国外宣传报道，坚持以事实说话。

　　其二，拥有一批外国专家。中国福利会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面向国际的机构，主要表现在核心领导人物中有外籍人士，同时，与国际友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络。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福利会的机构内仍聘请了一批外国专家，如中国福利会顾问谭宁邦，学前教育顾问耿丽淑，还有《中国建设》的执行编辑爱泼斯坦，他的夫人邱沫莉以及其他专家。此外，一批国际友人如马海德、米勒、路易·艾黎、王安娜等始终与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福利会与国际社会始终有信息沟通，有交往渠道，并将中国与世界有机地联结在一起。

　　其三，是外事接待单位。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宋庆龄，经常邀请国家元首及他们的夫人参观中国福利会的各个机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托儿所、幼儿园、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等都是定点的外事接待单位，接待过世界各国元首和国际知名人士。至今，宋庆龄钟爱的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依然是民间友好交往的“小大使”，每年出国演出，在全世界播撒友好的种子。几十年来，中国福利会所属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机构以自己的工作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政府对妇女儿童事业的关怀，反映了新中国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也反映了新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事实上，中国福利会已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

　　三、“China Welfare Institute”反映了宋庆龄的风格

　　自1950年8月至1981年5月，宋庆龄亲自领导中国福利会31年。从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时期创办一系列单位的指导思想以及对中国福利会的方针和各项要求中，充分展现了宋庆龄的风格。主要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体现出她毕生的追求与理想。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革命伴侣，更是孙中山思想的追随者、捍卫者。宋庆龄的一生，都在为维护国家的自由、平等和人民幸福而奋斗。如果说，她在1938年创办保盟是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同法西斯作斗争，那么，从1946年到1949年她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为赢得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在1950年后，她领导中国福利会所作的奋斗，也同样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基本合法权益而斗争。三个不同阶段，从事的是同样的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谋求人民的福利工作。

　　宋庆龄在给海伦·福斯特·斯诺的信中说：“尽管我为参与了那个岁月的斗争而感到自豪，但我必须说，我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令我感到更加愉悦。”她把争取新中国的诞生称之为“第一次战斗”，把建设新中国称之为“第二次战斗”。她说：“只有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激动人心的事物及其未来，才是我现在所热切关注的。”

　　假如，解放前宋庆龄是从大的空间和领域为维权而作争斗，而在新中国诞生后，她所作的努力则更加细致和具体。

　　其二，体现出她的高瞻远瞩和超前意识。宋庆龄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全国解放后，她作为国家领导人有大量繁忙的国务在身，但是，她通过中国福利会这个机构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由于客观形势起了变化，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承担起了妇女儿童工作的主要职责，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宋庆龄领导中国福利会正是在配合政府部门，发挥特殊优势，尤其是在实验和示范方面起了积极的“Institute”作用。“Institute”，研究什么？研究被忽视、被遗忘、被一时尚无法顾及之处。如：在产科、在计划生育方面、在指导农村的妇幼保健工作方面、在儿童的校外教育、学前教育、儿童早期营养、优生优育等方面起到实验、示范等作用。

　　事实证明，中国福利会的工作既不重复政府和其他人民团体的工作和作用，又使工作始终保持着蓬勃的生机，特色鲜明，是它得以永久存在的前提。从妇幼保健院——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时代》杂志——儿童艺术剧院——儿童艺术剧场这一自成体系的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机构特色，可以看出，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缔造未来，是宋庆龄非常重要的思想。中国福利会是宋庆龄缔造未来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实践基地。

　　宋庆龄强调，缔造未来的工作应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在物质上，要做好妇女儿童的保健工作。她说：“要有强健的民族，先从母亲及儿童福利着手。”14“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她创办妇幼保健院、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等等，都是站在缔造未来这一高度，从优生优育抓起，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利的条件。在精神上，宋庆龄强调加强对儿童的思想教育。她说：“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儿童，就是要用很多的精力去培养、教育儿童。……要细心地教育他们，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就正确地形成观念、行为和性格的基础。教给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工作，并且让他们获得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16她认为，同物质条件相比，“重要得多的是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把个人的前途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要使他们具有正确的世界观，确立明辨是和非、正义和非正义、真理和谬误的标准。”17因而，宋庆龄亲自创办儿童剧院、儿童剧场、儿童时代杂志，同时，呼吁文学作家、艺术家有责任源源不断地供给他们精神食粮。她说：“中国福利会在我国这一伟大事业中，致力于增进妇幼身心健康和发展儿童文化教育的工作。这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下一代健康地成长，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经得住风雨，挑得起重担，而把革命推向最终胜利。这是一项艰巨的、光荣的任务。我们能够在这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中实验、研究、创造，完全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支持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为我们祖国伟大的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18

　　其三，体现出她作为一个伟大女性的特点。细致、务实、注重行动是宋庆龄作为一个伟大女性的鲜明特点。

　　细致。早在战争年代，她就悉心关心前线的女战士，为她们送去粉红色的婴儿包。新中国诞生之初，她又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致体谅职业妇女，女干部、女战士、女工们无法照顾子女的困难，创办了寄宿制的婴托所、托儿所、幼儿园。她拿出自己所获得的斯大林和平奖金的全部，共计10万卢布，用于建立妇幼保健院，挽救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她关心着少年儿童的课余生活和精神食粮，创办儿童剧院、儿童剧场、儿童时代杂志和少年宫，帮助他们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发展。

　　务实。宋庆龄身为国家领导人，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从缔造未来的高度着眼，脚踏实地，从创办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服务性机构做起，为母亲儿童解决实际困难。她关心中国福利会各单位的工作方针、业务质量，关心干部的配备和事业发展经费，抓得实在、具体。她亲自到托儿所、幼儿园检查工作，事先从不打招呼，直奔厕所、厨房查看卫生现状。她为儿童艺术剧院的演职员们聘请第一流的老师教授文化和专业课程，她还亲自为《儿童时代》和《The China Reconstructs》撰写文章。

　　注重行动。宋庆龄在1950年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China Welfare Institute”时，就决心在妇女儿童保健、文化教育领域开展“实验性、示范性”工作。她以31年的时间，一桩一件地工作，按计划和目标付诸行动。在中国福利会这个实验田里，到处是宋庆龄辛勤耕耘的印迹。

　　宋庆龄直到生命垂危之时，还惦记着快要过“六一”节的少年儿童们。她在病榻上为《儿童时代》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愿小树苗健康成长”。

　　在宋庆龄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她的秘书杜述周出示了珍藏的宋庆龄亲笔书写的两张字条：一张是宋庆龄抄录的毛主席的一首诗词：“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另一张字条上，她写道：“人生在世只不过一次。所以，任何一件好事，我可以效劳的，任何的举动，可以使我不论向什么人表示友情的，现在就让我做吧。不要让我再次拖延或者视而不见，因为我不会再过这里了。”

　　这的确是宋庆龄风格的真实写照。

　　宋庆龄与“China Walfare Institute”的贡献，将永远载人人类和平、进步与发展的史册。

　　注释：

　　①《宋庆龄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②摘自中国福利会档案。

　　③《宋庆龄书信集》第255页。

　　④摘自中国福利会档案。

　　⑤《宋庆龄书信集》第279页。

　　⑥《宋庆龄书信集》第306页。

　　⑦《宋庆龄书信集》第383页。

　　⑧《宋庆龄书信集》第412页。

　　⑨《宋庆龄书信集》第519页。

　　⑩《宋庆龄书信集》第580页。

　　11《宋庆龄书信集》第603页。

　　12《宋庆龄书信集》第346页。

　　13（宋庆龄书信集》第562页。

　　14 1950年6月15日为上海首届妇幼卫生展览会题词。

　　15 16摘自1956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17《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03页。

　　18《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67页。